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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共经历了24年。其间，共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中国人参加。参加者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有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究竟哪些人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众说纷纭。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分述于后。
第一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一大”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邀请来自中国的代表，故而邀请“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刘绍周、张永奎出席了会议。
刘绍周(刘泽荣)，广东高要人。1897年随父刘兆彭(受俄国政府之聘，到高加索传授种茶技术)到俄国。1917年4月18日创办“中国华侨旅俄联合会”，任会长(主席)。因其成员大多数是工人，故在1918年底，该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仍任会长(主席)。张永奎任“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会长(主席)。1920年9月，刘绍周辞去会长职务后，张永奎继任联合会会长。因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群众团体，所以刘绍周、张永奎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译为“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3月5日，共产国际“一大”举行第3次会议，议题是对是否同意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进行表决。刘绍周第31个发言，表示“同意”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刘绍周在会上还作了主题发言。太会纪录注释说：“在代表大会发言纪录中，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没有记上。但在1919年3月6日《真理报》上有他的祝贺词。他的祝贺词还刊登在《代表大会资料》上。”刘绍周在祝贺词中简要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他说：“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的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列宁在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了刘绍周、张永奎。共产国际“一大”后，刘绍周曾一度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中国华侨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后，在各地建立了地方组织，会员发展到6万余人。1919年11月19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刘绍周，同他交谈了中国革命和“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920年6月18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i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约200人，他们代表着俄欧各地有组织的华工10万余人。苏俄领导人列宁等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苏俄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等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刘绍周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名誉主席，刘绍周连任会长，孙言川为秘书兼《大同报》编辑。大会提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6月25日，成立了“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又称“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该组织由5名委员(单贝富、孙富元等)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单贝富又名单清河，1918年8月任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组织者，继而任政治委员。孙富元任苏俄红军中国营营长。
“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成立后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并与“旅俄华工联合会”紧密配合做好华工工作，刘绍周等人身兼两个组织的领导工作。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会议先在彼得格勒举行，7月23日移至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没有正式成立的情况下，设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参加会议。刘绍周、安恩学(又译为安龙鹤)作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代表出席会议。
安恩学20世纪初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1901年8月在哈尔滨被沙俄当局逮捕，发配到彼尔姆。1918年，安恩学在秋明组建中国工人支队，后编入苏俄红军，投身于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1920年6月，被选入“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后来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共产国际“二大”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由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补充提纲》的讨论和修订。他还参加了大会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委员会。7月28日，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扼要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称孙中山是“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他强调说：“为了再次概括我方才的全部发言，必须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
在共产国际“二大”期间，7月25日，刘绍周还在莫斯科与马林(时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朴镇淳(朝鲜革命者)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进行了协商。
从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等人在共产国际“一大”、“二大”前后的表现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他们的态度来看，至少显现出三个问题：
其一，列宁、俄共(布)、共产国际对刘绍周等人是重视的，对“旅俄华工联合会”和“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工作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刘绍周三次受到列宁的会见，成为近距离会见列宁最多的中国人，这在中国共运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刘绍周、张永奎应邀出席共产国际“一大”是中俄两国革命分子最早的联系。刘绍周、安恩学虽然是以“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但是苏俄领导却将他们看作全体中国劳动者在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正式代表，不仅将旅俄华人党组织作为联系俄中两国革命的纽带，而且从共产国际成立那一天起就将其视作中国的党组织而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刘绍周曾一度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也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单清河等旅俄华人中的优秀分子确实成绩卓著，这是受到列宁和苏俄政府重视的根本原因。首先，他们为苏俄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其次，他们为中国苏俄两国革命者和人民的联系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其三，在苏俄内部对刘绍周等人的评价不一致。上面提到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对刘绍周是信任的，共产国际曾内定他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但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却认为：“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还认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向中国派出的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养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还有研究者认为，刘绍周“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及建党后没有什么作为”，他“后来并未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进行分析和评价，都要遵循一分为二的原则，并且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估，对刘绍周及其所在组织的分析和评价亦应如此。
