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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尽管中国智库入围的数量和具体名次与我国经济实力的世界地位相比仍然较低，但较往年而言确有提升。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均对建设中国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紧接着，各种相关研讨会频繁召开，学者们也都在讨论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
所谓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提供政策选择，从而影响决策。可以说，智库对于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都有着深刻而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智库建设仍然在起步阶段。中国智库的现状究竟如何，未来之路又在何方……本期“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就为您来解开这些疑问。 ——编者手记
中国智库的崛起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它是如何崛起的，又该如何认识中国智库的作用呢？
陶坚：
两年前，同样在《世界知识》杂志组织的一次讨论中，我提出，中国国力上升未能在国际影响力上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崛起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两年里，我和我的研究生针对这一现象，围绕国力的结构和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其中就涉及我国在软实力、公共外交、留学生教育、大众传播等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今天举办关于中国智库建设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很好，希望通过这次研讨，把对中国的软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的崛起，呼唤中国智库的崛起，尤其是国际研究智库的大发展。我曾在智库工作多年，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无论是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四大角色”（即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都离不开智力的坚强支撑；无论是中国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为全球发展贡献“正能量”，还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努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离不开智囊的出谋划策；无论是占领世界和平的道德高地，在自己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引导、鼓励、支持其他国家一起来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国梦”，创设议题，理直气壮地影响和引导舆论，都离不开智库的“多做多说”。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我们的国际研究智库有着一连串中国发展崛起中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研究，有着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发挥。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可以说，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就必然被别人占领。“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要从这个高度把握和定位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使命和责任，从“第五权力中心”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研究智库的地位和作用。
王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生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时代”，即知识生产大多来源于体制内或与体制粘附性的知识分子人群，包括诗人、学者、官员等。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前卫，或者左、中、右，他们多少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是90年代中后期，随着媒体市场的开放以及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整个知识生产进入了“媒体时代”。大量新知识（如新概念、新名词、新结论或新描述）实际上是通过媒体打造与传播出来的，一批优秀的媒体人实际上是知识生产的真正主力。
三就是现在，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壮大，信息变得过于碎片与喧嚣，传统媒体与专业媒体人的影响力下降，加之体制内学者受到束缚无法充分发声，社会需要真正严肃的知识生产。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即智库学者。这类学者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也需要懂得媒体的运作方式，更需要深谙研究之道、拥有问题意识以及家国情怀。从这个角度讲，时代呼唤着知识生产进入“智库时代”。
智库学者有别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学者。一般学者追求的是学术研究，并通过核心期刊的发表，以体现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度并不是必然的。但智库学者却有着严格的功能定位，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到金融经济研究，从社会研究到政治研究，智库学者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掘、影响与改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以及学以致用的情怀。
在我看来这个“智库时代”至少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高校智库的壮大。近年来，高校智库明显呈增加的趋势，原有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明确表示转型为智库，纷纷产生影响社会问题、政策议题的意愿与目标。
二是民间智库的增多。有很多民间智库，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团或公司，以某种知识推广或政策改变为己任，不盈利，但由重要的资本或财团支持。类似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多。
三是官方智库的转型。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搞创新工程，还把过去几个大的研究所合并成研究院，明确表示要研究转型。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的改变也不少。
中国智库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智库崛起意味着什么？ 朱旭峰：
