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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原名汤旭东，20世纪７０年代生于重庆，国内知名ｈｉｆｉ音乐品牌、广州涂鸦文化的创办人之一。他的首张原创专辑《迷路的情人》一经问世即获得好评；随后他的第二张专辑《乌兰巴托的夜晚》使他被评为国内新锐音乐制作人之一；而他为歌手赵鹏、陈果、刘罡、子皓等制作的唱片在ｈｉｆｉ界以及小众群体内也享有很高的评价。
无论怎么看，小东都不像个安分的人。
在他的身体里面似乎藏了一根弹簧，这使得他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喜欢这样不安分的状态，包括每次突如其来的爱情——都能给他带来创作的冲动和灵感。
拥有绝对偶像派形象的他，在推出第一张专辑之后，却安于幕后转型为一个专业制作人。但是他又说：“我还想唱唱玩玩。”于是他又在近期推出一部最新的原创专辑《八年》。
他永远都是一副欢天喜地、没心没肺的痞子状，他是朋友们之间最好的活跃因子和润滑剂，不停地耍宝是他屡试不爽的绝招，若是少了他，气氛仿佛就会沉闷许多——他似乎从没有过忧愁的时刻，带给别人的全是快乐。
然而，他的矛盾在于，他的内心其实与乐观的外表并不相符，他的作品多是悲伤和忧郁的情感。这也许说明，小东其实是个敏感的人。何况，在他如今的风光之下，其实还有着难以想象的际遇。
谁能想到，他从１８岁就背井离乡外出漂荡，从南漂到北漂，最后又往回漂，经历了许多艰难，才终于从默默无闻达到今日的成绩。
“从１８岁起，我靠音乐吃饭，音乐是我唯一干过的工作。”音乐就像一个情人那样无私地供养着他，他说，自己实在是吃了音乐的软饭。
从南漂到北漂，像个顽强的蚂蟥一样活着
１９９４年，１８岁的小东第一次离开重庆。
这之前，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生。“高中三年，我几乎全泡在音乐和写作上面了。”上课时他写歌词，自习的时候写武侠小说。因为热爱，他两年内组建了Ｎ个乐队，乐队的名字总是随着人员的进出增减而频繁地改换，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都是乐队的主唱。
他没正儿八经读过书，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音乐——每天和一帮哥们儿找地方排练、四处走穴，在夜总会和酒吧演出，甚至高考的前几天他还拿着吉他跟朋友们参加地下演出。
当时，小东的愿望是进入音乐学院。不过，天性比较自由散漫的他，与严谨的校园无法形成互相的宽容。他是一个内心张扬的人，对于体制化的形式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恐惧。一个热爱民谣、热爱摇滚的孩子在重庆的玩地下音乐，在校园唱《无地自容》，是无法接受任何制度的束缚，就像他身上的奇装异服学校也无法接受一样。
其实，小东的音乐专业成绩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想去一个制度化的地方学习音乐。小东这样解释他为何没能去音乐学院的原因：“我认为真正的天才不是艺术院校可以培养出来的。”
于是，这个任性的家伙揣着满脑壳艺术青年的情结，一路呼啸迈向了他流浪的第一站：东莞。
拥挤在无数个外地人之中，小东第一天就跑了十多个酒吧，他在那些冰冷的酒吧老板面前抱着吉他弹唱，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被一双手挥了出来。
有时，他也能找到一间酒吧，唱一个晚上，拿到几十元钱的报酬。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生活，失业和找工作是他在东莞半年生活的主题。
１９９５年春节过后，他选择了北京——那是音乐和艺术梦想积淀最深的城市。３月的北京还处于冰冻时期，小东在民族学院附近，花１８０元租一间民房，白天出去找工作，夜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小屋里写歌词，冷得实在受不了就用吹风筒暖手。
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生活给他的教育是让他学会像个顽强的蚂蟥一样活着，在北京他学会了拂晓六点去菜市抢购大白菜放在窗台上准备过冬，学会了用煤炭制造暖气和煤气中毒后爬到门口呼吸雪夜的新鲜空气。
小东总是在换工作，不是在夜总会弹唱，就是在酒吧，在偏僻的小酒馆——每天都是一辆破旧的单车毫无怨言地陪着他，载着他驶向唱片公司，然后又回到租住的地方。
