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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
故母亲出生于监利县福田寺镇三湾村，时为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初六。正是旧中国处于河山破碎，人民流离颠沛，生存维艰之时。
外婆杨氏，是一位早年读过私塾，对《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等能倒背如流的封建传统女文化人。
儿时的母亲，在这位文化长辈的熏陶下，对儒家文化的“忠、孝、廉、礼、义、仁”等，朝夕耳濡目染，深深植根于心。
母亲还未谙世事，外公即身染重疾，后终无回天之术，撒手人寰。外公的英年早逝，让曾外祖悲痛不已，万念俱灰，最后落发为僧 。
母亲襁褓中的不幸，似乎昭示了她一生艰辛坎坷的命运。
正当鼎盛之年而落寡的外婆，陷入了莫大的悲痛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边是封建文化反复叮嘱的千年古训， “好女不嫁二夫”;一边是外公临别时执手相看泪眼的殷殷付托 ，还有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来自各方面的严峻考验。权衡再三，外婆无奈而又黯然地选择了后者，带着尚在襁褓中的母亲，下堂改嫁到洪湖瞿家湾雷家墩。
童年多舛的命运，从此造就了母亲一生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赋予了母亲一身宽厚、包容、仁爱的优良品格。
洪湖西岸，坐落着一座红色革命重镇——瞿家湾。其实，瞿家湾在那个时代，与柳关同为一体，属于柳关乡下边的一个村。解放后，国务院重新规划行政区域，新设立洪湖县，后改市。瞿家湾从此与柳关一分为二，成了现在一襟相连，却分属两块的瞿家湾与柳关。
两个从小患难与共的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当年，贺龙正是在这里以洪湖为屏障，创建了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柳关和瞿家湾正好处于洪湖西岸的入湖口，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解放前，长年的兵荒马乱、炮火纷飞，让百姓难有片刻的安宁。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既没有高山作掩护，也没有峡谷来藏身，唯有漫漫无边的蒿草可以躲避战祸和匪盗的侵袭。而取之不尽的鱼藕，是人们度过饥荒的主要食物来源。
继外公便是洪湖里捕鱼采莲的能手。
或许，当初颇有文化和头脑的外婆，在极其复杂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想到了洪湖鱼水及继外公的能干，才燃起她心中忍辱负重，养育母亲成人的信念吧？不然，以外婆倔强的性格，可能依循千年的古训选择做了贞妇。
——许多年后，母亲为了撑开我们这个多口之家的艰难，与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下洪湖打鱼时，在万般思念的煎熬里，我胡思乱想中，想到了这点。
外公外婆常年漂泊在洪湖里，可谓真正的四海为家，幼小的母亲成长在渔船中。在那个一望无际，渺无人烟，茫茫一片的湖水中，母亲白天对着涛涛巨浪，呜咽的湖风;晚上对着的是茫茫星月，或短暂昏黄的油灯。聪颖而又好学的母亲，聆听着外婆凭记忆所讲授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百家姓》等。虽然不能识字，母亲已从外婆长年累月的言传身教中，逐渐领悟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立身处世等诸多的道理。
童年的母亲，对比其他同龄人是幸运的。她有一个能熟知《四书》《五经》的外婆，给予了她文化和思想的启迪;有一个能擅长捕鱼采莲的外公，给予了她生存和生活的保障。
童年的母亲又是不幸的。自幼丧失生父，使她缺少了只有亲生父亲才能给予她的关怀和温暖。洪湖里漂泊成长的孤寂，让她不得不压抑童年应有的活泼，而默默克制自己。
有多少次，母亲在睡梦中被一次又一次的狂风巨浪所惊醒？
十六岁时，我曾和大哥见清一起到洪湖捕过虾，经常发生的乌风黑浪，至今忆起，仍令我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苦难的童年，并没有将母亲摧折和击倒，相反，一件件磨练了她一生的坚韧、不屈的精神，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
由于缺少生父之爱，成年后的母亲，长年累月的在一盏昏暗油灯下，给她七个儿女纺纱织布，縫衣纳鞋。尖利的缝衣针在昏暗的灯光下，常常将母亲的手指扎得鲜血淋漓。那些线勒得母亲柔嫩的手慢慢长出了一层一层厚厚老茧。