现在大家一讲到智库，马上就想到美国，可以如数家珍般将布鲁金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等著名智库娓娓道来。当然，美国智库是世界的标杆，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他们。但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到全球，即便是西方国家的思想库，其实也是各有不同。可以这么说，在保持跟政府和政党没有直接联系（当然背后是否有联系我们暂不讨论）的情况下，能够繁荣成长的只有美国智库这一种。
比如说，英国的所有智库都是跟着各自的工党和保守党走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人开始反思：“我们不能这么干”。反思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发现政党型智库对英国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对具体的政策优劣进行辩论，而只是对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辩论。先有意识形态，再有政策，这样既不利于英国智库的发展，也不利于英国政策的决策。90年代初的时候，戴莫斯（Demos，英国智库，于1993年成立）说：“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种独立的思想库”。但是在英国这种环境，像戴莫斯这样的独立智库生存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德国跟英国、美国都不一样。德国的智库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是由政府全额资助的，最具代表的就是政党型基金会，比如阿登纳基金会等（有一些目前在北京也有办事处）。这些基金会都是德国宪法规定的，国家财政必须每年给予支持。这些基金会其实就是政党型智库，但他们却也标榜自己独立。
大家都知道思想库要独立，但为什么同样是西方民主国家，做法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对“独立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争议的。美国人认为“只有跟政府和政党保持距离才能独立”；德国人认为“只有只接受政府和政党资助才能独立”。细想一下，其实都有道理，因为如果不只是接受政府资助的话，说不定就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德国是统合主义，这样看来，中国的智库相对来说可能更像德国的智库一些。
中国的特色其实就是过渡、转型，所以中国智库的特色就是谱系特别长，从政府建立的到民间的、草根的，无所不有。从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中央部委下属的研究事业单位，到表面上以民间智库的形式成立但背后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再到高校，再到像天则这样还算比较成建制的民间思想库，再到完全草根的、甚至固定人员只有两三个人、“居无定所”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发展。任何类型的智库都能够共存、互补。
王义桅：
朱老师提到了中国特色智库的特点，我这里主要说说它的意义。
首先，知识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智库建设时不我待。在欧洲文明史上有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古希腊的知识与学术，奠定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打开了欧洲主导世界的序幕。说到中国，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应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再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向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这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我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客观上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最后，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来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很时髦，我们自己更应该好好研究自己。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模仿西方智库的发展道路。
王文：
“智库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意义不同凡响。大体看来，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全新需求。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必然会出现的传统政治中“黑匣子”、个人专断的终结。未来的政治决策不得不寻求智库的智力支持、咨询，甚至建设性的批判意见等。近些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知名学者被请进中南海，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二是中国学术功用化的突出反映。几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提出学术研究的两个功用：为了政策（for policy）、为了学术（for academy）。事实上，学术功用化还有一个目标，即为了社会。把学术内容用简明平实的语言，通过各种媒体使官员和老百姓得以理解，这就是学术的功用化，也是影响社会、影响政策的重要途径。约瑟夫·奈本人就是既写学术文章，又写政策报告，还是评论文章写作的高手。
三是中国社会权力化的必然目标。目前，中国社会的崛起趋势明显。老百姓越来越关注国家大事，并通过新媒体反映出个人对政策的诉求。决策者也越来越关注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力量，于是这种力量很自然地反映到了一批专门收集和发掘社会关注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智库学者笔下，于是有了智库报告，进而去影响决策，或者说代表老百姓参与决策进程。 四是中国智库产业化的最终结果。正如美国智库业的现状，中国智库的未来一定是产业化的，即有明确的生产者、有知识产品、有销售与营销人员、有渠道、有消费者等分工与定位。
中西方智库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应该如何有限地学习西方的经验呢？
孙哲：
相比西方的智库，中国智库主要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
第一，对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政治、经济大国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中小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两年有好转的趋势，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也有院校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但是多数高校仍然是以研究大国为主。特别是联系到一些更具体的专题时，比如中亚某国政党情况、欧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则非常缺乏相关专职研究人员。当然，功能性的智库也相对较少，比如研究能源、裁军、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智库比较欠缺。