一方面，刘绍周及其他旅俄华工领袖的确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对人对事难免有偏颇之处。第二，他们委派人员回国进行革命联络，多以个 人名义，没有形成核心，号召力不强，影响力不大，没有引起国内革命人士的足够重视，收效甚微。第三，他们之中有的人在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刘绍周回国后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参赞。
尽管刘绍周等人和旅俄华工组织存在上述问题，但不能否认他们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贡献，他们存在的问题有客观原因。第一，当时通讯不畅，信息不灵，致使他们难以详细了解国内的情况，对人对事的判断难以准确。第二，当时，情况复杂，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党派林立，真假难辨。第三，刘绍周等人在苏俄均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可以说已经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了。列宁和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委派他回到中国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9月，他支持陶峙岳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为贯彻党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后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也是勤勤恳恳。1956年在其64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直至1970年在北京逝世。
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举行。
一、关于中国代表的成员问题。究竟哪些中国人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太”，有不同的说法。以往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代表张太雷、杨和德(杨厚德、杨好德Yang Ho-te，即杨明斋)出席了大会。正在莫斯科做采访工作的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列席了会议。
张太雷、江亢虎、黄凌霜参加了会议，这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杨和德究竟是何人，说法就不一样了。一种说法是杨和德就是杨明斋，其主要根据是杨明斋的别名叫“杨好德”。据此，许多著作中在提及中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时，不再写“杨和德”而直接写“杨明斋”了。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之说不成立。因为，虽然杨明斋在这个时期似乎确实去了西伯利亚，但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他留在了伊尔库茨克。”其根据是抱朴(秦涤清)写的《赤俄游记》记载，抱朴于1921年7月16日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杨明斋。还有一个根据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证证明，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另有陈为人和瞿秋白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大会。第三个根据是共产国际“三大”后举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与张太雷一起出席大会的依然是“杨和德”。但许多证据表明，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正是俞秀松，而不是杨明斋。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邀请函是1921年3月中旬传到中国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个是北京的何孟雄，另一个就是上海的俞秀松。他们在同年4月试图分别赴苏俄，何孟雄在路上被逮捕，未能进入苏俄参加大会。于是只有俞秀松和已经在苏俄的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还有一个中国人被邀请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他就是吴芳，这是诸多著作中没有提到的。吴芳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挚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结识毛泽东。1920年8月参加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年10月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俄，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6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当时他还不是正式党员)。大会后继续在莫斯科学习。是年冬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春回国。
二、关于代表资格的问题：其一，张太雷的代表资格问题。研究者认为，张太雷是中共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其根据之一是：早在i920年张太雷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1921年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托，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科长)。根据之二是：他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内容不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而是关于共产党的。根据之三是：据舒来亚茨基回忆，“张太雷同志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故此，张太雷是中共正式代表这一点是中外学者公认的。
其二，关于俞秀松代表资格的问题。俞秀松1920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翌年3月29日从上海出发，取道北京、哈尔滨，只身进入苏俄，准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6月4日，在莫斯科领到了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证明书。6月14日与张太雷一起入住大会代表宿舍。
其三，关于陈为人的大会旁听者资格问题。陈为人1921年初赴苏俄学习，共产国际“三大”时(当时他还不是正式党员)，他正在莫斯科。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与俞秀松、张太雷一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其四，关于瞿秋白大会旁听者的资格问题。1920年12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身份离开中国赴苏俄实地考察。当他得知将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三大”时，出于革命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李宗武(李仲武)一起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撰写了一份题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材料，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情况。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他以记者的身份列席了大会。
其五，关于江亢虎代表资格的问题。江亢虎1921年4月去苏俄游历，6月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共产国际原先对他还很照顾，虽不是共产党代表，但发给他了正式代表的证件，并获得了发言权。张太雷等对江亢虎得到共产国际信任十分不满，并设法加以阻挠。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张太雷、俞秀松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称江亢虎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十足的政客”，并强烈抗议共产国际“三大”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大会采纳了张太雷、俞秀松的意见，取消了江亢虎正式中国代表的资格，变为列席代表。江亢虎1922年回国。
