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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焦躁中拼命狂奔，生怕被这个已经丢三落四的时代甩在身后。
在我最初制作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曾深受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的影响。最富成就的人物，扎实生动的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对话就是我对节目的要求。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地，开始不满足了。无论怎样传奇，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一定与你我相干。再说，新闻已经报道过，历史已经评价过，还要你再说一遍？面面俱到地报年谱，又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成功无关。
它们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动瞬间，不是艺术杰作被天价拍卖的屏息时刻，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捱中体味的细微温情，这些才是人性的相通之处，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烁烁真金。
于是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以期找到被采访人与观众的共鸣。当我间到他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在那一晚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同样地，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让我别管她，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
当然，婚外情的危机并不是最大的困境，还有种困境叫“无望”。香港影帝黄秋生演过多年的烂片，他拿不起艺术家的架子，因为有妻子儿女要养活。他只有委屈自己直到大病一场，但心里相信：人生即如一坨屎，也要让上面开出一朵花来！不管片子有多烂，他要演出不烂的角色，终于修成正果。
有时，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困境。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我认识多年或曾经采访过的，如陈天桥、江南春。他们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与惊险，一步跨上纳斯达克的这匹快马，飞扬的股价，高涨的业绩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宠儿。不过，还来不及高兴太久，这匹烈马就使出了顽劣的性子，它的贪婪，喜新厌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自主成长跟不上了，那就并购吧，旧有业务遇瓶颈了，那就得赶快要个新项目，最好大一点的，跟13亿人口能做个乘法。如果失算了呢？如果管理跟不上了呢？那些今天举杯相迎的投资家，明天就会反目为仇。此时还能按自己原有的愿景去规划企业的明天吗？还能真正享受创业时的乐趣吗？也许这些都成为了一种奢侈。这就是成功的困境。
还有一种困境，叫万众瞩目。如陈凯歌，冯小刚，如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当初人们那个捧啊，曾经人们那个损啊，哪里有你辩白的余地了？……比外界压力更难受的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其实，个人的困境往往也属于时代。心灵的空缺，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活的颠簸和感情的摇摆可能属于每一个人。我们的困境如此真实，而我们的欲望又如此强烈，所以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焦躁中拼命狂奔，心事重重，生怕被这个已经丢三落四的时代甩在身后。
在我最初制作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曾深受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的影响。最富成就的人物，扎实生动的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对话就是我对节目的要求。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地，开始不满足了。无论怎样传奇，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一定与你我相干。再说，新闻已经报道过，历史已经评价过，还要你再说一遍？面面俱到地报年谱，又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成功无关。
它们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动瞬间，不是艺术杰作被天价拍卖的屏息时刻，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捱中体味的细微温情，这些才是人性的相通之处，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烁烁真金。
于是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以期找到被采访人与观众的共鸣。当我间到他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在那一晚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同样地，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让我别管她，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
当然，婚外情的危机并不是最大的困境，还有种困境叫“无望”。香港影帝黄秋生演过多年的烂片，他拿不起艺术家的架子，因为有妻子儿女要养活。他只有委屈自己直到大病一场，但心里相信：人生即如一坨屎，也要让上面开出一朵花来！不管片子有多烂，他要演出不烂的角色，终于修成正果。
有时，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困境。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我认识多年或曾经采访过的，如陈天桥、江南春。他们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与惊险，一步跨上纳斯达克的这匹快马，飞扬的股价，高涨的业绩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宠儿。不过，还来不及高兴太久，这匹烈马就使出了顽劣的性子，它的贪婪，喜新厌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自主成长跟不上了，那就并购吧，旧有业务遇瓶颈了，那就得赶快要个新项目，最好大一点的，跟13亿人口能做个乘法。如果失算了呢？如果管理跟不上了呢？那些今天举杯相迎的投资家，明天就会反目为仇。此时还能按自己原有的愿景去规划企业的明天吗？还能真正享受创业时的乐趣吗？也许这些都成为了一种奢侈。这就是成功的困境。
还有一种困境，叫万众瞩目。如陈凯歌，冯小刚，如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当初人们那个捧啊，曾经人们那个损啊，哪里有你辩白的余地了？……比外界压力更难受的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其实，个人的困境往往也属于时代。心灵的空缺，强烈的不安全感，生活的颠簸和感情的摇摆可能属于每一个人。我们的困境如此真实，而我们的欲望又如此强烈，所以整个社会都在一种焦躁中拼命狂奔，心事重重，生怕被这个已经丢三落四的时代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