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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恶化有着重要影响。文章通过采用“金砖四国”1995年至2012年的公共债务、基尼系数、人均GDP、失业率等变量的统计数据，建立一个包括收入分配和公共债务的模型，定量分析了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至2012年间，“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将带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因此，“金砖四国”政府应通过控制债务规模、优化公债结构、合理确定公债资金用途等措施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关键词：金砖四国 收入分配 公共债务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2-115-04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被称为传统的“金砖四国”。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也是发展中的大国，但却以不同的发展模式走向经济振兴之路。近年来，“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出现飞跃式增长，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中由“微不足道”到“举足轻重”。在2001年至2012年间，俄罗斯、中国、巴西是“金砖四国”中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分别增长了6.68倍、5.85倍和3.62倍。“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经济比重由2001年的17%上升到了2012年的20%。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金砖四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2年，中国公共债务规模高达76747.91亿元；2013年，此规模更是攀升至85836.05亿元。“金砖四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轨迹来看，两者的变化趋势几乎是一致的，公共债务变动越大，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发生较大变化。以巴西为例，2006年巴西国内净债务占中央政府总债务的比率为138.53%，2009年下降到101.45%，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为0.568，2009年则降到0.547。2010年，随着公共债务规模的急剧上升，基尼系数也发生了大幅上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其中中国国内净债务占中央政府总债务的比率从2002年的98%上升到2008年的111.28%，基尼系数也从2002年的0.426上升到了2008年的0.491。因此，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那么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联机制如何？“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上述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内容。
西方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与方法，对公共债务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Mickel（1991）考察了美国公共债务利息支付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会导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转移。You and Dutt（1996）把经济增长、公共债务、收入分配等变量，纳入到其构建的后凯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确切影响取决于政策实施时的外部环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公共债务的增长与基尼系数的上升有着很大的关系。
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文献都局限于公共债务增长的驱动机制及其效应（金洪飞，2004；尹恒和叶海云，2006；陆晓明，2011；李刚等，2013）；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定因素（王亚芬等，2007；杨俊等，2008；赵亚明，2012；徐静等，2014）等问题的探讨，而关于公共债务的增长是否会恶化收入分配问题还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探讨“金砖四国”公共债务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的文献几近空白。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共债务和收入分配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利用“金砖四国”1995年至2012年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金砖四国”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旨在防范和化解“金砖四国”公共债务快速增长带来的消极后果，为决策部门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与阐释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理论；第三部分为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过程及结果讨论；最后为简短的结语。
二、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模型
You and Dutt（1996）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公共债务（政府总债务）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了公共债务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增长是由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所决定的，而且收入分配是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中进行的。本文遵循You and Dutt模型的基本思想，将经济体中的人群按照收入的高低分为两个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是资本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本文构建的理论关系模型如下：
（一）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
设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富有弹性，产出（U）是均衡的，且企业有剩余的生产能力，中低收入者储蓄为零，高收入者储蓄他们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s），资本（C）和公共债务存量（D）是给定的，从而可以得到一个产出与需求的均衡：
U=（1-t1）（1-ν）U+（1-s）（1-th）（vU+iD/P）+[β0+β1u+β2（1-th）ν]C+G……………………………………………式（1）
式（1）中，ν代表收入中资本性收入所占份额；t1和th分别为两个群体的所得税率；i是公共债务的名义利率（假设它是固定的）；P代表物价水平；u=U/K，表示生产能力的利用率。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是同步的。这不仅与我们前面构建的理论关系模型相符合，而且与之前提到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政府活动主要是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其活动本身不能带来直接收入或不能带来足够的直接收入以保障债务的清偿，从而最终要以税收作为偿债的基本来源，而真正的公债持有人是社会高收入群体，他们持有的公债比重大，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直接提高了他们的利息收入，使得中低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款更多的转给了高收入群体，这就使得社会财富向高收入群体更进一步的集中，造成贫富分化。
2.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砖四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轨迹是上升的。这一结论与先前Kuznets的观察一致，也就是说“金砖四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近几年来，“金砖四国”经济迅猛发展，他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砖四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在不断上涨，这直接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利息收入，虽然“金砖四国”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群体的收入水平，但它的积极影响并没有超过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负面效应，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不过也不能排除“金砖四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和制度缺陷或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3.较高的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会恶化收入分配。2001年至2010年间，巴西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8%左右，而印度的失业率却在5%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的基尼系数更是远远超过收入警戒线0.4，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却一直维持在0.4以下。一般情况下，失业率伤害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者更容易失业，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通货膨胀率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消极影响，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能够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更好地抵制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甚至还有可能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因此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4.利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利率是政府确定国债票面利率的基础，利率的变化直接关系到高收入群体利息收入的多少，利率（下转第122页）（上接第117页）越高，国民税收转移到高收入群体中的利息就越多，进而影响“金砖四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巴西2002年的利率水平高达47.3%，到2008年仅为4.3%，与此同时，基尼系数也从2002年的0.594降到2008年的0.551。“金砖四国”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四国拥有近30亿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而人口规模对“金砖四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就业问题就越大，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多（中低收入者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样高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大。