儿时的每双鞋，每件衣，浸染了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
我并非在杜撰故事。母亲去世时，我守孝在她身旁，母亲的手掌结满厚厚的老茧，左手食指头被针刺留下的旧痕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母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供我们兄弟读书，把她童年没能得到的温暖与关怀，呵护与爱心，全部给予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了幸福童年。
母亲童年的孤寂，使她倍感珍惜人间的真情和友谊。她一生热诚待人，诚恳处世。即便许多他乡来客，与父亲一次偶然邂逅，也能成为我们家的世交。
朱河镇长江村的常修生伯父，是早年开挖四湖干渠时与父母相识的，后几十年如一日，与父母情同手足。二00七年冬天，常伯父闻父母去世后，以愈古稀之年，辗转奔赴，来父母坟上焚香祭拜。回忆父母生前往事，捶胸顿足，悲怮不已。路人观之也无不动容，感叹陪泪不止。
童年的苦难，使母亲一生都不畏艰难，始终拼搏进取。造就母亲一生临危不惧的雄心与斗志。一九九七年的春节，吃完年夜饭后的家庭会议上，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三年时间，给我们兄弟盖一座三间两层的楼房！
当时遭到大哥见清的强烈反对。因其时，母亲已逾花甲之年，且身患绝症还不知晓，只是我们在一直隐瞒着她。其实，她早知自己身体渐不如前，却怕增加我们的负担，装作没事似的，从不肯透露蛛丝马迹给我们。父亲一年前患脑中风，瘫痪在床;大哥到湖南办企业，亏欠巨债;二哥建国刚重组家庭;四弟建武结婚不到一年刚离婚;五弟剑虎在外打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我仅能勉强度日。而此时，同村人都已在刚刚兴起的瓦房改楼房的热潮中，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
此时此刻，身染绝症的母亲说出这句话，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几年后，我们几兄弟全线崛起，一举甩掉了穷困的帽子，在村里率先进入城里有房，出行有车，家中有电脑的行列，这与母亲常年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以及在危难中给予我们鼓舞是有极大关系的。 可惜母亲已不能看到了。
在我们兄弟即将冲破黑暗见到黎明之时，母亲带着对儿女们无限的牵挂，和没能亲眼目睹儿女们过上好日子的深深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
愿母亲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母亲的胆识
一九五七年，新中国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普遍落实了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洪湖岸边，长年靠打鱼为生的渔民，终于结束了以船为家的漂泊生涯。
外公外婆回到了瞿家湾镇雷家墩，用茅草搭起了一个简易茅棚。那个年代，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红砖碧瓦盖成的房子，普通人家，房子都是茅草封顶，麻梗夹蒿草作壁，里外再以泥巴混合丝麻涂抹作墙壁。
长年在湖船中生活的母亲，在陆上好歹有了个固定的家。
平安的日子，时光总是过得分外的快。不知不觉中，母亲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外婆的观念里，“男儿十五顶父职，女儿十五攒家财”。不管男孩或者女孩，满了十五岁，就该撑起门户来。尤其对于女孩子，外婆认为“女大不中留，留了结冤仇”。年方十七的母亲更是该到出阁的年龄了。
关于母亲与父亲的婚事，我们不得而知，也从不敢问。这与父母所接受的封建理念有关，也与父母平日对我们严谨的家教有关。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科技生产的落后，使得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再加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人民的生活过得极其艰辛，许多家庭陷入揭不开锅的境地。初为人妇的母亲，还没品尝到新生活的幸福滋味，就马上尝到了成家过日子的艰难。
据母亲回忆，成家后的父母亲与爷爷奶奶挤住在一个屋子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了便可以单独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