第二，理论成果相对较多，有影响的战略建议相对较少。中国的研究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推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能够陆续转化成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因此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
第三，长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比如大国兴衰、21世纪的什么什么的问题，但是中短期研究存在不足。中国学术界的中短期研究通常是行政指令性的，这些题目大多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比如有些国家性或部委招标的课题包括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思潮的变化”等，限期完成，多少有些滑稽。
第四，学术界作为局外人的评论可能比较多，但是作为局内人的参与、行动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还缺乏行动型的智库。美国很多智库是倡议型的，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而且它有自身的“旋转门”制度。这样直接参与政治的决策者本身就曾经是智库的研究人员。
第五，目前国内学者关门交流研讨较多，但跨国交流较少。总体讲，我们的智库“走出去”的机会不多，到外面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作为一个智库联合体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比较少。
中国智库发展可参考现在西方做得比较好的智库，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倡议化的特点。有些智库标榜中立，但是并不介意自己发出的某些报告是不是偏激，只要能够为现实所用，它就会提出很多倡议。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一直被看成是保守型的智库，对共和党的影响很大，许多研究成果都被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所采纳，其研究人员直接从政的比例也很高。而另外一些智库，例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最近的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它不断地对美国的政府特别是行政当局提出各种各样的倡议，所以能够迅速扩展自身影响力。尤其要注意，这些倡议实质都是行动性的。
第二，西方的新型智库呈现扁平化的发展，已经开始拓展其全球网络。扁平化其实是和项目化的发展结合在一块儿的，就是说智库本身不会聘用多名专职人员，只就项目来组织人员，你拿到项目就在这个智库干两年，拿不到就走人。这种扁平化趋势可以节约成本，也变得很有效。另外，西方智库全球性的网络已经开始布局了，比如说一个小智库，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其在北京的办事机构寥寥数人，但是做得相当不错，尤其把中国学者对朝鲜的辩论分析得非常清楚。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中心在全球包括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分中心。
第三，西方的二轨外交做得很活跃，有些经典案例很成功，尤其是他们的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经常结合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树立了形象。比如说美国的和平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当然最有名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就这么一个智库，其实也没多少人，居然主办了历届香格里拉会议，在亚太呼风唤雨，从运作角度来说显然是非常成功的。
一做比较，中国智库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如果我们要弥补原来的一些不足，在运作上、在参与机制上、绩效评估方面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最主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其实西方智库做得好，基础是法律和制度支撑。智库参与外交，如果没有一个参与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旋转门”的制度，那它怎么去参与？我们的很多智库、非政府组织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账户，想成立一个基金会还要找其他单位来挂靠，所以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
另外中国智库缺乏的就是跟现代舆论的结合，跟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智库是被政府管理得太紧了，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需要代表各种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而进行争论的智库成果。要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王义桅：
相对于时代需求，当前中国智库的差距在哪里？我简单归结为四个字：“不智”、“不库”。
所谓的“智”，上“知”下“日”，就是天天生产知识。现在我们是照搬西方的知识，这是不够的，应该天天生产新知识，就是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我觉得这要以整体中国科学、知识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前提。学术强，则智库强；学术不独立，则智库不独立；学术胜于西方，则智库胜于西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呼吁我们尽早走出170年以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纠结。
现在很多学者都习惯跟着西方跑，害得研究生毕业论文大多以美国“重返亚太”为题，基本上在浪费精力。不仅研究对象是西方的，研究的思路、素材也是西方的，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引滦入津”——乐此不疲地把西方那套观念、制度照搬进来，就是缺“掘井人”——把自己的东西掘出来，引自己的活水。这样，我们的智库缺乏核心概念、核心观念打造、推销能力，在国际上自然掀不了波澜。中国智库不够发达跟思想大环境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因，“不智”因为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其次，学科体系的分类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比如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一般大学的国际关系系就这两个学科，连国际安全这个学科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有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安全》这本杂志。国家安全涉及军事、外交、海洋、网络、能源等，是多学科的，不是简单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概念。这也提醒我们，智库大发展要以学科大发展为前提，学术评价体系一定要跟上，为此要改革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在学位、学科、课题各方面服务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再者就是运作的模式，目前我国智库基本上还是按照权力的依附体系来运作的。但是真正的智库不只是为当下领导服务的，也为未来的领导服务，不只服务政府，也要服务社会。智库要具备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三大功能，必须在知识传播、价值传导、理念塑造上下功夫，按照知识发生、传播规律而非权力体系运作。
