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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激烈反对，但似乎各个“听证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涨价会”
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正义”；并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这是执政党在制度建设上，向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重大倾斜。这种倾斜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并引发出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广泛讨论。
讨论中，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被频繁引用，与之对照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词语。
教育和医疗
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比较模糊，什么样的阐述都有。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将其与权力的腐败、权钱交易联系在一起。
那些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该是特殊利益团体。比如医院、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紧密的服务性部门。这些事业单位并不具有对老百姓的行政管理权力，却深刻地影响公众的生活，它们并不持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合法资本，却又掌控着大量的、可以蜕变为资本的公共资源。
让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经济领域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当“市场经济”走出市场、走进公共领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呼吁和尝试，医疗机构从创收指标到全面市场化，甚至，一些准政府职能部门也开始了“算经济账”。
这些事业单位在获取了“市场权力”之后，轻而易举地将公共资源变为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许多贫困农民竟然负担不起自己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教育，大学学费占到人均GDP的60％～70％，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费仅占人均GDP的6％～7％，医药、医疗的高收费更是数倍于过去的年代，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手术，的竟然要花费数千元……
为这类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埋单，严重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可以说，今日中国老百姓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这里，可见其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有多大。
政府部门
另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个别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逐渐蜕化成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某种“自利性组织”。这种政府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化”，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贪污腐败，因为它能合法地依据某些地方法规、部门规定对公众实施公开掠夺。
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的网上报名中，每一个公务员位置有近百人竞争，个别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竟然超过13000。媒体用“惨烈”来形容公务员招考状况。公务员之所以成为热门职业，是因为政府部门有诱人的工资收入和高福利待遇。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并没有给政府部门远高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待遇。这些公开的高收入或许就是灰色的，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将职能变为权力，将权力置换为金钱的非法收入。十多年前，只有主管财政、人事的要害部门才会让人趋之若鹜，许多清水衙门则无人问津：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金饭碗”可端，“特殊利益”的扩大化和公开化由此可见一斑。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
但是，最庞大、最能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某些“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或盘踞在公共资源高地而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前些时，媒体披露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居然高达8000元。
这些年，政府主持过无数次旨在保护公众利益的“价格听证会”，但由于涉及一个个掌控着雄厚国有资本或公共资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尽管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和舆论激烈反对，但似乎各个“听证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涨价会”。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由于这些利益集团能给其他经济成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其他经济成分对它的依赖越来越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往往受制于这些集团。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追逐正在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这些年，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大多是这些集团发出的。它们从初期向政府索要经营管理权(那是“国退”的第一步)到最近十年，在转型、转制的形势下，在“国退民进”(此“民”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而非人民的民)的口号下，干脆索取国有企业的产权。
那场在经济学家公开地，甚至可以说轰轰烈烈地参与下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运动，不就是将数以千亿在法律上属于公众的国有资产，变为这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吗?
我们在谈论“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权力的参与和权钱勾结，还要看到某些国字号的资本，即使它们不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而言也绝对是强势。
因此，面对着一个个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需要敦促权力的作为，同时，还要逐步地拓展社会的自治领域，这样社会就可以帮助国家分担一些责任，顾一些国家顾不过来的事，将社会监督作为权力制约资本的重要补充。当然，在社会自我防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眼下，首先应该做的，还是呼吁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政府……
刚刚结束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公平正义”；并强调“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这是执政党在制度建设上，向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的重大倾斜。这种倾斜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并引发出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的广泛讨论。
讨论中，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被频繁引用，与之对照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词语。
教育和医疗
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比较模糊，什么样的阐述都有。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将其与权力的腐败、权钱交易联系在一起。
那些处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该是特殊利益团体。比如医院、学校，以及某些与公共事业联系紧密的服务性部门。这些事业单位并不具有对老百姓的行政管理权力，却深刻地影响公众的生活，它们并不持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合法资本，却又掌控着大量的、可以蜕变为资本的公共资源。
让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经济领域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当“市场经济”走出市场、走进公共领域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呼吁和尝试，医疗机构从创收指标到全面市场化，甚至，一些准政府职能部门也开始了“算经济账”。
这些事业单位在获取了“市场权力”之后，轻而易举地将公共资源变为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结果是，许多贫困农民竟然负担不起自己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教育，大学学费占到人均GDP的60％～70％，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费仅占人均GDP的6％～7％，医药、医疗的高收费更是数倍于过去的年代，一次感冒、一次阑尾炎手术，的竟然要花费数千元……
为这类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埋单，严重地影响了大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可以说，今日中国老百姓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这里，可见其对社会和谐的破坏有多大。
政府部门
另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是个别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逐渐蜕化成与国家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某种“自利性组织”。这种政府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化”，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贪污腐败，因为它能合法地依据某些地方法规、部门规定对公众实施公开掠夺。
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国家公务员招考的网上报名中，每一个公务员位置有近百人竞争，个别热门职位的报考比例竟然超过13000。媒体用“惨烈”来形容公务员招考状况。公务员之所以成为热门职业，是因为政府部门有诱人的工资收入和高福利待遇。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并没有给政府部门远高过社会平均收入的待遇。这些公开的高收入或许就是灰色的，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将职能变为权力，将权力置换为金钱的非法收入。十多年前，只有主管财政、人事的要害部门才会让人趋之若鹜，许多清水衙门则无人问津：而今天，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金饭碗”可端，“特殊利益”的扩大化和公开化由此可见一斑。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
但是，最庞大、最能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某些“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如金融、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它们长期占有雄厚的国有资产，或盘踞在公共资源高地而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从而享受到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前些时，媒体披露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月薪居然高达8000元。
这些年，政府主持过无数次旨在保护公众利益的“价格听证会”，但由于涉及一个个掌控着雄厚国有资本或公共资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尽管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和舆论激烈反对，但似乎各个“听证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涨价会”。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此。由于这些利益集团能给其他经济成分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其他经济成分对它的依赖越来越强。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往往受制于这些集团。
国有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追逐正在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这些年，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大多是这些集团发出的。它们从初期向政府索要经营管理权(那是“国退”的第一步)到最近十年，在转型、转制的形势下，在“国退民进”(此“民”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而非人民的民)的口号下，干脆索取国有企业的产权。
那场在经济学家公开地，甚至可以说轰轰烈烈地参与下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运动，不就是将数以千亿在法律上属于公众的国有资产，变为这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吗?
我们在谈论“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权力的参与和权钱勾结，还要看到某些国字号的资本，即使它们不与权力相勾结，对社会而言也绝对是强势。
因此，面对着一个个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需要敦促权力的作为，同时，还要逐步地拓展社会的自治领域，这样社会就可以帮助国家分担一些责任，顾一些国家顾不过来的事，将社会监督作为权力制约资本的重要补充。当然，在社会自我防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眼下，首先应该做的，还是呼吁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