父亲的下边有两个小姑和一个还未成家的三叔，上边有已成家的伯父伯母，加上爷爷奶奶，九口人合住在一个三间瓦屋里。
父母與伯父伯母共一间房，中间只用一张芦席壁隔开，一分为二，每边刚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柜、一张木桌。
生活已不是现在人们所想象的“艰苦”二字可以来形容的。单只艰苦也就罢了，根本就吃不到粮食。粮食也不是指大米，如果有诸如玉米、大豆、蔬菜等充饥，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富贵生活了。
在家中没有一颗存粮的情况下，每天的食物来源，成为全家九口人的头等大事。每天清早起来，母亲就带着两个小姑下湖去扯荷叶梗，或者到野地去扯野菜。寻野菜的人多了，野菜也被搜光，只能大着胆子，硬着头皮到荒坟空里去找，找不到野菜，连鸡公花草也扯一把回来。到家后洗净，细细地切碎，与糠搅拌，再撒入一点粗盐，做成糠粑粑。
粗盐算是调味，也算是下饭的菜肴。尽管如此，仍不能足量，每人只能填个半饱。所谓的糠粑粑的糠，也没有现在机械加工出来的糠那么细，是人工用石碾碾出来的粗壳，比现在猪吃的糠还要粗糙得多，入口呛喉，难以下咽。
晚年病中的母亲回忆说，鸡公花草有毒，常常吃得大家浑身浮肿，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头肿得像猪头。可就连这种有毒的花草都不多，只有在成片的荒凉野坟地里才能勉强寻得一些。
母亲生了大姐坐月子时，有一次饿得实在不行了，端起荷梗煮的稀糊碗时，由于营养不良和贫血，母亲站起身来，一阵发晕，眼前一黑，手中的碗正好掉在面前的石块上，碎了。由此引来奶奶的勃然大怒。奶奶颤动着一双缠裹了的小脚，大骂大嚷，骂母亲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经不起富贵。
母亲说，其实是奶奶早就心生偏见，从心眼里认为母亲自幼丧父，出身寒门。而那时父亲虽穷，但父亲的上两辈子人都是方圆有名的“户长”，颇有家资，门庭曾显赫一时。那个时代，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奶奶认为母亲是高攀了项府，没有资格嫌弃什么了。
其实，奶奶叫嚷母亲的时候，项府已过了鼎盛期，已穷得一文不剩了，只留下昔日的辉煌还留在人们记忆中，闲话寒暄时，用来作当面的恭维话而已。眼前的生活，却还比不上外公外婆在洪湖打鱼挖藕过得实在。
奶奶的叫嚷，又引来父亲的盛怒，一生没有和母亲红过脸的父亲，迫于奶奶当时的态度，扬起巴掌作势欲打母亲，被在旁了解真相的邻居劝开。
这场风波，激起母亲下定决心与父亲搬出老屋，另安新家和独立生活的决心与勇气。
在当时，这个想法和决定，简直不啻天方夜谭，好比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试想，连维持生存的粮食，粗盐都没办法满足，又哪来的钱去买建房所需的材料？
在那个交通不便，物资奇缺的年代，母亲的这个说法，大家都只是认为她还在憋气，或者赌气而已，没有谁放在心上。
母亲却胸有成竹，她首先耐心地说服父亲去安抚爷爷奶奶，只要答应父母搬出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其余的事全包在她身上。
在父亲半信半疑的应承下，母亲开始行动。她先后游说雷外公和本家教书的德堂二爷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筹得三百多元钱，又向同湾结拜的姐妹们借来树作屋檩子，筹备齐一应的砖瓦等材料后，在一个良辰吉日里，在纵多须眉的惊叹中，父母率先地搬出老屋，另立了新家。
这是成家后的母亲，第一次以她过人的胆识和气魄，能力和智谋做成的一件大事，一件令当时许多男子汉们也办不成的大事。
母亲在筹钱的过程中，亲戚至友，包括父亲在内，都极力对母亲进行劝阻。说借下如此的巨债，什么时候能还得清？
当时，“蒋光头”还在流通，（本地对银元的俗称。）一块“蒋光头”也就值人民币二、三元，一个硬劲劳力十天的工钱，也只合一个“蒋光头”，还需要有门路的人和有面子的人才能挣得到。
“如此巨债，几时才能还得清？！”
面对亲朋好友们的惊叹和疑问，母亲自信地回答：“不怕，我自有办法还。”
这个冬天，母亲只身南下湖南岳阳贩虾，一个冬的来回，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余剩二十多元，与父亲过了一个最为丰盛的新年。
原来，聪明的母亲处处都是个有心人，她利用回娘家看望外公外婆的机会，打探到了洪湖鱼虾市场的行情和销路。湖南岳阳，与湖北监利、洪湖两县市隔江相望，但两岸的地理地势却天然不同。监利洪湖一马平川，对岸岳阳却全是丘陵与荒山。洪湖岸边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鱼虾，在那边视若珍稀。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战乱刚过，接二连三的“三反五反”“四清”等政治运动，使人们心有余悸。“无事不出门，挨黑关门睡”，是多数人的治家处世法宝，更别说跨省做生意了。
