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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已走出低谷？
应杨洁篪国务委员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7日至9日访问北京。适逢中秋，令人联想到上半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北京之行，那次到访一度被乐观氛围笼罩，甚至有中国媒体发出“中美关系情人节快乐”的不得体感叹。事实上，中美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访问中公开化，而且克里访华结束后不久，奥巴马便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半年过后，当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外事顧问到来时，很难再会有人对中美关系作新的浪漫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落差是好事，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判断和寄望从来都不应偏离双方关系的实质而流于浮夸和庸俗。
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是好的，但在2014年却跌宕起伏、摩擦不断，两国元首2013年6月“庄园会晤”中达成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经受严峻考验。双方的主要分歧，一在南海、东海等海上问题，二在香港、涉藏等政治问题，三在经贸、气候变化问题，四在人权问题。根源仍在两个大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互不信任。之所以在2014年特别严重，则是因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两者间的落差效应在这一年进一步扩大。
但维系中美关系的两大因素并未停止发挥作用，两大因素一是两国防止彼此关系滑向对抗冲突的底线性思维，二是双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合作。苏珊·赖斯在面见习近平主席时重申，美方“坚定致力于加强美中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杨洁篪会谈时表示，奥巴马特地派她访华是因为他“优先看待美中关系”。这些话应属真诚。当美国对伊拉克极端反叛武装的空袭逐步加强、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较量继续升级、阿富汗局势持续不见好转时，苏珊·赖斯本该出现在以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她却来到北京，这凸显了中美关系在白宫心目中的战略全局意义。不过，“优先看待美中关系”只是中性外交辞令，中方需要持续关注奥巴马政府准备以什么样的行动体现这种“优先”——是在亚太地区优先构筑针对中国的防线，还是优先推动中国参与其中的合作？
目前，奥巴马在国内处境不好，碍于极化政治、固化利益和自身缺陷，其多数改革承诺落空，民众满意指数低下；在国际上遭遇成堆麻烦，被指责处理各种热点问题心不在焉、逃避责任。奥巴马实际上受到左、右两股势力夹击，正在同新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两线作战。离任期结束仅剩两年多一点时间，奥巴马需要加紧积累足以留作“遗产”的政绩，对外、对华加强协调合作的需求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华盛顿自知无力在世界上包揽一切，支付不起同中国全面对抗和冲突的代价，虽不愿跟着中方步调起舞，但也绝无意制造一个终将祸及其自身战略利益的恶劣的中美关系。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确立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共处、建设性合作的新范式，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需要，符合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根本共同利益。有理由相信苏珊·赖斯对北京的访问将成为2014年中美关系实现“U”型回升的一个标志。再不实现这样的回升，两国元首定于11月初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APEC）北京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将不会拥有足够的时间和氛围讨论中美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正面事宜。
中美摩擦多发期终结？
中美关系随着赖斯的访华而转暖、回升并不意味着自2013年年底以来开始的中美新一轮矛盾和摩擦多发期就将结束。触发这一轮“多发期”的战略因素深刻而长远，两国在东亚海上战略利益的摩擦和冲突是彼此关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中最重大、最根本的一个。
当中国加速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同时发生时，中美关系可能已进入一个合作与摩擦共生、协调与较量并行、共识与分歧缠绕的“新范式”、“新常态”，过去那种以高层互访为契机，靠政策和舆论调控就能营造出来的“蜜月期”难以再现。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新范式”、“新常态”未尝不可被理解为中美关系已走出了大起大落的魔咒。只要双方都保持平常心，共同努力防止正面议程被负面议程拖延、打乱、中断，中美关系就可以适应“新范式”、“新常态”而更趋成熟。
就在苏珊·赖斯访华前不久，中美两军在南海上空上演了新一出“近距离接触”，中方军机以一个漂亮的“桶滚”向抵近侦察的美方军机发出警告。冷战后，美军舰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急剧增多，频率和密度甚至超过当年在苏联近海的此类行为。这种基于深重战略不信任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的危险接触已成为两军两国关系的主要隐患。尽管两军已开始专业化地商谈公海上空避碰规则，但美方坚拒停止对华抵近侦察，甚至连减少频率都不愿考虑，因而，中美双方并不能完全保证每次“近距离接触”都不发生意外而导致局面失控。
中美在军事上的相互战略意图急需得到澄清，双方都要警觉假设性思维主导现实政策的危害，防止“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两军舰机“近距离接触”问题上，美方极力避免给外界留下美国以在东亚的“军事退却”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的错觉。华盛顿将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的正当维权行动解读为海洋战略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要瓦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最终确立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为制衡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加强驻东亚美军对华压力态势的同时，调整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明确支持日本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挑动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集体对抗，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华采取更为激进、冒险的策略，加剧了东亚局势的紧张，也导致日本肆无忌惮地破坏战后的东亚秩序。