所谓“库”，首先意味着多种选择，其次也有储备之意。就像去超市买东西，有琳琅满目的物品供选择，有的马上用，有的放在冰箱里、仓库里以后用，不是一次性消费、一锤子买卖。为此，中国智库要为政府、社会提供多样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其原因可能还是与不够独立有关系，或者说立场不够多元，都是依附于某位领导，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旋转门”。因此才说中国智库是“不智”、“不库”。
陶坚：
刚才两位老师说得都很好，我认为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不足，表现为“三少一小”，即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数量少、高端人才少、创新成果少，其结果是国际话语权小。
对于这些差距，我们大家应该说是有共识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是客观的。至于具体怎么做，刚才王文老师和各位学者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再补充两点。
一是在“中国特色”上找出路。一方面先易后难，把易行的、能改的先做起来。比如，国外智库人员的“旋转门”制度一时在中国还转不起来，那就采用中国式的挂职、借调、返聘、“柔性引进”等办法，先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在政府部门所属智库不易推动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操作空间和弹性相对较大的高校智库先行先试起来。另一方面，借鉴经验，不走老路，少走弯路。比如，可汲取建设“985”、“211”高校中的深刻教训，既定位好政府部门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厘清利益关系，斩断利益链条，又定位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角色，按科学规律办事，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和创造性，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
二是在“新型智库”上下功夫。就是要始终以改革和创新的原则统领这项工作。首先是资源配置的创新。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是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由谁来制订优化的标准？又由谁来调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现行的做法，由某个部门（实际上会变成该部门某个司的某个处）牵头，把国家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按照某种标准划分出来的某些智库上去，人为制造出资源分配上新的不公平，导致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受到质疑，这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最坏结果。为此，要充分调动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淡化政府财政投入的色彩，更多通过基金会等间接方式进行支持。同时，限制政府机关对智库的行政管理和审批权限，减少寻租和学术腐败的机会。第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致力于创新制度，在现有的框架里很难去解决这些和那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当下，“2011计划”正在推进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应本着协同创新的理念进行总体设计。第三是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在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做到以人才为中心，而不是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中国的大学要注意处理好“大家”与“大楼”的关系，对于智库更是如此。
除了个别的例子，大多数的国际研究智库都是烧钱、花钱的。因此，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烧钱为了谁？用谁的钱来烧？谁来烧这些钱？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智库的服务对象。第二个问题是要明确资金的来源，是用纳税人的钱，还是用企业的钱，或是社会的捐赠？第三个问题则是强调研究人才的高素质，即花钱的这些人能不能够拔尖、够不够优秀？
中国的崛起，为我们国际研究智库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和巨大的支持力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动力充足，各方面条件也渐趋成熟，是不是就可以“Just do it”了呢？不那么简单。刚才孙哲教授对其中困难和阻力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十分希望关注新型智库的热度能保持下去，乘习主席批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东风，将这方面的工作往前推进一大步；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术界的风清气正，使智库真正成为生产知识产品的热土，进行科学研究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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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7日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从综合影响力来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17位，较上次上升11位。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603家智库。而2008年全球智库是5465个，2010年全球智库有6480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于2007年发表了首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现在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项目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给全球数千位学者、专家、智库主要负责人、公共或私人捐款者、政府决策者等人，根据调查结果，形成排名报告。排名共分四种类型：一是全球综合能力TOP智库排名；二是按地区分类的TOP智库排名；三是按研究领域分类的TOP智库排名；四是按特殊成就分类的TOP智库排名。此次排名是由全球120个国家的1900多名学者、记者、政府决策者进行打分得出的。
该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在发布会上表示，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每年出版了多少本书，或是召开了多少场会议，而在于它们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智库第一大国，数量与质量都居第一，中国数量位居第二，质量却远逊。这份排名未必正确，但至少说明，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远不相称。