母亲大胆开拓的成功，不仅开启了许多人求财无门的视野，更增添了他们外出致富的信心和勇气。在母亲的带动下，同村许多人都偷偷加入到贩卖鱼虾的行列中，解决了生活中的燃眉之急。
年轻的母亲，也从此赢得了父老乡亲们的信任与尊敬。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
故母亲出生于监利县福田寺镇三湾村，时为一九四二年农历五月初六。正是旧中国处于河山破碎，人民流离颠沛，生存维艰之时。
外婆杨氏，是一位早年读过私塾，对《三字经》《女儿经》《增广贤文》等能倒背如流的封建传统女文化人。
儿时的母亲，在这位文化长辈的熏陶下，对儒家文化的“忠、孝、廉、礼、义、仁”等，朝夕耳濡目染，深深植根于心。
母亲还未谙世事，外公即身染重疾，后终无回天之术，撒手人寰。外公的英年早逝，让曾外祖悲痛不已，万念俱灰，最后落发为僧 。
母亲襁褓中的不幸，似乎昭示了她一生艰辛坎坷的命运。
正当鼎盛之年而落寡的外婆，陷入了莫大的悲痛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一边是封建文化反复叮嘱的千年古训， “好女不嫁二夫”;一边是外公临别时执手相看泪眼的殷殷付托 ，还有残酷的生存环境下，来自各方面的严峻考验。权衡再三，外婆无奈而又黯然地选择了后者，带着尚在襁褓中的母亲，下堂改嫁到洪湖瞿家湾雷家墩。
童年多舛的命运，从此造就了母亲一生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赋予了母亲一身宽厚、包容、仁爱的优良品格。
洪湖西岸，坐落着一座红色革命重镇——瞿家湾。其实，瞿家湾在那个时代，与柳关同为一体，属于柳关乡下边的一个村。解放后，国务院重新规划行政区域，新设立洪湖县，后改市。瞿家湾从此与柳关一分为二，成了现在一襟相连，却分属两块的瞿家湾与柳关。
两个从小患难与共的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当年，贺龙正是在这里以洪湖为屏障，创建了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柳关和瞿家湾正好处于洪湖西岸的入湖口，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解放前，长年的兵荒马乱、炮火纷飞，让百姓难有片刻的安宁。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既没有高山作掩护，也没有峡谷来藏身，唯有漫漫无边的蒿草可以躲避战祸和匪盗的侵袭。而取之不尽的鱼藕，是人们度过饥荒的主要食物来源。
继外公便是洪湖里捕鱼采莲的能手。
或许，当初颇有文化和头脑的外婆，在极其复杂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想到了洪湖鱼水及继外公的能干，才燃起她心中忍辱负重，养育母亲成人的信念吧？不然，以外婆倔强的性格，可能依循千年的古训选择做了贞妇。
——许多年后，母亲为了撑开我们这个多口之家的艰难，与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下洪湖打鱼时，在万般思念的煎熬里，我胡思乱想中，想到了这点。
外公外婆常年漂泊在洪湖里，可谓真正的四海为家，幼小的母亲成长在渔船中。在那个一望无际，渺无人烟，茫茫一片的湖水中，母亲白天对着涛涛巨浪，呜咽的湖风;晚上对着的是茫茫星月，或短暂昏黄的油灯。聪颖而又好学的母亲，聆听着外婆凭记忆所讲授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百家姓》等。虽然不能识字，母亲已从外婆长年累月的言传身教中，逐渐领悟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立身处世等诸多的道理。
童年的母亲，对比其他同龄人是幸运的。她有一个能熟知《四书》《五经》的外婆，给予了她文化和思想的启迪;有一个能擅长捕鱼采莲的外公，给予了她生存和生活的保障。
童年的母亲又是不幸的。自幼丧失生父，使她缺少了只有亲生父亲才能给予她的关怀和温暖。洪湖里漂泊成长的孤寂，让她不得不压抑童年应有的活泼，而默默克制自己。
有多少次，母亲在睡梦中被一次又一次的狂风巨浪所惊醒？
十六岁时，我曾和大哥见清一起到洪湖捕过虾，经常发生的乌风黑浪，至今忆起，仍令我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苦难的童年，并没有将母亲摧折和击倒，相反，一件件磨练了她一生的坚韧、不屈的精神，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
由于缺少生父之爱，成年后的母亲，长年累月的在一盏昏暗油灯下，给她七个儿女纺纱织布，縫衣纳鞋。尖利的缝衣针在昏暗的灯光下，常常将母亲的手指扎得鲜血淋漓。那些线勒得母亲柔嫩的手慢慢长出了一层一层厚厚老茧。
儿时的每双鞋，每件衣，浸染了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
