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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们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若干似是而非的看法。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哪怕是外部环境再不景气，中国也完全可以保持一枝独秀；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包括索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人士有更为大胆的观点，即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还可拉动全球经济实现复苏。
经验主义靠不住
前一种观点很明显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经验产物。不可否认，在过去两次危机中，中国确实保持了较好的抗传染性。表面上看，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外部“防火墙”(如资本账户不开放、金融市场与外部世界隔离等)发挥了隔离作用，使中国一定程度上得以独善其身。
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有两点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并未影响到美欧经济；二是2001年的衰退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太快，只经历了短短两个季度。而且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仅为0.16％，且私人消费依然呈现正增长态势。
一旦中国经济遭遇到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日无一幸免时，经验主义便靠不住了。如果以1978～1998年中国GDP9.85％的平均年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限，则从2008年第三季度9％的增速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已回落到潜在增长率以下；而第四季度6.8％的增速更是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此也使得中国决策层不得不将“保增长”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毋庸讳言，这一次中国经济不但出现了下滑，而且下滑得很厉害，一个明显症状就是2009年国内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显然，欧美经济急转直下、消费需求萎缩是中国出口下滑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7.9％，显著高于第一季度的6.1％，致使整个上半年增长跃升至7，1％。一个大致可接受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触底回升，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逆转，全年实现“保8”目标基本无虞。改革开放30年来，除个别特殊年份外，中国GDP增长率几乎一直在8％以上，即使在亚洲金融风暴这样艰苦的时期也成功实现了“保8”。GDP增长若低于8％，则会有大量失业，影响社会安定，“保8”是无论如何必须坚守的“底线”。
2009年3月份以来，欧美经济复苏“绿芽”不断显现，各国通缩压力持续缓解，全球范围内“去库存化”和“去杠杆化”工作接近完成等因素，特别是欧美通过改革金融体系监管制度、充实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资金，使得企业和民众的信心逐渐从最初的恐慌中稳定下来，基本上可以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2008年下半年金融机构连续倒闭的严重危机了。
鉴于欧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最近两个季度同比依然是负增长，说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率先实现复苏应当问题不大。但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中国经济复苏了，是否必然就会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呢?第二，相比前者也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全球经济未来一年内难以实现复苏，或者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的复苏进程，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将继续高歌猛进，还是会因为失去支撑而跌落云端呢?
全球经济将慢热复苏
以往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主要在于美国国内旺盛的消费力，可以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而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还远不足与美国相提并论。事实上，即便中国加上日本和德国，消费总量也不及美国一个国家。因此，奢望仅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5％左右的中国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无异于让一匹小马去拖动一辆大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来自转移支付。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临时性的转移支付通常不会被理性的居民视为持久收入的增加，而更可能转化为新增储蓄。此外，当前各级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较多使用的手段，不外乎发放消费券、农机和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其短期效果固然有，但可持续性令人怀疑。显然，要想真正使居民敢于消费，还是要回到社保、医保、教育收费、房价等根本问题上来，若这些后顾之忧不得到解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上半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曾长6.2个百分点，这无疑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但一方面，从近期九部委广受争议的“国货优先”文件及外资企业的投诉来看，4万亿元投资中最终能惠及外资的部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于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很难成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力量，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财政透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一系列棘手难题。
从中国的进口构成来看，要想拉动外部经济增长可能有两个途径：一是能源、矿产品等原材料的进口，二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前者的受益方主要是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少数资源国，但从反面效果来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甚至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和海运价格，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复苏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使后者受益的主要是处于东亚价值链体系上中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但在中国出口难以得到切实改善的情况下，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复苏只能是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复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最主要的作用恐怕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积极的外部信号，以提振国内信心。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迟迟无法找到一种自我修复动力，则中国经济复苏不仅不能拉动它们增长，反而自身也可能因为投资、出口后劲不足而重新滑落，复苏进程从V型变成w型。从各方面迹象来看，特别是在欧美各国已宣布不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内全球经济复苏很可能将呈现出一个慢热过程。
寻找内外的修复动力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实现持续经济复苏，最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一国的进口扩张等于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大，由此形成一种正外部性。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或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还都难以赶上中国迅速复苏的步伐。
因此，中国政府也在应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各国继续保持经济刺激的力度；同时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行径，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此外，中国还可从区域和双边层面上，积极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降低对美欧日传统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
此外，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引擎之一的外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负增长2.9个百分点，虽然第二季度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但短期内要想恢复到前几年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还不大可能。缓解出口难，除保持出口退税力度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外，还应当从信贷和行业准人上对中小出口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另外，从上半年出口来看，以往被我们当作包袱急于甩掉的所谓“低附加值产品”，如鞋帽、服装等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反倒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船舶等业在危机中出口大幅滑坡。如果再考虑到上述产业在此次危机中实际发挥的“保就业”作用，今后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会有新的认识。