其六，关于黄凌霜的代表资格问题。黄凌霜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崇拜克鲁泡特金。192i年春在广州参与发起组建无政府主义者同盟，旋即赴上海指导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同盟。此时，优林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为了争取他，遂介绍他去莫斯科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正式开幕。开会前，张太雷、俞秀松为出席大会准备了一篇报告。7月12日，张太雷在大会第23次会议讨论东方问题时作了发言，由于当时限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故此他未能在会上宣读这篇报告，只能将它作为书面报告呈送大会。会后不久，这篇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上。
张太雷在太会上发言说：“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其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5分钟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的运动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他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 注远东的运动，并给予更大的支持。
张太雷、俞秀松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期间，还于1921年7月3日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7月9日至23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张太雷还参加了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来有过“远东劳动人民大会”、“远东弱小民族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等称谓)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党和民族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出席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书。8月，张太雷回国，协助马林组织日本等远东国家选派代表出席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9月作为孙逸仙(中山)博士代表团成员与蒋介石等一道赴苏俄考察约三个月。其间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1月参加列宁葬礼。同年春回国，陈为人于1921年底回国。俞秀松于1922年回国。
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先在彼得格勒，后在莫斯利召开。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有陈独秀、刘仁静、工俊(王均、王钧)。瞿秋白以翻译的身份参加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列席了大会：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著作中提及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几个中国人。却很少有人提及张伯简也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来，第一次正式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他一生中，只去过两个国家，一足为政治避难和进行革命活动数次东渡日本，二是率团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刘仁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6月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负责人。11月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土俊足长辛店机厂工人。1921年起任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交际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与陈独秀、刘仁静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有研究者说王俊是王荷波的化名。实际上，王俊与王荷波完全是两个人，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是王俊，而不是王荷波。
张太雷是来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的前一天，即1922年12月4日，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开幕，正在莫斯科的张太雷被邀请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席共产国际“四大”。
另一个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人极少被提到过，他就是从欧洲赴会的张伯简。张伯简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张伯简曾任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又称“组织委员”)。同年秋奉命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刘仁静、王俊三人经奉天、满洲里、赤塔抵达莫斯科后才知道共产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过了。11月9日，会议移至莫斯科陈独秀等参加了其后的会议。
关于陈独秀是否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发言的问题，氐期以来都是这样的说法：“会议规定，大会发言限英、俄、德、法四种语言。陈独秀虽懂英语，但口语表达还有困难；崔秋白虽能用俄语发言，但又不是代表；刘仁静英语较好，故由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在中国国内日前现有的有关共产国际“四大”的档案材料中也只有刘仁静一人的发言但是近年来有中国学者在俄罗斯原共产国际档案材料中发现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作的两篇报告。第一篇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代表陈独秀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二篇是《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陈独秀的第一篇报告共分四大部分：中国军阀统治的由来、直奉战争之前的时期、直奉战争之后的时期、未来前景。他在报告的最后扼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军阀，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组织，并将竭尽全力将此斗争进行到底。这一斗争的近期目标为：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陈独秀在第二篇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统一战线中的任务，并再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刘仁静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发青。他首先讲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其次讲了工人运动，最后讲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
在大会期间，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瞿秋白等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生。陈独秀还会见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与萧三谈话后，陈独秀致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团中央尽快联系，解决归属，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肯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立即给陈独秀写信，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他还出面与苏俄政府交涉，解决这部分同志的入境问题。
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闭幕。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于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平，瞿秋白同行回国。2月20日，陈独秀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的前一天，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于1922年12月4日在莫斯科开幕。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们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留在莫斯科人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回国。