那些日子，小东学会了如何向城市索要必需的生活费，他和其他的无名艺术青年一样，满脸虔诚地在每个制作人面前用力地唱出自己的青春之歌，然后，就是有始无终的等待。
“在北京，每个唱片公司地址都是未知的天堂，每个路过的酒吧就是我的饭碗：进去，出来，多了之后，就成为一种习惯。”这些现实的遭遇，使得艺术青年小东感觉羞耻，“我当时的想法是，歌手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的代表，它成了一个戏子般的名称。我甚至不愿意人们叫我歌手。”
出租车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１９９７年７月，小东离开北京来到广州。
从内心上，他还是那样顽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音乐的渴望。在广州，那个人情冷漠的城市，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辗转于公交车上，到处去推荐自己的才华。
奔波了一天后花五角钱吃一个干硬的大饼，使他的肠胃在过早地衰老，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年轻、凌乱的步伐：“唱出那一切，那心里的歌。”
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２００２年，五年的时间，小东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日复一日在各个酒吧、夜总会弹唱，深夜穿过广州繁华的街头，坐公共汽车回到下塘的房子里。
１９９９年，他和新加坡的“海碟”唱片公司签约。然而，由于唱片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完善，小东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仍没有安排出唱片，一段时间后小东退出。
这一次给他的打击非常大。
他开始怀疑自己在音乐上的能力，甚至决定跟音乐之梦来次真正的了断。有天，他和一些音乐“难友”去一个录音棚“蹭棚”——自费录制写了十年的歌曲。“原本的打算是将这些零碎的青春梦结集算是人生的一个纪念，就回重庆开家火锅店，我发誓，再不玩艺术了，决不！”
然而命运的奇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天堂的大门究竟在什么时候为你开启——这很像一位诗人的诗句：“那些出租车总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就在那里录制他的第一张专辑《迷路的情人》时，他与这位录音棚的主人——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音乐狂热分子马斌，一见如故，“两个热血青年马上就开始眉目传情”。
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了合作——这就是涂鸦文化最初的诞生，与此同时，《迷路的情人》由新京文音像在全国发行。第一主打《一厢情愿》和点题主打《迷路的情人》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台推出，使“小东”成为跻身各大音乐流行榜的新名字。
小东就这样奇迹般完成了对音乐的救赎，将自己从即将开张的“三拖一火锅”店里及时地打捞上来。
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第三张……三年后，涂鸦录音棚摇身成了广州涂鸦文化有限公司，制作发行了几十张唱片。年轻的马斌成为广州唱片界的神话，而小东，作为涂鸦文化的音乐总监兼制作人，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特立独行永远是我的标准
“掐指一算，我以音乐为生已经十来个年头。没有成就，无所谓得失，只在乎热爱。这是一份多么迷茫的职业，原谅我用‘迷茫’两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份职业曾让我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一份生活费四处游荡却乐在其中。”
这就是小东对于音乐的态度，而回到生活当中，“我要特立独行地生活，这是我由小至今的想法。”而且，“挣钱养活自己这个本事我在高三就会了。这点证明我还是个很有生存能力的家伙，人们以为我当时那样一个任性的家伙会在生活中妥协，可是，我一直坚持至今。”
人们以为小东那样一个任性的家伙会在生活中妥协，可是，他一直坚持至今。“从１８岁起，我靠音乐吃饭，音乐是我唯一干过的工作。”