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该有怎样的期待？
朱旭峰：
我把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高校和民间三类，相比较而言各有优劣。官方的智库，其优势首先在于吸引力，在学术上最为权威。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现在政府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有时会比较低，导致政府下面的研究机构的公信力也不是很强。最终结果就是这些官方背景的专家出来说话时，社会上很多人就认为他们是替政府说话，替政府宣传。
所谓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为政府提供政策选择，从而影响决策。可以说，智库对于世界各国的主要政策都有着深刻而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智库建设仍然在起步阶段。中国智库的现状究竟如何，未来之路又在何方……本期“世界知识-察哈尔圆桌”就为您来解开这些疑问。 ——编者手记
中国智库的崛起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它是如何崛起的，又该如何认识中国智库的作用呢？
陶坚：
两年前，同样在《世界知识》杂志组织的一次讨论中，我提出，中国国力上升未能在国际影响力上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崛起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两年里，我和我的研究生针对这一现象，围绕国力的结构和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其中就涉及我国在软实力、公共外交、留学生教育、大众传播等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今天举办关于中国智库建设问题的讨论，我认为很好，希望通过这次研讨，把对中国的软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的崛起，呼唤中国智库的崛起，尤其是国际研究智库的大发展。我曾在智库工作多年，对这一点感受很深。无论是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四大角色”（即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都离不开智力的坚强支撑；无论是中国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为全球发展贡献“正能量”，还是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努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都离不开智囊的出谋划策；无论是占领世界和平的道德高地，在自己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引导、鼓励、支持其他国家一起来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国梦”，创设议题，理直气壮地影响和引导舆论，都离不开智库的“多做多说”。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成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我们的国际研究智库有着一连串中国发展崛起中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研究，有着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发挥。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可以说，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就必然被别人占领。“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要从这个高度把握和定位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使命和责任，从“第五权力中心”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研究智库的地位和作用。
王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生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体制时代”，即知识生产大多来源于体制内或与体制粘附性的知识分子人群，包括诗人、学者、官员等。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前卫，或者左、中、右，他们多少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是90年代中后期，随着媒体市场的开放以及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整个知识生产进入了“媒体时代”。大量新知识（如新概念、新名词、新结论或新描述）实际上是通过媒体打造与传播出来的，一批优秀的媒体人实际上是知识生产的真正主力。
三就是现在，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壮大，信息变得过于碎片与喧嚣，传统媒体与专业媒体人的影响力下降，加之体制内学者受到束缚无法充分发声，社会需要真正严肃的知识生产。这就需要一批专业的知识生产者，即智库学者。这类学者需要了解体制的运作，也需要懂得媒体的运作方式，更需要深谙研究之道、拥有问题意识以及家国情怀。从这个角度讲，时代呼唤着知识生产进入“智库时代”。
智库学者有别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学者。一般学者追求的是学术研究，并通过核心期刊的发表，以体现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度并不是必然的。但智库学者却有着严格的功能定位，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到金融经济研究，从社会研究到政治研究，智库学者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掘、影响与改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以及学以致用的情怀。
在我看来这个“智库时代”至少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高校智库的壮大。近年来，高校智库明显呈增加的趋势，原有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明确表示转型为智库，纷纷产生影响社会问题、政策议题的意愿与目标。
二是民间智库的增多。有很多民间智库，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社团或公司，以某种知识推广或政策改变为己任，不盈利，但由重要的资本或财团支持。类似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多。
三是官方智库的转型。比如说中国社科院搞创新工程，还把过去几个大的研究所合并成研究院，明确表示要研究转型。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的改变也不少。
中国智库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智库崛起意味着什么？ 朱旭峰：
现在大家一讲到智库，马上就想到美国，可以如数家珍般将布鲁金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等著名智库娓娓道来。当然，美国智库是世界的标杆，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他们。但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到全球，即便是西方国家的思想库，其实也是各有不同。可以这么说，在保持跟政府和政党没有直接联系（当然背后是否有联系我们暂不讨论）的情况下，能够繁荣成长的只有美国智库这一种。