(责任编辑：李瑞蔚)
第一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一大”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邀请来自中国的代表，故而邀请“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刘绍周、张永奎出席了会议。
刘绍周(刘泽荣)，广东高要人。1897年随父刘兆彭(受俄国政府之聘，到高加索传授种茶技术)到俄国。1917年4月18日创办“中国华侨旅俄联合会”，任会长(主席)。因其成员大多数是工人，故在1918年底，该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仍任会长(主席)。张永奎任“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会长(主席)。1920年9月，刘绍周辞去会长职务后，张永奎继任联合会会长。因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群众团体，所以刘绍周、张永奎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译为“中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3月5日，共产国际“一大”举行第3次会议，议题是对是否同意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进行表决。刘绍周第31个发言，表示“同意”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刘绍周在会上还作了主题发言。太会纪录注释说：“在代表大会发言纪录中，中国代表刘绍周的发言没有记上。但在1919年3月6日《真理报》上有他的祝贺词。他的祝贺词还刊登在《代表大会资料》上。”刘绍周在祝贺词中简要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他说：“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的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列宁在会议期间亲切接见了刘绍周、张永奎。共产国际“一大”后，刘绍周曾一度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中国华侨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后，在各地建立了地方组织，会员发展到6万余人。1919年11月19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刘绍周，同他交谈了中国革命和“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920年6月18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i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约200人，他们代表着俄欧各地有组织的华工10万余人。苏俄领导人列宁等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苏俄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等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刘绍周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举孙中山和列宁为名誉主席，刘绍周连任会长，孙言川为秘书兼《大同报》编辑。大会提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6月25日，成立了“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又称“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该组织由5名委员(单贝富、孙富元等)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单贝富又名单清河，1918年8月任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组织者，继而任政治委员。孙富元任苏俄红军中国营营长。
“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成立后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并与“旅俄华工联合会”紧密配合做好华工工作，刘绍周等人身兼两个组织的领导工作。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会议先在彼得格勒举行，7月23日移至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没有正式成立的情况下，设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参加会议。刘绍周、安恩学(又译为安龙鹤)作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代表出席会议。
安恩学20世纪初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1901年8月在哈尔滨被沙俄当局逮捕，发配到彼尔姆。1918年，安恩学在秋明组建中国工人支队，后编入苏俄红军，投身于苏俄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1920年6月，被选入“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后来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共产国际“二大”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由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补充提纲》的讨论和修订。他还参加了大会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委员会。7月28日，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扼要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称孙中山是“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著名领袖”。他强调说：“为了再次概括我方才的全部发言，必须强调一点，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
在共产国际“二大”期间，7月25日，刘绍周还在莫斯科与马林(时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朴镇淳(朝鲜革命者)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进行了协商。
从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等人在共产国际“一大”、“二大”前后的表现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他们的态度来看，至少显现出三个问题：
其一，列宁、俄共(布)、共产国际对刘绍周等人是重视的，对“旅俄华工联合会”和“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工作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刘绍周三次受到列宁的会见，成为近距离会见列宁最多的中国人，这在中国共运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刘绍周、张永奎应邀出席共产国际“一大”是中俄两国革命分子最早的联系。刘绍周、安恩学虽然是以“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但是苏俄领导却将他们看作全体中国劳动者在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正式代表，不仅将旅俄华人党组织作为联系俄中两国革命的纽带，而且从共产国际成立那一天起就将其视作中国的党组织而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刘绍周曾一度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也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单清河等旅俄华人中的优秀分子确实成绩卓著，这是受到列宁和苏俄政府重视的根本原因。首先，他们为苏俄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有的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其次，他们为中国苏俄两国革命者和人民的联系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其三，在苏俄内部对刘绍周等人的评价不一致。上面提到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对刘绍周是信任的，共产国际曾内定他为远东书记处成员。但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却认为：“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还认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向中国派出的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养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还有研究者认为，刘绍周“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及建党后没有什么作为”，他“后来并未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进行分析和评价，都要遵循一分为二的原则，并且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估，对刘绍周及其所在组织的分析和评价亦应如此。