五、结语
本文利用“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1995年至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上升确实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有着重要影响，降低公共债务发行规模，有利于减少国家税收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金砖四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轨迹是上升的，这符合Kuznets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型关系的判断；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金砖四国”收入分配差距不可忽视的原因；利率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恶化收入分配不平等。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公共债务预警指标体系，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公共债务的发行应尽量避免对企业投资或居民消费的挤出，同时公共债务的发行必须考虑财政和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减少公共债务的还本付息额，控制税收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合理确定公共债务的资金用途，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比如将公共债务收入安排在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本项目上，从而作为相应债务的清偿保证，减少公民的税收偿债负担，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3）优化公共债务结构。包括公共债务品种结构、期限结构以及到期结构；如当外部债务有着较低的利息率时，政府应考虑是否降低内债的发行规模，减少公共债务筹资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家庭债务增长的经济社会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BJL029）；教育部项目“中国家庭债务与公共债务变动的关联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90206）；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中国收入不平等、金融创新与家庭债务：理论架构、数量测度及政策含义”（项目批准号：13ZDB069）；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中国家庭债务的规模估算、决定因素与宏观调控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1YBA2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Michl，T.R..Debt， defic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91（13）
[2] You，J.and A.Dutt.Government deb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20）
[3] Ramos，X.and O.Roca Sagales.Long term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the siz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ie in the UK[J]. EUI working paper RSCAS，2007
[4] Nisreen Salti.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Debt[J].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11
[5] 金洪飞.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与货币危机[J].财政研究，2004（2）
[6] 尹恒，叶海云.政府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及决定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6（5）
[7] 陆晓明.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J].国际金融，2011（8）
[8] 李刚，冯夏琛，王璐璐.公共债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J].世界经济研究，2013（2）
[9] 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10] 杨俊，黄潇，李晓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1）
[11] 赵亚明.地区收入差距：一个从超边际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2）
[12] 徐静，张云钢.云南省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学术探索，2014（1）
[13] Kuznets，Sim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55
[14] Cutler，D.M.and Katz， L.F.，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sadvantag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1
[15] David S.Johnson，Stephanie Shipp.Inequality and business cycle：a consumption viewpoint[J].Empirical Economics，1999（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伍再华，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债务理论；唐荣，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
（责编：贾伟）
关键词：金砖四国 收入分配 公共债务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2-115-04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被称为传统的“金砖四国”。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也是发展中的大国，但却以不同的发展模式走向经济振兴之路。近年来，“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出现飞跃式增长，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中由“微不足道”到“举足轻重”。在2001年至2012年间，俄罗斯、中国、巴西是“金砖四国”中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国家，分别增长了6.68倍、5.85倍和3.62倍。“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经济比重由2001年的17%上升到了2012年的20%。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金砖四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12年，中国公共债务规模高达76747.91亿元；2013年，此规模更是攀升至85836.05亿元。“金砖四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轨迹来看，两者的变化趋势几乎是一致的，公共债务变动越大，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发生较大变化。以巴西为例，2006年巴西国内净债务占中央政府总债务的比率为138.53%，2009年下降到101.45%，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为0.568，2009年则降到0.547。2010年，随着公共债务规模的急剧上升，基尼系数也发生了大幅上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其中中国国内净债务占中央政府总债务的比率从2002年的98%上升到2008年的111.28%，基尼系数也从2002年的0.426上升到了2008年的0.491。因此，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那么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联机制如何？“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上述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内容。
西方学者利用不同的模型与方法，对公共债务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开展了一些经验研究。Mickel（1991）考察了美国公共债务利息支付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会导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转移。You and Dutt（1996）把经济增长、公共债务、收入分配等变量，纳入到其构建的后凯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确切影响取决于政策实施时的外部环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公共债务的增长与基尼系数的上升有着很大的关系。
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文献都局限于公共债务增长的驱动机制及其效应（金洪飞，2004；尹恒和叶海云，2006；陆晓明，2011；李刚等，2013）；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定因素（王亚芬等，2007；杨俊等，2008；赵亚明，2012；徐静等，2014）等问题的探讨，而关于公共债务的增长是否会恶化收入分配问题还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探讨“金砖四国”公共债务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的文献几近空白。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公共债务和收入分配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利用“金砖四国”1995年至2012年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金砖四国”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旨在防范和化解“金砖四国”公共债务快速增长带来的消极后果，为决策部门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与阐释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理论；第三部分为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过程及结果讨论；最后为简短的结语。
二、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模型