比如说，英国的所有智库都是跟着各自的工党和保守党走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人开始反思：“我们不能这么干”。反思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发现政党型智库对英国的发展根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不对具体的政策优劣进行辩论，而只是对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辩论。先有意识形态，再有政策，这样既不利于英国智库的发展，也不利于英国政策的决策。90年代初的时候，戴莫斯（Demos，英国智库，于1993年成立）说：“我们就是要做这样一种独立的思想库”。但是在英国这种环境，像戴莫斯这样的独立智库生存起来仍然非常困难。
德国跟英国、美国都不一样。德国的智库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是由政府全额资助的，最具代表的就是政党型基金会，比如阿登纳基金会等（有一些目前在北京也有办事处）。这些基金会都是德国宪法规定的，国家财政必须每年给予支持。这些基金会其实就是政党型智库，但他们却也标榜自己独立。
大家都知道思想库要独立，但为什么同样是西方民主国家，做法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对“独立性”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争议的。美国人认为“只有跟政府和政党保持距离才能独立”；德国人认为“只有只接受政府和政党资助才能独立”。细想一下，其实都有道理，因为如果不只是接受政府资助的话，说不定就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德国是统合主义，这样看来，中国的智库相对来说可能更像德国的智库一些。
中国的特色其实就是过渡、转型，所以中国智库的特色就是谱系特别长，从政府建立的到民间的、草根的，无所不有。从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中央部委下属的研究事业单位，到表面上以民间智库的形式成立但背后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再到高校，再到像天则这样还算比较成建制的民间思想库，再到完全草根的、甚至固定人员只有两三个人、“居无定所”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发展。任何类型的智库都能够共存、互补。
王义桅：
朱老师提到了中国特色智库的特点，我这里主要说说它的意义。
首先，知识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要实现十八大报告里提到的“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智库建设时不我待。在欧洲文明史上有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复兴古希腊的知识与学术，奠定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打开了欧洲主导世界的序幕。说到中国，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应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再次，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向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这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我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客观上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最后，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来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这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的中国研究很时髦，我们自己更应该好好研究自己。所以从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模仿西方智库的发展道路。
王文：
“智库时代”的到来，对中国来说意义不同凡响。大体看来，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全新需求。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必然会出现的传统政治中“黑匣子”、个人专断的终结。未来的政治决策不得不寻求智库的智力支持、咨询，甚至建设性的批判意见等。近些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知名学者被请进中南海，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二是中国学术功用化的突出反映。几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提出学术研究的两个功用：为了政策（for policy）、为了学术（for academy）。事实上，学术功用化还有一个目标，即为了社会。把学术内容用简明平实的语言，通过各种媒体使官员和老百姓得以理解，这就是学术的功用化，也是影响社会、影响政策的重要途径。约瑟夫·奈本人就是既写学术文章，又写政策报告，还是评论文章写作的高手。
三是中国社会权力化的必然目标。目前，中国社会的崛起趋势明显。老百姓越来越关注国家大事，并通过新媒体反映出个人对政策的诉求。决策者也越来越关注老百姓形成的社会力量，于是这种力量很自然地反映到了一批专门收集和发掘社会关注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智库学者笔下，于是有了智库报告，进而去影响决策，或者说代表老百姓参与决策进程。 四是中国智库产业化的最终结果。正如美国智库业的现状，中国智库的未来一定是产业化的，即有明确的生产者、有知识产品、有销售与营销人员、有渠道、有消费者等分工与定位。
中西方智库的差异在哪里？
我们应该如何有限地学习西方的经验呢？
孙哲：
相比西方的智库，中国智库主要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
第一，对美国、俄罗斯、日本等政治、经济大国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中小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这两年有好转的趋势，比如北京大学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也有院校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但是多数高校仍然是以研究大国为主。特别是联系到一些更具体的专题时，比如中亚某国政党情况、欧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则非常缺乏相关专职研究人员。当然，功能性的智库也相对较少，比如研究能源、裁军、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智库比较欠缺。
第二，理论成果相对较多，有影响的战略建议相对较少。中国的研究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已推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还没有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能够陆续转化成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因此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成果较少的境地。