而他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做一个真正在作品上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但是，目前还不成功。”
不过，与其他的制作人或创作人不同，“我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都放下所有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讨厌去扭捏造作地写歌去迎合市场及听众。”
小东说，他在涂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去制作一些让你生存得更好的音乐”。而适当的媚俗是一种技术，不是人人能够掌握的。
在小东的作品当中，重庆的生活和记忆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它的妩媚和雨季给了我骨子里的多愁善感。我爱重庆，永远。重庆是我心灵的器皿，那里住着我一些爱着的人和我的整个年少记忆。”
比如《小忆》这首歌，就是唱给他１８年前的那个初恋女孩。那时候，小东是典型的“坏孩子”，蓄长发，玩音乐，旷课。但是，他喜欢上一个平凡的女孩，这段最初的恋情构成了小东的新生和原罪。自此，他就喜欢在重庆各个角落抱着吉他弹唱一首又一首情歌。
这么多年，他流离在各个城市，依然还能记起“小忆”那哀怨的眼神，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完全重庆版的情话，如今一想起来就迅速沦陷到回忆中的致命对白。
“当年那个让我为她疯狂写诗、写歌，为她喝醉后在马路上大声唱歌的女孩，已为人妻。记得我们最后一次通话，她告诉我，她还爱我，只是她一生不能托付给像我这样的男人。这句话一辈子刻在我的心上。之后，那些年少的爱恋、忧愁从此画上一个句号。”
曾经的纯情灰飞烟灭，多次的恋情也曾让他颠沛流离，狂喜而狂悲，他是一个不定性的男人，恋爱能刺激他的灵感，他却很难为女人安定下来。
曾经有一次，马斌和小东回了趟重庆，在酒意阑珊之后，他俩回到小东南坪的家——在２５楼的阳台上，他们酒意凝重地望着长江对岸浓妆艳抹的灯火，催眠似的说了句：“我们哪能拒绝这样妖艳的生活呀！”
不过，小东现在的梦想已经不那么妖冶，甚至还有些莫名的煽情——无论是音乐、生活还是感情，在他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轮回——这的确是个比较温暖的梦：“像个孩子一样，在九楼的屋顶一杯酒，一把老吉他，唱歌给爱人听。”
编辑 / 张秀阳
无论怎么看，小东都不像个安分的人。
在他的身体里面似乎藏了一根弹簧，这使得他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喜欢这样不安分的状态，包括每次突如其来的爱情——都能给他带来创作的冲动和灵感。
拥有绝对偶像派形象的他，在推出第一张专辑之后，却安于幕后转型为一个专业制作人。但是他又说：“我还想唱唱玩玩。”于是他又在近期推出一部最新的原创专辑《八年》。
他永远都是一副欢天喜地、没心没肺的痞子状，他是朋友们之间最好的活跃因子和润滑剂，不停地耍宝是他屡试不爽的绝招，若是少了他，气氛仿佛就会沉闷许多——他似乎从没有过忧愁的时刻，带给别人的全是快乐。
然而，他的矛盾在于，他的内心其实与乐观的外表并不相符，他的作品多是悲伤和忧郁的情感。这也许说明，小东其实是个敏感的人。何况，在他如今的风光之下，其实还有着难以想象的际遇。
谁能想到，他从１８岁就背井离乡外出漂荡，从南漂到北漂，最后又往回漂，经历了许多艰难，才终于从默默无闻达到今日的成绩。
“从１８岁起，我靠音乐吃饭，音乐是我唯一干过的工作。”音乐就像一个情人那样无私地供养着他，他说，自己实在是吃了音乐的软饭。
从南漂到北漂，像个顽强的蚂蟥一样活着
１９９４年，１８岁的小东第一次离开重庆。
这之前，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生。“高中三年，我几乎全泡在音乐和写作上面了。”上课时他写歌词，自习的时候写武侠小说。因为热爱，他两年内组建了Ｎ个乐队，乐队的名字总是随着人员的进出增减而频繁地改换，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都是乐队的主唱。
他没正儿八经读过书，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音乐——每天和一帮哥们儿找地方排练、四处走穴，在夜总会和酒吧演出，甚至高考的前几天他还拿着吉他跟朋友们参加地下演出。