我并非在杜撰故事。母亲去世时，我守孝在她身旁，母亲的手掌结满厚厚的老茧，左手食指头被针刺留下的旧痕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母亲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供我们兄弟读书，把她童年没能得到的温暖与关怀，呵护与爱心，全部给予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了幸福童年。
母亲童年的孤寂，使她倍感珍惜人间的真情和友谊。她一生热诚待人，诚恳处世。即便许多他乡来客，与父亲一次偶然邂逅，也能成为我们家的世交。
朱河镇长江村的常修生伯父，是早年开挖四湖干渠时与父母相识的，后几十年如一日，与父母情同手足。二00七年冬天，常伯父闻父母去世后，以愈古稀之年，辗转奔赴，来父母坟上焚香祭拜。回忆父母生前往事，捶胸顿足，悲怮不已。路人观之也无不动容，感叹陪泪不止。
童年的苦难，使母亲一生都不畏艰难，始终拼搏进取。造就母亲一生临危不惧的雄心与斗志。一九九七年的春节，吃完年夜饭后的家庭会议上，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三年时间，给我们兄弟盖一座三间两层的楼房！
当时遭到大哥见清的强烈反对。因其时，母亲已逾花甲之年，且身患绝症还不知晓，只是我们在一直隐瞒着她。其实，她早知自己身体渐不如前，却怕增加我们的负担，装作没事似的，从不肯透露蛛丝马迹给我们。父亲一年前患脑中风，瘫痪在床;大哥到湖南办企业，亏欠巨债;二哥建国刚重组家庭;四弟建武结婚不到一年刚离婚;五弟剑虎在外打工，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我仅能勉强度日。而此时，同村人都已在刚刚兴起的瓦房改楼房的热潮中，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
此时此刻，身染绝症的母亲说出这句话，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几年后，我们几兄弟全线崛起，一举甩掉了穷困的帽子，在村里率先进入城里有房，出行有车，家中有电脑的行列，这与母亲常年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以及在危难中给予我们鼓舞是有极大关系的。 可惜母亲已不能看到了。
在我们兄弟即将冲破黑暗见到黎明之时，母亲带着对儿女们无限的牵挂，和没能亲眼目睹儿女们过上好日子的深深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
愿母亲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母亲的胆识
一九五七年，新中国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普遍落实了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洪湖岸边，长年靠打鱼为生的渔民，终于结束了以船为家的漂泊生涯。
外公外婆回到了瞿家湾镇雷家墩，用茅草搭起了一个简易茅棚。那个年代，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红砖碧瓦盖成的房子，普通人家，房子都是茅草封顶，麻梗夹蒿草作壁，里外再以泥巴混合丝麻涂抹作墙壁。
长年在湖船中生活的母亲，在陆上好歹有了个固定的家。
平安的日子，时光总是过得分外的快。不知不觉中，母亲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外婆的观念里，“男儿十五顶父职，女儿十五攒家财”。不管男孩或者女孩，满了十五岁，就该撑起门户来。尤其对于女孩子，外婆认为“女大不中留，留了结冤仇”。年方十七的母亲更是该到出阁的年龄了。
关于母亲与父亲的婚事，我们不得而知，也从不敢问。这与父母所接受的封建理念有关，也与父母平日对我们严谨的家教有关。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科技生产的落后，使得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再加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人民的生活过得极其艰辛，许多家庭陷入揭不开锅的境地。初为人妇的母亲，还没品尝到新生活的幸福滋味，就马上尝到了成家过日子的艰难。
据母亲回忆，成家后的父母亲与爷爷奶奶挤住在一个屋子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了便可以单独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
父亲的下边有两个小姑和一个还未成家的三叔，上边有已成家的伯父伯母，加上爷爷奶奶，九口人合住在一个三间瓦屋里。