今年7月下旬，曾在奥巴马首任深度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和运营过程的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一文。他将东亚海上来自中国的所谓“挑衅”解读为“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这“对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传统看法构成重大挑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挣扎着理解正在浮现的新范式”。不难看出，在美国决策层和舆论圈，由东亚海上局势紧张引发的焦虑继续发酵，对中国对外战略走向的怀疑和忧虑没有减少。 同样，美方也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误判。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在记者会上一面重申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一面指责中国某些“所谓的专家”关于美国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推论“过于简单和武断”。无独有偶，坎贝尔在他的文章中一面指出“习近平在中国对外决策中的个人作用毋庸置疑”，一面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到底谁参与了决策”。并非所有人都能從坎贝尔的晦涩语言中看出其真正深意。华盛顿急于了解“中国鹰派”的诘美言论是否代表了“上头的意思”，但事实上，华盛顿眼中的那几位“中国鹰派”到底有多大话语权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
最终坎贝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项建议也广见于其他美国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无论这些人对中国持温和还是强硬态度。他说，要准确判断中国的意图并传递有针对性的信息，美国与中国保持集中、定期的高层外交极为重要。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问题是，即便中美高层交往和工作磋商的密度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调高，被权力思维主导且自觉已陷入一场海洋霸权博弈的华盛顿还是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在主权不受尊重的前提下与美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铁定成功？
苏珊·赖斯访华的主要任务是为奥巴马11月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做铺垫、做准备。这将是2014年年内奥巴马最重要的一次外访，美方期待在攸关奥巴马政府执政业绩和外交遗产的重要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同时为奥巴马剩余任期的中美关系制订新基调。为此，美方开出了期待中方提供配合的长长的议题单，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经贸和双边投资协定、汇率、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伊拉克、伊朗核、朝核、南苏丹等诸多问题。
在北京怀柔区一处正加紧装修的幽静场所，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2013年“庄园外交”之后最重要的一次习奥会。他们将用一整天的时间来亲自扭转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更要挽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公信力。为此，仅靠重申共识是不行的，必须拿出足够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展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合理性、务实性和有效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三项工作分别是设定目标、设置议题、设立规则。现在，目标既已设定，后两项工作的力度就应加大。而设置议题将决定双方协调的轻重缓急，最大限度突出中美合作的应有主题；设立规则将确立两国对对方的行为边界，尽可能地减少中美摩擦冲突的风险。
筹备一次元首会晤，议题设计最重要，中美双方都深谙纲举目张的道理。他们各自心中都有一个长长的清单，清楚对方和己方关切的核心、重大利益问题究竟有哪些，努力从中理出最需要两国元首深入交流的那几个。元首会晤的最终议题单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体现平衡，兼顾战略和具体、理想与务实，优先处理对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中方无疑将会重申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华盛顿不应在认知上将中方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对立起来，更不要将中美各自的核心利益对立起来，否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所首先需要的互信基础不可能夯实。同时，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核心利益命题既已提出，便不可能再收回。随意界定核心利益问题、不加节制地扩大核心利益清单，严重压缩了相互之间的回旋空间和话语环境，对中美关系弊大于利。美方一些人把伊拉克、阿富汗的安全稳定和伊朗核问题界定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尚可理解，而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也做这样的划归则是冲动和危险的。
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中，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将会得到空前多的体现。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实际举措显示对对方改革与调整努力的同情和支持，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在反腐、追逃、反恐、禁毒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意愿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意义。
就像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可能允许国内议程让位、让步于国际议程，相反他一定会竭力利用国际议程来满足国内议程。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阿富汗、缅甸、澳大利亚、索罗门群岛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途中，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亚太政策演讲，其中首次介绍了奥巴马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大重点，分别是促进经济和可再生燃料的使用、支持小微企业和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扩大教育交流。这三大重点与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推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思路高度吻合，无不着眼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和民主党选情。
也许正如克里暗示的，美方极需中方在推进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规划可持续能源计划等方面为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背书，但美方也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对中美关系的各项需求。只顾己方关切而漠视对方关切、只强调本国政治而无视对方政治，无助于确保会晤成功。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已开始近两年，美国的奥巴马时代离终结还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岁月之河正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根据“新范式”、“新常态”调校彼此关系提供一个稍纵即逝的“中点”，北京习奥会就是这个点。人们对未来中美关系是作出积极还是消极判断，就看两国是否有决心、有胆识、有能力把分歧控制在彼此关系的适当位置，让合作正常进行。而奥巴马同习近平此次会面的成效和感触，将指导今后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对即将在2016年之后入主白宫的那个女人或男人产生直接影响。