当时，小东的愿望是进入音乐学院。不过，天性比较自由散漫的他，与严谨的校园无法形成互相的宽容。他是一个内心张扬的人，对于体制化的形式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恐惧。一个热爱民谣、热爱摇滚的孩子在重庆的玩地下音乐，在校园唱《无地自容》，是无法接受任何制度的束缚，就像他身上的奇装异服学校也无法接受一样。
其实，小东的音乐专业成绩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想去一个制度化的地方学习音乐。小东这样解释他为何没能去音乐学院的原因：“我认为真正的天才不是艺术院校可以培养出来的。”
于是，这个任性的家伙揣着满脑壳艺术青年的情结，一路呼啸迈向了他流浪的第一站：东莞。
拥挤在无数个外地人之中，小东第一天就跑了十多个酒吧，他在那些冰冷的酒吧老板面前抱着吉他弹唱，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被一双手挥了出来。
有时，他也能找到一间酒吧，唱一个晚上，拿到几十元钱的报酬。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生活，失业和找工作是他在东莞半年生活的主题。
１９９５年春节过后，他选择了北京——那是音乐和艺术梦想积淀最深的城市。３月的北京还处于冰冻时期，小东在民族学院附近，花１８０元租一间民房，白天出去找工作，夜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小屋里写歌词，冷得实在受不了就用吹风筒暖手。
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生活给他的教育是让他学会像个顽强的蚂蟥一样活着，在北京他学会了拂晓六点去菜市抢购大白菜放在窗台上准备过冬，学会了用煤炭制造暖气和煤气中毒后爬到门口呼吸雪夜的新鲜空气。
小东总是在换工作，不是在夜总会弹唱，就是在酒吧，在偏僻的小酒馆——每天都是一辆破旧的单车毫无怨言地陪着他，载着他驶向唱片公司，然后又回到租住的地方。
那些日子，小东学会了如何向城市索要必需的生活费，他和其他的无名艺术青年一样，满脸虔诚地在每个制作人面前用力地唱出自己的青春之歌，然后，就是有始无终的等待。
“在北京，每个唱片公司地址都是未知的天堂，每个路过的酒吧就是我的饭碗：进去，出来，多了之后，就成为一种习惯。”这些现实的遭遇，使得艺术青年小东感觉羞耻，“我当时的想法是，歌手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的代表，它成了一个戏子般的名称。我甚至不愿意人们叫我歌手。”
出租车总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１９９７年７月，小东离开北京来到广州。
从内心上，他还是那样顽强，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音乐的渴望。在广州，那个人情冷漠的城市，他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辗转于公交车上，到处去推荐自己的才华。
奔波了一天后花五角钱吃一个干硬的大饼，使他的肠胃在过早地衰老，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年轻、凌乱的步伐：“唱出那一切，那心里的歌。”
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２００２年，五年的时间，小东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日复一日在各个酒吧、夜总会弹唱，深夜穿过广州繁华的街头，坐公共汽车回到下塘的房子里。
１９９９年，他和新加坡的“海碟”唱片公司签约。然而，由于唱片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完善，小东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仍没有安排出唱片，一段时间后小东退出。
这一次给他的打击非常大。
他开始怀疑自己在音乐上的能力，甚至决定跟音乐之梦来次真正的了断。有天，他和一些音乐“难友”去一个录音棚“蹭棚”——自费录制写了十年的歌曲。“原本的打算是将这些零碎的青春梦结集算是人生的一个纪念，就回重庆开家火锅店，我发誓，再不玩艺术了，决不！”
然而命运的奇妙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天堂的大门究竟在什么时候为你开启——这很像一位诗人的诗句：“那些出租车总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就在那里录制他的第一张专辑《迷路的情人》时，他与这位录音棚的主人——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音乐狂热分子马斌，一见如故，“两个热血青年马上就开始眉目传情”。