经验主义靠不住
前一种观点很明显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经验产物。不可否认，在过去两次危机中，中国确实保持了较好的抗传染性。表面上看，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外部“防火墙”(如资本账户不开放、金融市场与外部世界隔离等)发挥了隔离作用，使中国一定程度上得以独善其身。
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有两点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并未影响到美欧经济；二是2001年的衰退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太快，只经历了短短两个季度。而且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仅为0.16％，且私人消费依然呈现正增长态势。
一旦中国经济遭遇到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日无一幸免时，经验主义便靠不住了。如果以1978～1998年中国GDP9.85％的平均年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限，则从2008年第三季度9％的增速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已回落到潜在增长率以下；而第四季度6.8％的增速更是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此也使得中国决策层不得不将“保增长”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毋庸讳言，这一次中国经济不但出现了下滑，而且下滑得很厉害，一个明显症状就是2009年国内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显然，欧美经济急转直下、消费需求萎缩是中国出口下滑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7.9％，显著高于第一季度的6.1％，致使整个上半年增长跃升至7，1％。一个大致可接受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触底回升，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逆转，全年实现“保8”目标基本无虞。改革开放30年来，除个别特殊年份外，中国GDP增长率几乎一直在8％以上，即使在亚洲金融风暴这样艰苦的时期也成功实现了“保8”。GDP增长若低于8％，则会有大量失业，影响社会安定，“保8”是无论如何必须坚守的“底线”。
2009年3月份以来，欧美经济复苏“绿芽”不断显现，各国通缩压力持续缓解，全球范围内“去库存化”和“去杠杆化”工作接近完成等因素，特别是欧美通过改革金融体系监管制度、充实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资金，使得企业和民众的信心逐渐从最初的恐慌中稳定下来，基本上可以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2008年下半年金融机构连续倒闭的严重危机了。
鉴于欧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最近两个季度同比依然是负增长，说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率先实现复苏应当问题不大。但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中国经济复苏了，是否必然就会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呢?第二，相比前者也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全球经济未来一年内难以实现复苏，或者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的复苏进程，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将继续高歌猛进，还是会因为失去支撑而跌落云端呢?
全球经济将慢热复苏
以往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主要在于美国国内旺盛的消费力，可以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而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还远不足与美国相提并论。事实上，即便中国加上日本和德国，消费总量也不及美国一个国家。因此，奢望仅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5％左右的中国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无异于让一匹小马去拖动一辆大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来自转移支付。根据经济学原理，这种临时性的转移支付通常不会被理性的居民视为持久收入的增加，而更可能转化为新增储蓄。此外，当前各级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较多使用的手段，不外乎发放消费券、农机和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其短期效果固然有，但可持续性令人怀疑。显然，要想真正使居民敢于消费，还是要回到社保、医保、教育收费、房价等根本问题上来，若这些后顾之忧不得到解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上半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曾长6.2个百分点，这无疑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但一方面，从近期九部委广受争议的“国货优先”文件及外资企业的投诉来看，4万亿元投资中最终能惠及外资的部分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于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很难成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力量，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财政透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一系列棘手难题。
从中国的进口构成来看，要想拉动外部经济增长可能有两个途径：一是能源、矿产品等原材料的进口，二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前者的受益方主要是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少数资源国，但从反面效果来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甚至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和海运价格，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复苏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使后者受益的主要是处于东亚价值链体系上中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但在中国出口难以得到切实改善的情况下，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复苏只能是无源之水。
中国经济复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最主要的作用恐怕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积极的外部信号，以提振国内信心。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国家迟迟无法找到一种自我修复动力，则中国经济复苏不仅不能拉动它们增长，反而自身也可能因为投资、出口后劲不足而重新滑落，复苏进程从V型变成w型。从各方面迹象来看，特别是在欧美各国已宣布不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内全球经济复苏很可能将呈现出一个慢热过程。
寻找内外的修复动力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实现持续经济复苏，最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复苏，一国的进口扩张等于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大，由此形成一种正外部性。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或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还都难以赶上中国迅速复苏的步伐。
因此，中国政府也在应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呼吁各国继续保持经济刺激的力度；同时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行径，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此外，中国还可从区域和双边层面上，积极推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降低对美欧日传统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
此外，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引擎之一的外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1％，下拉GDP负增长2.9个百分点，虽然第二季度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但短期内要想恢复到前几年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还不大可能。缓解出口难，除保持出口退税力度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性外，还应当从信贷和行业准人上对中小出口企业予以政策倾斜。另外，从上半年出口来看，以往被我们当作包袱急于甩掉的所谓“低附加值产品”，如鞋帽、服装等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反倒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船舶等业在危机中出口大幅滑坡。如果再考虑到上述产业在此次危机中实际发挥的“保就业”作用，今后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发展方向会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