应杨洁篪国务委员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9月7日至9日访问北京。适逢中秋，令人联想到上半年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的北京之行，那次到访一度被乐观氛围笼罩，甚至有中国媒体发出“中美关系情人节快乐”的不得体感叹。事实上，中美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在访问中公开化，而且克里访华结束后不久，奥巴马便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半年过后，当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外事顧问到来时，很难再会有人对中美关系作新的浪漫的联想。形成这样的落差是好事，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判断和寄望从来都不应偏离双方关系的实质而流于浮夸和庸俗。
奥巴马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是好的，但在2014年却跌宕起伏、摩擦不断，两国元首2013年6月“庄园会晤”中达成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经受严峻考验。双方的主要分歧，一在南海、东海等海上问题，二在香港、涉藏等政治问题，三在经贸、气候变化问题，四在人权问题。根源仍在两个大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互不信任。之所以在2014年特别严重，则是因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两者间的落差效应在这一年进一步扩大。
但维系中美关系的两大因素并未停止发挥作用，两大因素一是两国防止彼此关系滑向对抗冲突的底线性思维，二是双方在国际地区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协调合作。苏珊·赖斯在面见习近平主席时重申，美方“坚定致力于加强美中合作，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杨洁篪会谈时表示，奥巴马特地派她访华是因为他“优先看待美中关系”。这些话应属真诚。当美国对伊拉克极端反叛武装的空袭逐步加强、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较量继续升级、阿富汗局势持续不见好转时，苏珊·赖斯本该出现在以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她却来到北京，这凸显了中美关系在白宫心目中的战略全局意义。不过，“优先看待美中关系”只是中性外交辞令，中方需要持续关注奥巴马政府准备以什么样的行动体现这种“优先”——是在亚太地区优先构筑针对中国的防线，还是优先推动中国参与其中的合作？
目前，奥巴马在国内处境不好，碍于极化政治、固化利益和自身缺陷，其多数改革承诺落空，民众满意指数低下；在国际上遭遇成堆麻烦，被指责处理各种热点问题心不在焉、逃避责任。奥巴马实际上受到左、右两股势力夹击，正在同新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两线作战。离任期结束仅剩两年多一点时间，奥巴马需要加紧积累足以留作“遗产”的政绩，对外、对华加强协调合作的需求是上升而不是下降了。华盛顿自知无力在世界上包揽一切，支付不起同中国全面对抗和冲突的代价，虽不愿跟着中方步调起舞，但也绝无意制造一个终将祸及其自身战略利益的恶劣的中美关系。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确立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共处、建设性合作的新范式，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战略需要，符合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根本共同利益。有理由相信苏珊·赖斯对北京的访问将成为2014年中美关系实现“U”型回升的一个标志。再不实现这样的回升，两国元首定于11月初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APEC）北京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会晤将不会拥有足够的时间和氛围讨论中美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正面事宜。
中美摩擦多发期终结？
中美关系随着赖斯的访华而转暖、回升并不意味着自2013年年底以来开始的中美新一轮矛盾和摩擦多发期就将结束。触发这一轮“多发期”的战略因素深刻而长远，两国在东亚海上战略利益的摩擦和冲突是彼此关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当中最重大、最根本的一个。
当中国加速崛起与美国全球控制力下降同时发生时，中美关系可能已进入一个合作与摩擦共生、协调与较量并行、共识与分歧缠绕的“新范式”、“新常态”，过去那种以高层互访为契机，靠政策和舆论调控就能营造出来的“蜜月期”难以再现。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新范式”、“新常态”未尝不可被理解为中美关系已走出了大起大落的魔咒。只要双方都保持平常心，共同努力防止正面议程被负面议程拖延、打乱、中断，中美关系就可以适应“新范式”、“新常态”而更趋成熟。
就在苏珊·赖斯访华前不久，中美两军在南海上空上演了新一出“近距离接触”，中方军机以一个漂亮的“桶滚”向抵近侦察的美方军机发出警告。冷战后，美军舰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急剧增多，频率和密度甚至超过当年在苏联近海的此类行为。这种基于深重战略不信任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的危险接触已成为两军两国关系的主要隐患。尽管两军已开始专业化地商谈公海上空避碰规则，但美方坚拒停止对华抵近侦察，甚至连减少频率都不愿考虑，因而，中美双方并不能完全保证每次“近距离接触”都不发生意外而导致局面失控。
中美在军事上的相互战略意图急需得到澄清，双方都要警觉假设性思维主导现实政策的危害，防止“自我实现的预言”。在两军舰机“近距离接触”问题上，美方极力避免给外界留下美国以在东亚的“军事退却”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的错觉。华盛顿将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的正当维权行动解读为海洋战略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要瓦解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最终确立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为制衡中国，奥巴马政府在加强驻东亚美军对华压力态势的同时，调整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明确支持日本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挑动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集体对抗，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华采取更为激进、冒险的策略，加剧了东亚局势的紧张，也导致日本肆无忌惮地破坏战后的东亚秩序。