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了合作——这就是涂鸦文化最初的诞生，与此同时，《迷路的情人》由新京文音像在全国发行。第一主打《一厢情愿》和点题主打《迷路的情人》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台推出，使“小东”成为跻身各大音乐流行榜的新名字。
小东就这样奇迹般完成了对音乐的救赎，将自己从即将开张的“三拖一火锅”店里及时地打捞上来。
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第三张……三年后，涂鸦录音棚摇身成了广州涂鸦文化有限公司，制作发行了几十张唱片。年轻的马斌成为广州唱片界的神话，而小东，作为涂鸦文化的音乐总监兼制作人，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特立独行永远是我的标准
“掐指一算，我以音乐为生已经十来个年头。没有成就，无所谓得失，只在乎热爱。这是一份多么迷茫的职业，原谅我用‘迷茫’两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份职业曾让我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一份生活费四处游荡却乐在其中。”
这就是小东对于音乐的态度，而回到生活当中，“我要特立独行地生活，这是我由小至今的想法。”而且，“挣钱养活自己这个本事我在高三就会了。这点证明我还是个很有生存能力的家伙，人们以为我当时那样一个任性的家伙会在生活中妥协，可是，我一直坚持至今。”
人们以为小东那样一个任性的家伙会在生活中妥协，可是，他一直坚持至今。“从１８岁起，我靠音乐吃饭，音乐是我唯一干过的工作。”
而他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做一个真正在作品上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但是，目前还不成功。”
不过，与其他的制作人或创作人不同，“我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都放下所有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讨厌去扭捏造作地写歌去迎合市场及听众。”
小东说，他在涂鸦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去制作一些让你生存得更好的音乐”。而适当的媚俗是一种技术，不是人人能够掌握的。
在小东的作品当中，重庆的生活和记忆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它的妩媚和雨季给了我骨子里的多愁善感。我爱重庆，永远。重庆是我心灵的器皿，那里住着我一些爱着的人和我的整个年少记忆。”
比如《小忆》这首歌，就是唱给他１８年前的那个初恋女孩。那时候，小东是典型的“坏孩子”，蓄长发，玩音乐，旷课。但是，他喜欢上一个平凡的女孩，这段最初的恋情构成了小东的新生和原罪。自此，他就喜欢在重庆各个角落抱着吉他弹唱一首又一首情歌。
这么多年，他流离在各个城市，依然还能记起“小忆”那哀怨的眼神，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完全重庆版的情话，如今一想起来就迅速沦陷到回忆中的致命对白。
“当年那个让我为她疯狂写诗、写歌，为她喝醉后在马路上大声唱歌的女孩，已为人妻。记得我们最后一次通话，她告诉我，她还爱我，只是她一生不能托付给像我这样的男人。这句话一辈子刻在我的心上。之后，那些年少的爱恋、忧愁从此画上一个句号。”
曾经的纯情灰飞烟灭，多次的恋情也曾让他颠沛流离，狂喜而狂悲，他是一个不定性的男人，恋爱能刺激他的灵感，他却很难为女人安定下来。
曾经有一次，马斌和小东回了趟重庆，在酒意阑珊之后，他俩回到小东南坪的家——在２５楼的阳台上，他们酒意凝重地望着长江对岸浓妆艳抹的灯火，催眠似的说了句：“我们哪能拒绝这样妖艳的生活呀！”
不过，小东现在的梦想已经不那么妖冶，甚至还有些莫名的煽情——无论是音乐、生活还是感情，在他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轮回——这的确是个比较温暖的梦：“像个孩子一样，在九楼的屋顶一杯酒，一把老吉他，唱歌给爱人听。”
编辑 / 张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