You and Dutt（1996）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公共债务（政府总债务）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了公共债务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增长是由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所决定的，而且收入分配是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中进行的。本文遵循You and Dutt模型的基本思想，将经济体中的人群按照收入的高低分为两个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分别是资本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本文构建的理论关系模型如下：
（一）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
设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富有弹性，产出（U）是均衡的，且企业有剩余的生产能力，中低收入者储蓄为零，高收入者储蓄他们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s），资本（C）和公共债务存量（D）是给定的，从而可以得到一个产出与需求的均衡：
U=（1-t1）（1-ν）U+（1-s）（1-th）（vU+iD/P）+[β0+β1u+β2（1-th）ν]C+G……………………………………………式（1）
式（1）中，ν代表收入中资本性收入所占份额；t1和th分别为两个群体的所得税率；i是公共债务的名义利率（假设它是固定的）；P代表物价水平；u=U/K，表示生产能力的利用率。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是同步的。这不仅与我们前面构建的理论关系模型相符合，而且与之前提到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政府活动主要是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其活动本身不能带来直接收入或不能带来足够的直接收入以保障债务的清偿，从而最终要以税收作为偿债的基本来源，而真正的公债持有人是社会高收入群体，他们持有的公债比重大，公共债务规模的增加直接提高了他们的利息收入，使得中低收入群体缴纳的税款更多的转给了高收入群体，这就使得社会财富向高收入群体更进一步的集中，造成贫富分化。
2.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砖四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轨迹是上升的。这一结论与先前Kuznets的观察一致，也就是说“金砖四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近几年来，“金砖四国”经济迅猛发展，他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砖四国”的公共债务规模也在不断上涨，这直接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利息收入，虽然“金砖四国”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群体的收入水平，但它的积极影响并没有超过公共债务规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负面效应，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不过也不能排除“金砖四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和制度缺陷或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收入差距急剧拉大。
3.较高的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会恶化收入分配。2001年至2010年间，巴西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8%左右，而印度的失业率却在5%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的基尼系数更是远远超过收入警戒线0.4，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却一直维持在0.4以下。一般情况下，失业率伤害的是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者更容易失业，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通货膨胀率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消极影响，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能够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更好地抵制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甚至还有可能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因此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4.利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利率是政府确定国债票面利率的基础，利率的变化直接关系到高收入群体利息收入的多少，利率（下转第122页）（上接第117页）越高，国民税收转移到高收入群体中的利息就越多，进而影响“金砖四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巴西2002年的利率水平高达47.3%，到2008年仅为4.3%，与此同时，基尼系数也从2002年的0.594降到2008年的0.551。“金砖四国”都是人口和资源大国，四国拥有近30亿人口，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而人口规模对“金砖四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就业问题就越大，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多（中低收入者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样高低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越大。
五、结语
本文利用“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1995年至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公共债务规模的上升确实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有着重要影响，降低公共债务发行规模，有利于减少国家税收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金砖四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轨迹是上升的，这符合Kuznets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型关系的判断；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也是影响“金砖四国”收入分配差距不可忽视的原因；利率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恶化收入分配不平等。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公共债务预警指标体系，严格控制债务规模。公共债务的发行应尽量避免对企业投资或居民消费的挤出，同时公共债务的发行必须考虑财政和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减少公共债务的还本付息额，控制税收向高收入群体的转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2）合理确定公共债务的资金用途，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比如将公共债务收入安排在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本项目上，从而作为相应债务的清偿保证，减少公民的税收偿债负担，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3）优化公共债务结构。包括公共债务品种结构、期限结构以及到期结构；如当外部债务有着较低的利息率时，政府应考虑是否降低内债的发行规模，减少公共债务筹资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家庭债务增长的经济社会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4BJL029）；教育部项目“中国家庭债务与公共债务变动的关联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90206）；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中国收入不平等、金融创新与家庭债务：理论架构、数量测度及政策含义”（项目批准号：13ZDB069）；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中国家庭债务的规模估算、决定因素与宏观调控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1YBA2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Michl，T.R..Debt， defici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91（13）
[2] You，J.and A.Dutt.Government deb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20）
[3] Ramos，X.and O.Roca Sagales.Long term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the siz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ie in the UK[J]. EUI working paper RSCAS，2007
[4] Nisreen Salti.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Debt[J].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11
[5] 金洪飞.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与货币危机[J].财政研究，2004（2）
[6] 尹恒，叶海云.政府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及决定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06（5）
[7] 陆晓明.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J].国际金融，2011（8）
[8] 李刚，冯夏琛，王璐璐.公共债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J].世界经济研究，2013（2）
[9] 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10] 杨俊，黄潇，李晓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1）
[11] 赵亚明.地区收入差距：一个从超边际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2）
[12] 徐静，张云钢.云南省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学术探索，2014（1）
[13] Kuznets，Sim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55
[14] Cutler，D.M.and Katz， L.F.，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sadvantag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1
[15] David S.Johnson，Stephanie Shipp.Inequality and business cycle：a consumption viewpoint[J].Empirical Economics，1999（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伍再华，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债务理论；唐荣，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债务与收入分配。）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