一方面，刘绍周及其他旅俄华工领袖的确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对人对事难免有偏颇之处。第二，他们委派人员回国进行革命联络，多以个 人名义，没有形成核心，号召力不强，影响力不大，没有引起国内革命人士的足够重视，收效甚微。第三，他们之中有的人在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刘绍周回国后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并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使馆参赞。
尽管刘绍周等人和旅俄华工组织存在上述问题，但不能否认他们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贡献，他们存在的问题有客观原因。第一，当时通讯不畅，信息不灵，致使他们难以详细了解国内的情况，对人对事的判断难以准确。第二，当时，情况复杂，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党派林立，真假难辨。第三，刘绍周等人在苏俄均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可以说已经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了。列宁和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委派他回到中国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49年9月，他支持陶峙岳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为贯彻党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后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也是勤勤恳恳。1956年在其64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立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直至1970年在北京逝世。
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举行。
一、关于中国代表的成员问题。究竟哪些中国人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太”，有不同的说法。以往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代表张太雷、杨和德(杨厚德、杨好德Yang Ho-te，即杨明斋)出席了大会。正在莫斯科做采访工作的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列席了会议。
张太雷、江亢虎、黄凌霜参加了会议，这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杨和德究竟是何人，说法就不一样了。一种说法是杨和德就是杨明斋，其主要根据是杨明斋的别名叫“杨好德”。据此，许多著作中在提及中国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时，不再写“杨和德”而直接写“杨明斋”了。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杨明斋是出席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之说不成立。因为，虽然杨明斋在这个时期似乎确实去了西伯利亚，但在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他留在了伊尔库茨克。”其根据是抱朴(秦涤清)写的《赤俄游记》记载，抱朴于1921年7月16日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杨明斋。还有一个根据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签发给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证证明，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另有陈为人和瞿秋白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大会。第三个根据是共产国际“三大”后举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与张太雷一起出席大会的依然是“杨和德”。但许多证据表明，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正是俞秀松，而不是杨明斋。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邀请函是1921年3月中旬传到中国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一个是北京的何孟雄，另一个就是上海的俞秀松。他们在同年4月试图分别赴苏俄，何孟雄在路上被逮捕，未能进入苏俄参加大会。于是只有俞秀松和已经在苏俄的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
还有一个中国人被邀请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他就是吴芳，这是诸多著作中没有提到的。吴芳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挚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结识毛泽东。1920年8月参加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年10月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俄，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6月，被邀请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当时他还不是正式党员)。大会后继续在莫斯科学习。是年冬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春回国。
二、关于代表资格的问题：其一，张太雷的代表资格问题。研究者认为，张太雷是中共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其根据之一是：早在i920年张太雷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1921年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托，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科长)。根据之二是：他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内容不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而是关于共产党的。根据之三是：据舒来亚茨基回忆，“张太雷同志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故此，张太雷是中共正式代表这一点是中外学者公认的。
其二，关于俞秀松代表资格的问题。俞秀松1920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翌年3月29日从上海出发，取道北京、哈尔滨，只身进入苏俄，准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6月4日，在莫斯科领到了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证明书。6月14日与张太雷一起入住大会代表宿舍。
其三，关于陈为人的大会旁听者资格问题。陈为人1921年初赴苏俄学习，共产国际“三大”时(当时他还不是正式党员)，他正在莫斯科。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与俞秀松、张太雷一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其四，关于瞿秋白大会旁听者的资格问题。1920年12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身份离开中国赴苏俄实地考察。当他得知将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三大”时，出于革命热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李宗武(李仲武)一起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撰写了一份题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材料，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情况。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他以记者的身份列席了大会。
其五，关于江亢虎代表资格的问题。江亢虎1921年4月去苏俄游历，6月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共产国际原先对他还很照顾，虽不是共产党代表，但发给他了正式代表的证件，并获得了发言权。张太雷等对江亢虎得到共产国际信任十分不满，并设法加以阻挠。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张太雷、俞秀松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称江亢虎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十足的政客”，并强烈抗议共产国际“三大”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大会采纳了张太雷、俞秀松的意见，取消了江亢虎正式中国代表的资格，变为列席代表。江亢虎1922年回国。