父母與伯父伯母共一间房，中间只用一张芦席壁隔开，一分为二，每边刚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柜、一张木桌。
生活已不是现在人们所想象的“艰苦”二字可以来形容的。单只艰苦也就罢了，根本就吃不到粮食。粮食也不是指大米，如果有诸如玉米、大豆、蔬菜等充饥，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富贵生活了。
在家中没有一颗存粮的情况下，每天的食物来源，成为全家九口人的头等大事。每天清早起来，母亲就带着两个小姑下湖去扯荷叶梗，或者到野地去扯野菜。寻野菜的人多了，野菜也被搜光，只能大着胆子，硬着头皮到荒坟空里去找，找不到野菜，连鸡公花草也扯一把回来。到家后洗净，细细地切碎，与糠搅拌，再撒入一点粗盐，做成糠粑粑。
粗盐算是调味，也算是下饭的菜肴。尽管如此，仍不能足量，每人只能填个半饱。所谓的糠粑粑的糠，也没有现在机械加工出来的糠那么细，是人工用石碾碾出来的粗壳，比现在猪吃的糠还要粗糙得多，入口呛喉，难以下咽。
晚年病中的母亲回忆说，鸡公花草有毒，常常吃得大家浑身浮肿，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头肿得像猪头。可就连这种有毒的花草都不多，只有在成片的荒凉野坟地里才能勉强寻得一些。
母亲生了大姐坐月子时，有一次饿得实在不行了，端起荷梗煮的稀糊碗时，由于营养不良和贫血，母亲站起身来，一阵发晕，眼前一黑，手中的碗正好掉在面前的石块上，碎了。由此引来奶奶的勃然大怒。奶奶颤动着一双缠裹了的小脚，大骂大嚷，骂母亲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经不起富贵。
母亲说，其实是奶奶早就心生偏见，从心眼里认为母亲自幼丧父，出身寒门。而那时父亲虽穷，但父亲的上两辈子人都是方圆有名的“户长”，颇有家资，门庭曾显赫一时。那个时代，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奶奶认为母亲是高攀了项府，没有资格嫌弃什么了。
其实，奶奶叫嚷母亲的时候，项府已过了鼎盛期，已穷得一文不剩了，只留下昔日的辉煌还留在人们记忆中，闲话寒暄时，用来作当面的恭维话而已。眼前的生活，却还比不上外公外婆在洪湖打鱼挖藕过得实在。
奶奶的叫嚷，又引来父亲的盛怒，一生没有和母亲红过脸的父亲，迫于奶奶当时的态度，扬起巴掌作势欲打母亲，被在旁了解真相的邻居劝开。
这场风波，激起母亲下定决心与父亲搬出老屋，另安新家和独立生活的决心与勇气。
在当时，这个想法和决定，简直不啻天方夜谭，好比难于上青天的事情。试想，连维持生存的粮食，粗盐都没办法满足，又哪来的钱去买建房所需的材料？
在那个交通不便，物资奇缺的年代，母亲的这个说法，大家都只是认为她还在憋气，或者赌气而已，没有谁放在心上。
母亲却胸有成竹，她首先耐心地说服父亲去安抚爷爷奶奶，只要答应父母搬出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其余的事全包在她身上。
在父亲半信半疑的应承下，母亲开始行动。她先后游说雷外公和本家教书的德堂二爷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筹得三百多元钱，又向同湾结拜的姐妹们借来树作屋檩子，筹备齐一应的砖瓦等材料后，在一个良辰吉日里，在纵多须眉的惊叹中，父母率先地搬出老屋，另立了新家。
这是成家后的母亲，第一次以她过人的胆识和气魄，能力和智谋做成的一件大事，一件令当时许多男子汉们也办不成的大事。
母亲在筹钱的过程中，亲戚至友，包括父亲在内，都极力对母亲进行劝阻。说借下如此的巨债，什么时候能还得清？
当时，“蒋光头”还在流通，（本地对银元的俗称。）一块“蒋光头”也就值人民币二、三元，一个硬劲劳力十天的工钱，也只合一个“蒋光头”，还需要有门路的人和有面子的人才能挣得到。
“如此巨债，几时才能还得清？！”
面对亲朋好友们的惊叹和疑问，母亲自信地回答：“不怕，我自有办法还。”
这个冬天，母亲只身南下湖南岳阳贩虾，一个冬的来回，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余剩二十多元，与父亲过了一个最为丰盛的新年。
原来，聪明的母亲处处都是个有心人，她利用回娘家看望外公外婆的机会，打探到了洪湖鱼虾市场的行情和销路。湖南岳阳，与湖北监利、洪湖两县市隔江相望，但两岸的地理地势却天然不同。监利洪湖一马平川，对岸岳阳却全是丘陵与荒山。洪湖岸边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鱼虾，在那边视若珍稀。那个年代交通不便，战乱刚过，接二连三的“三反五反”“四清”等政治运动，使人们心有余悸。“无事不出门，挨黑关门睡”，是多数人的治家处世法宝，更别说跨省做生意了。
母亲大胆开拓的成功，不仅开启了许多人求财无门的视野，更增添了他们外出致富的信心和勇气。在母亲的带动下，同村许多人都偷偷加入到贩卖鱼虾的行列中，解决了生活中的燃眉之急。
年轻的母亲，也从此赢得了父老乡亲们的信任与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