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慈善没有国界，我们近代灾难救援的历史记录中，有我们接受别国慈善救助的记载，也有我国人民将援手伸向国外，解救那些处在危难中人们的纪录。比如，天津1917年7月和1939年夏季发生大洪水之后，大批灾民面临饥饿、疾病、安身的极度威胁，来自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医疗服务、食品和衣物便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一起赶到了。同样是天津，1923年秋，日本关中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地震，东京被大火烧了三分之二，附属的小岛，被罕见的海啸吞没了很多，死伤的人口约达五十万人之多。当时中国人民因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反日浪潮，尚未平息，但天津人民得到这个消息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即召开援救大会，决定对日本人民给予救济，并于9月11日成立日灾救济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表示：“此次日本奇灾，不但在日本国所罕见，即全世界亦所未闻也。救灾恤邻，谊所应尽。”此时，我国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正在天津达仁女校教书，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她带领女校师生每人紧急缝制棉衣一套救济日本灾民。
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坚守的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央带领各级政府负起高度责任，动员一切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救灾、重建。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在抗震和救援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得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藥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国家的援助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到1980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人观念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形势严峻。联合国得知中国的灾情后，决定给中国以援助。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在肯定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也做了很大的保留。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接收到联合国救灾署提供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救灾物资。从拒绝到有条件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并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反响积极热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在之后的抗洪赈灾中，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特别注意到国际援助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外交部转来的各个国家要求援助中国的信息和外交部的意见，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由中国政府出面，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呼吁是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有条件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灾区百姓的生活，对大家无疑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这次国际救灾援助， 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 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 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
在此之前，来自境外的慈善救助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实际上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行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扶轮社决定在全世界实施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慈善项目。该组织在我国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建议国际扶轮社到中国内地来做这件事情，并得到认可，决定向中国内地捐赠一批小儿麻痹症疫苗。1989年年底，云大棉先生为此事专程来北京找阎明复，请阎明复协助把这个好事办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阎明复尽管当时已经被停止了工作，但为了能尽快有效地防治小儿麻痹症，让孩子们远离脊髓灰质炎的危害，欣然接受这位先生的要求，决定把这件好事办好。阎明复了解到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要冷藏在零下18℃，考虑这些疫苗又要从美国和我国香港运来，虽然空中和陆路运输中都有很好的冷藏设备，但由于国际扶轮社的捐赠量很大，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样费时、费力也费钱的运输，显然不是好办法。所以，他建议国际扶轮社在中国内地投资捐建一个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工厂。这样疫苗就可以直接运往需要的地方了。国际扶轮社完全赞同这个建议，那一段时间，阎明复已经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了。他考虑，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只有请卫生部部长帮忙。他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就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把这个情况详详细细对陈敏章同志说了。作为主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部长，陈敏章也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这个时候的阎明复还想着要办这样的好事也颇为感慨，他使劲握着阎明复的手，加重语气说：“阎大哥你放心，不管你今后怎么样，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陈敏章部长很快就安排了这件事，确定了建厂地点，并安排了国际扶轮社对这个项目的实地考察。考察后，国际扶轮社决定捐助1500万美元在我国云南昆明建立一个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生产厂。在陈敏章部长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很快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同时，还捐助了运送这些疫苗的冷藏车。从日后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很好。这个厂子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占了全国需求量的75%，为我们国家防治小儿麻痹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3年，以“慈善”命名的社会公益组织在我国大陆出现以后，类似的交流与合作就很多了。中华慈善总会与各地慈善会几乎都有与国际慈善组织、境外慈善组织、世界跨国企业的合作项目比如，中华慈善总会的“微笑列车项目”“患者药品援助项目”“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活动;再如，贵州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甘肃省慈善总会、湖南省慈善总会等许多地方慈善会与“世界宣明会”“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多年、长期的合作，不但在扶危济困项目的实施，而且在慈善理论、慈善理念的升华、慈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还有，2004年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我国慈善组织跨越印度洋的慈善援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慈善，从来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慈善，如流水、户枢，不腐、不蠹;慈善像涓涓细流，能汇集成江河、湖海。
慈善是小溪，也是大海。
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坚守的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央带领各级政府负起高度责任，动员一切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救灾、重建。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在抗震和救援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得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藥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国家的援助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到1980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人观念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形势严峻。联合国得知中国的灾情后，决定给中国以援助。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在肯定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也做了很大的保留。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接收到联合国救灾署提供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救灾物资。从拒绝到有条件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并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反响积极热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在之后的抗洪赈灾中，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特别注意到国际援助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外交部转来的各个国家要求援助中国的信息和外交部的意见，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由中国政府出面，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呼吁是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有条件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灾区百姓的生活，对大家无疑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这次国际救灾援助， 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 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 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
在此之前，来自境外的慈善救助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实际上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进行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扶轮社决定在全世界实施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慈善项目。该组织在我国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建议国际扶轮社到中国内地来做这件事情，并得到认可，决定向中国内地捐赠一批小儿麻痹症疫苗。1989年年底，云大棉先生为此事专程来北京找阎明复，请阎明复协助把这个好事办好。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阎明复尽管当时已经被停止了工作，但为了能尽快有效地防治小儿麻痹症，让孩子们远离脊髓灰质炎的危害，欣然接受这位先生的要求，决定把这件好事办好。阎明复了解到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要冷藏在零下18℃，考虑这些疫苗又要从美国和我国香港运来，虽然空中和陆路运输中都有很好的冷藏设备，但由于国际扶轮社的捐赠量很大，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样费时、费力也费钱的运输，显然不是好办法。所以，他建议国际扶轮社在中国内地投资捐建一个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工厂。这样疫苗就可以直接运往需要的地方了。国际扶轮社完全赞同这个建议，那一段时间，阎明复已经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了。他考虑，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只有请卫生部部长帮忙。他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就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把这个情况详详细细对陈敏章同志说了。作为主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部长，陈敏章也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这个时候的阎明复还想着要办这样的好事也颇为感慨，他使劲握着阎明复的手，加重语气说：“阎大哥你放心，不管你今后怎么样，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陈敏章部长很快就安排了这件事，确定了建厂地点，并安排了国际扶轮社对这个项目的实地考察。考察后，国际扶轮社决定捐助1500万美元在我国云南昆明建立一个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生产厂。在陈敏章部长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很快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同时，还捐助了运送这些疫苗的冷藏车。从日后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很好。这个厂子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占了全国需求量的75%，为我们国家防治小儿麻痹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3年，以“慈善”命名的社会公益组织在我国大陆出现以后，类似的交流与合作就很多了。中华慈善总会与各地慈善会几乎都有与国际慈善组织、境外慈善组织、世界跨国企业的合作项目比如，中华慈善总会的“微笑列车项目”“患者药品援助项目”“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活动;再如，贵州省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甘肃省慈善总会、湖南省慈善总会等许多地方慈善会与“世界宣明会”“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多年、长期的合作，不但在扶危济困项目的实施，而且在慈善理论、慈善理念的升华、慈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还有，2004年年底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我国慈善组织跨越印度洋的慈善援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慈善，从来都不是封闭、孤立的;慈善，如流水、户枢，不腐、不蠹;慈善像涓涓细流，能汇集成江河、湖海。
慈善是小溪，也是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