第三，长期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比如大国兴衰、21世纪的什么什么的问题，但是中短期研究存在不足。中国学术界的中短期研究通常是行政指令性的，这些题目大多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比如有些国家性或部委招标的课题包括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思潮的变化”等，限期完成，多少有些滑稽。
第四，学术界作为局外人的评论可能比较多，但是作为局内人的参与、行动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还缺乏行动型的智库。美国很多智库是倡议型的，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而且它有自身的“旋转门”制度。这样直接参与政治的决策者本身就曾经是智库的研究人员。
第五，目前国内学者关门交流研讨较多，但跨国交流较少。总体讲，我们的智库“走出去”的机会不多，到外面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作为一个智库联合体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比较少。
中国智库发展可参考现在西方做得比较好的智库，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倡议化的特点。有些智库标榜中立，但是并不介意自己发出的某些报告是不是偏激，只要能够为现实所用，它就会提出很多倡议。比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一直被看成是保守型的智库，对共和党的影响很大，许多研究成果都被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政府所采纳，其研究人员直接从政的比例也很高。而另外一些智库，例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最近的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它不断地对美国的政府特别是行政当局提出各种各样的倡议，所以能够迅速扩展自身影响力。尤其要注意，这些倡议实质都是行动性的。
第二，西方的新型智库呈现扁平化的发展，已经开始拓展其全球网络。扁平化其实是和项目化的发展结合在一块儿的，就是说智库本身不会聘用多名专职人员，只就项目来组织人员，你拿到项目就在这个智库干两年，拿不到就走人。这种扁平化趋势可以节约成本，也变得很有效。另外，西方智库全球性的网络已经开始布局了，比如说一个小智库，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其在北京的办事机构寥寥数人，但是做得相当不错，尤其把中国学者对朝鲜的辩论分析得非常清楚。像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中心在全球包括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分中心。
第三，西方的二轨外交做得很活跃，有些经典案例很成功，尤其是他们的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经常结合在一起，为自己的国家树立了形象。比如说美国的和平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很大。当然最有名的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就这么一个智库，其实也没多少人，居然主办了历届香格里拉会议，在亚太呼风唤雨，从运作角度来说显然是非常成功的。
一做比较，中国智库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如果我们要弥补原来的一些不足，在运作上、在参与机制上、绩效评估方面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最主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其实西方智库做得好，基础是法律和制度支撑。智库参与外交，如果没有一个参与的制度，如果没有一个“旋转门”的制度，那它怎么去参与？我们的很多智库、非政府组织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账户，想成立一个基金会还要找其他单位来挂靠，所以法律层面上有很多问题。
另外中国智库缺乏的就是跟现代舆论的结合，跟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智库是被政府管理得太紧了，我们可能需要不同的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需要代表各种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而进行争论的智库成果。要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王义桅：
相对于时代需求，当前中国智库的差距在哪里？我简单归结为四个字：“不智”、“不库”。
所谓的“智”，上“知”下“日”，就是天天生产知识。现在我们是照搬西方的知识，这是不够的，应该天天生产新知识，就是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我觉得这要以整体中国科学、知识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前提。学术强，则智库强；学术不独立，则智库不独立；学术胜于西方，则智库胜于西方。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呼吁我们尽早走出170年以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纠结。
现在很多学者都习惯跟着西方跑，害得研究生毕业论文大多以美国“重返亚太”为题，基本上在浪费精力。不仅研究对象是西方的，研究的思路、素材也是西方的，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引滦入津”——乐此不疲地把西方那套观念、制度照搬进来，就是缺“掘井人”——把自己的东西掘出来，引自己的活水。这样，我们的智库缺乏核心概念、核心观念打造、推销能力，在国际上自然掀不了波澜。中国智库不够发达跟思想大环境有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因，“不智”因为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其次，学科体系的分类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比如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一般大学的国际关系系就这两个学科，连国际安全这个学科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有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安全》这本杂志。国家安全涉及军事、外交、海洋、网络、能源等，是多学科的，不是简单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概念。这也提醒我们，智库大发展要以学科大发展为前提，学术评价体系一定要跟上，为此要改革国务院学位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在学位、学科、课题各方面服务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再者就是运作的模式，目前我国智库基本上还是按照权力的依附体系来运作的。但是真正的智库不只是为当下领导服务的，也为未来的领导服务，不只服务政府，也要服务社会。智库要具备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三大功能，必须在知识传播、价值传导、理念塑造上下功夫，按照知识发生、传播规律而非权力体系运作。
所谓“库”，首先意味着多种选择，其次也有储备之意。就像去超市买东西，有琳琅满目的物品供选择，有的马上用，有的放在冰箱里、仓库里以后用，不是一次性消费、一锤子买卖。为此，中国智库要为政府、社会提供多样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做得很不够。其原因可能还是与不够独立有关系，或者说立场不够多元，都是依附于某位领导，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旋转门”。因此才说中国智库是“不智”、“不库”。