其六，关于黄凌霜的代表资格问题。黄凌霜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崇拜克鲁泡特金。192i年春在广州参与发起组建无政府主义者同盟，旋即赴上海指导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同盟。此时，优林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为了争取他，遂介绍他去莫斯科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正式开幕。开会前，张太雷、俞秀松为出席大会准备了一篇报告。7月12日，张太雷在大会第23次会议讨论东方问题时作了发言，由于当时限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故此他未能在会上宣读这篇报告，只能将它作为书面报告呈送大会。会后不久，这篇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刊物《远东人民》1921年第3期上。
张太雷在太会上发言说：“我想向你们介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其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5分钟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的运动对于世界革命的意义。”他请求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 注远东的运动，并给予更大的支持。
张太雷、俞秀松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期间，还于1921年7月3日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7月9日至23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张太雷还参加了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来有过“远东劳动人民大会”、“远东弱小民族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等称谓)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起草了要求亚洲各国党和民族革命组织选派代表出席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呼吁书。8月，张太雷回国，协助马林组织日本等远东国家选派代表出席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9月作为孙逸仙(中山)博士代表团成员与蒋介石等一道赴苏俄考察约三个月。其间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1月参加列宁葬礼。同年春回国，陈为人于1921年底回国。俞秀松于1922年回国。
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先在彼得格勒，后在莫斯利召开。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有陈独秀、刘仁静、工俊(王均、王钧)。瞿秋白以翻译的身份参加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正式代表张太雷列席了大会：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著作中提及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几个中国人。却很少有人提及张伯简也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来，第一次正式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他一生中，只去过两个国家，一足为政治避难和进行革命活动数次东渡日本，二是率团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刘仁静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6月起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负责人。11月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土俊足长辛店机厂工人。1921年起任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交际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与陈独秀、刘仁静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有研究者说王俊是王荷波的化名。实际上，王俊与王荷波完全是两个人，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是王俊，而不是王荷波。
张太雷是来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三大”的，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的前一天，即1922年12月4日，青年共产国际“三大”开幕，正在莫斯科的张太雷被邀请作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席共产国际“四大”。
另一个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人极少被提到过，他就是从欧洲赴会的张伯简。张伯简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张伯简曾任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又称“组织委员”)。同年秋奉命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刘仁静、王俊三人经奉天、满洲里、赤塔抵达莫斯科后才知道共产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过了。11月9日，会议移至莫斯科陈独秀等参加了其后的会议。
关于陈独秀是否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发言的问题，氐期以来都是这样的说法：“会议规定，大会发言限英、俄、德、法四种语言。陈独秀虽懂英语，但口语表达还有困难；崔秋白虽能用俄语发言，但又不是代表；刘仁静英语较好，故由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在中国国内日前现有的有关共产国际“四大”的档案材料中也只有刘仁静一人的发言但是近年来有中国学者在俄罗斯原共产国际档案材料中发现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作的两篇报告。第一篇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代表陈独秀同志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二篇是《中国的政治派别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陈独秀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陈独秀的第一篇报告共分四大部分：中国军阀统治的由来、直奉战争之前的时期、直奉战争之后的时期、未来前景。他在报告的最后扼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军阀，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组织，并将竭尽全力将此斗争进行到底。这一斗争的近期目标为：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陈独秀在第二篇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统一战线中的任务，并再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口号。
刘仁静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发青。他首先讲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其次讲了工人运动，最后讲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
在大会期间，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瞿秋白等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看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生。陈独秀还会见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与萧三谈话后，陈独秀致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团中央尽快联系，解决归属，并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肯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立即给陈独秀写信，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他还出面与苏俄政府交涉，解决这部分同志的入境问题。
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闭幕。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于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平，瞿秋白同行回国。2月20日，陈独秀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的前一天，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于1922年12月4日在莫斯科开幕。张太雷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张们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留在莫斯科人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回国。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