今年7月下旬，曾在奥巴马首任深度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和运营过程的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一文。他将东亚海上来自中国的所谓“挑衅”解读为“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这“对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传统看法构成重大挑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挣扎着理解正在浮现的新范式”。不难看出，在美国决策层和舆论圈，由东亚海上局势紧张引发的焦虑继续发酵，对中国对外战略走向的怀疑和忧虑没有减少。 同样，美方也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误判。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在记者会上一面重申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一面指责中国某些“所谓的专家”关于美国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推论“过于简单和武断”。无独有偶，坎贝尔在他的文章中一面指出“习近平在中国对外决策中的个人作用毋庸置疑”，一面又说“目前还不清楚到底谁参与了决策”。并非所有人都能從坎贝尔的晦涩语言中看出其真正深意。华盛顿急于了解“中国鹰派”的诘美言论是否代表了“上头的意思”，但事实上，华盛顿眼中的那几位“中国鹰派”到底有多大话语权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
最终坎贝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这项建议也广见于其他美国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无论这些人对中国持温和还是强硬态度。他说，要准确判断中国的意图并传递有针对性的信息，美国与中国保持集中、定期的高层外交极为重要。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问题是，即便中美高层交往和工作磋商的密度在现有水平上进一步调高，被权力思维主导且自觉已陷入一场海洋霸权博弈的华盛顿还是很难客观地看待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在主权不受尊重的前提下与美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铁定成功？
苏珊·赖斯访华的主要任务是为奥巴马11月来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做铺垫、做准备。这将是2014年年内奥巴马最重要的一次外访，美方期待在攸关奥巴马政府执政业绩和外交遗产的重要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同时为奥巴马剩余任期的中美关系制订新基调。为此，美方开出了期待中方提供配合的长长的议题单，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经贸和双边投资协定、汇率、反恐、网络安全、外空安全、伊拉克、伊朗核、朝核、南苏丹等诸多问题。
在北京怀柔区一处正加紧装修的幽静场所，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2013年“庄园外交”之后最重要的一次习奥会。他们将用一整天的时间来亲自扭转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更要挽回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公信力。为此，仅靠重申共识是不行的，必须拿出足够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展示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合理性、务实性和有效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三项工作分别是设定目标、设置议题、设立规则。现在，目标既已设定，后两项工作的力度就应加大。而设置议题将决定双方协调的轻重缓急，最大限度突出中美合作的应有主题；设立规则将确立两国对对方的行为边界，尽可能地减少中美摩擦冲突的风险。
筹备一次元首会晤，议题设计最重要，中美双方都深谙纲举目张的道理。他们各自心中都有一个长长的清单，清楚对方和己方关切的核心、重大利益问题究竟有哪些，努力从中理出最需要两国元首深入交流的那几个。元首会晤的最终议题单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体现平衡，兼顾战略和具体、理想与务实，优先处理对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中方无疑将会重申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华盛顿不应在认知上将中方维护核心利益的努力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对立起来，更不要将中美各自的核心利益对立起来，否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所首先需要的互信基础不可能夯实。同时，中美双方都要认识到，核心利益命题既已提出，便不可能再收回。随意界定核心利益问题、不加节制地扩大核心利益清单，严重压缩了相互之间的回旋空间和话语环境，对中美关系弊大于利。美方一些人把伊拉克、阿富汗的安全稳定和伊朗核问题界定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尚可理解，而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也做这样的划归则是冲动和危险的。
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中，两国国内政治因素将会得到空前多的体现。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实际举措显示对对方改革与调整努力的同情和支持，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在反腐、追逃、反恐、禁毒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意愿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意义。
就像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可能允许国内议程让位、让步于国际议程，相反他一定会竭力利用国际议程来满足国内议程。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阿富汗、缅甸、澳大利亚、索罗门群岛的访问返回华盛顿途中，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亚太政策演讲，其中首次介绍了奥巴马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大重点，分别是促进经济和可再生燃料的使用、支持小微企业和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扩大教育交流。这三大重点与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推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思路高度吻合，无不着眼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和民主党选情。
也许正如克里暗示的，美方极需中方在推进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规划可持续能源计划等方面为奥巴马的国内政策背书，但美方也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对中美关系的各项需求。只顾己方关切而漠视对方关切、只强调本国政治而无视对方政治，无助于确保会晤成功。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已开始近两年，美国的奥巴马时代离终结还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岁月之河正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根据“新范式”、“新常态”调校彼此关系提供一个稍纵即逝的“中点”，北京习奥会就是这个点。人们对未来中美关系是作出积极还是消极判断，就看两国是否有决心、有胆识、有能力把分歧控制在彼此关系的适当位置，让合作正常进行。而奥巴马同习近平此次会面的成效和感触，将指导今后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对即将在2016年之后入主白宫的那个女人或男人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