陶坚：
刚才两位老师说得都很好，我认为我国国际研究智库的不足，表现为“三少一小”，即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数量少、高端人才少、创新成果少，其结果是国际话语权小。
对于这些差距，我们大家应该说是有共识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是客观的。至于具体怎么做，刚才王文老师和各位学者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我想再补充两点。
一是在“中国特色”上找出路。一方面先易后难，把易行的、能改的先做起来。比如，国外智库人员的“旋转门”制度一时在中国还转不起来，那就采用中国式的挂职、借调、返聘、“柔性引进”等办法，先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在政府部门所属智库不易推动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操作空间和弹性相对较大的高校智库先行先试起来。另一方面，借鉴经验，不走老路，少走弯路。比如，可汲取建设“985”、“211”高校中的深刻教训，既定位好政府部门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厘清利益关系，斩断利益链条，又定位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角色，按科学规律办事，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和创造性，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
二是在“新型智库”上下功夫。就是要始终以改革和创新的原则统领这项工作。首先是资源配置的创新。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是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由谁来制订优化的标准？又由谁来调动配置资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现行的做法，由某个部门（实际上会变成该部门某个司的某个处）牵头，把国家相当一部分的财政资源投入到按照某种标准划分出来的某些智库上去，人为制造出资源分配上新的不公平，导致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受到质疑，这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最坏结果。为此，要充分调动各方面投入的积极性，淡化政府财政投入的色彩，更多通过基金会等间接方式进行支持。同时，限制政府机关对智库的行政管理和审批权限，减少寻租和学术腐败的机会。第二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致力于创新制度，在现有的框架里很难去解决这些和那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当下，“2011计划”正在推进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应本着协同创新的理念进行总体设计。第三是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在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中，要做到以人才为中心，而不是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中国的大学要注意处理好“大家”与“大楼”的关系，对于智库更是如此。
除了个别的例子，大多数的国际研究智库都是烧钱、花钱的。因此，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烧钱为了谁？用谁的钱来烧？谁来烧这些钱？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智库的服务对象。第二个问题是要明确资金的来源，是用纳税人的钱，还是用企业的钱，或是社会的捐赠？第三个问题则是强调研究人才的高素质，即花钱的这些人能不能够拔尖、够不够优秀？
中国的崛起，为我们国际研究智库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需求和巨大的支持力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动力充足，各方面条件也渐趋成熟，是不是就可以“Just do it”了呢？不那么简单。刚才孙哲教授对其中困难和阻力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十分希望关注新型智库的热度能保持下去，乘习主席批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东风，将这方面的工作往前推进一大步；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术界的风清气正，使智库真正成为生产知识产品的热土，进行科学研究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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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7日上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最新排名。从综合影响力来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17位，较上次上升11位。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6603家智库。而2008年全球智库是5465个，2010年全球智库有6480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于2007年发表了首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现在每年发布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目前该报告已成为衡量各国智库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项目研究人员将调查问卷发放给全球数千位学者、专家、智库主要负责人、公共或私人捐款者、政府决策者等人，根据调查结果，形成排名报告。排名共分四种类型：一是全球综合能力TOP智库排名；二是按地区分类的TOP智库排名；三是按研究领域分类的TOP智库排名；四是按特殊成就分类的TOP智库排名。此次排名是由全球120个国家的1900多名学者、记者、政府决策者进行打分得出的。
该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在发布会上表示，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每年出版了多少本书，或是召开了多少场会议，而在于它们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智库第一大国，数量与质量都居第一，中国数量位居第二，质量却远逊。这份排名未必正确，但至少说明，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远不相称。
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该有怎样的期待？
朱旭峰：
我把中国智库主要分为官方、高校和民间三类，相比较而言各有优劣。官方的智库，其优势首先在于吸引力，在学术上最为权威。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现在政府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有时会比较低，导致政府下面的研究机构的公信力也不是很强。最终结果就是这些官方背景的专家出来说话时，社会上很多人就认为他们是替政府说话，替政府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