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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是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
英国《泰晤士报》在世纪之交曾做过一项调查，向英国公众征询“你认为政府在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业绩是什么？”46％的人回答说是全民医疗保健(NHS)；18％的人认为是建立了国民福利制度；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捍卫了民主制度屈居第三，得票15％。可见NHS对英国人的影响之深。
最近，这种“英国模式”的医疗保健成为国人的话题中心，9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据说，医改协调小组比较青睐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由政府承担费用的全民医疗保健，会成为这个世纪里最让中国公民感激的政府行为吗?
当年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是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功勋卓著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曾经就此发牢骚说：伟大的国民总是忘恩负义。英国人民确实伟大，但绝不是因为他们忘恩负义，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今天，英国最庞大的机构不是皇家海军，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NHS系统。2003年NHS的开支占到英国GDP的7．7％，仅英格兰的NHS系统就有100万工作人员，年耗资500亿英镑。
市场经济发源地发生的这个变化，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件。人们首先从医疗服务得到了公共产品概念：医疗与理发、旅游那一类服务不同，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基本人权，它的供给如果完全由支付能力来决定，对现代社会来说，就太残酷了。
政府出钱，消除穷人无助的呻吟，是一件比依靠市场力量发展医疗事业困难得多的事。谁看病，谁付钱，这种建立在人的本能之上的市场关系，古已有之；医疗服务从一般商品变成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它的背后是更多的同情、谅解和深谋远虑；需要多纳税的人向少纳税甚至不纳税的人做出让步。
“英国模式”绝非没有缺陷，它本身也需要改革。从撤切尔夫人执政时代起，英国就向医疗领域导入了市场机制，建了一些技术一流、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形成了“有钱人去私立医院看病，穷人到免费医院排队”的局面。
引入“英国模式”并不指望它包治百病，意义在于让人们发现了现代政府施展抱负的新领域。国民向政府纳税，换取权利；政府向社会各阶层提供无差别的公共产品，是当代社会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政府承担责任，理应从最关民间疾苦的医疗保健开始。
国家承担起这个责任，首先要解决在医疗卫生上政府绝对支出不足问题。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盟为80％至90％，美国为45．6％，泰国为56％。卫生部的数据则显示，居民卫生支出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
专家们指出，现在的公立医院和政府出钱办医疗并不是一码事儿。政府并没有把经费全包下来。事实上，政府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是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
中国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这种“直接交易”是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难以实施成本控制的真正根源。
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可以改变医生与病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市场关系”，基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不是根据患者的支付能力提供医疗服务，将重塑白衣天使的形象。
政府可以施展抱负的另一个方面，是改变医疗费用支出结构失衡状况，尽量公平地分配医疗资源。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至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2003年卫生部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只有5000万；中国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支出只覆盖了20％人口的卫生服务。
发展中的中国卫生资源毕竟有限，既需要开放的市场来刺激医疗机构尽快发展，更需要政府担起责任，合理调配，用公共财政支出保证雪中送炭，以私人医疗支出用来锦上添花。
尽管路途尚远，医疗资源分配公正的曙光已经初现，中国正在从医疗保障最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快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按照卫生部的规划，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的县，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英国《泰晤士报》在世纪之交曾做过一项调查，向英国公众征询“你认为政府在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业绩是什么？”46％的人回答说是全民医疗保健(NHS)；18％的人认为是建立了国民福利制度；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捍卫了民主制度屈居第三，得票15％。可见NHS对英国人的影响之深。
最近，这种“英国模式”的医疗保健成为国人的话题中心，9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据说，医改协调小组比较青睐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由政府承担费用的全民医疗保健，会成为这个世纪里最让中国公民感激的政府行为吗?
当年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是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功勋卓著的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曾经就此发牢骚说：伟大的国民总是忘恩负义。英国人民确实伟大，但绝不是因为他们忘恩负义，是因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今天，英国最庞大的机构不是皇家海军，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而是NHS系统。2003年NHS的开支占到英国GDP的7．7％，仅英格兰的NHS系统就有100万工作人员，年耗资500亿英镑。
市场经济发源地发生的这个变化，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件。人们首先从医疗服务得到了公共产品概念：医疗与理发、旅游那一类服务不同，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基本人权，它的供给如果完全由支付能力来决定，对现代社会来说，就太残酷了。
政府出钱，消除穷人无助的呻吟，是一件比依靠市场力量发展医疗事业困难得多的事。谁看病，谁付钱，这种建立在人的本能之上的市场关系，古已有之；医疗服务从一般商品变成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它的背后是更多的同情、谅解和深谋远虑；需要多纳税的人向少纳税甚至不纳税的人做出让步。
“英国模式”绝非没有缺陷，它本身也需要改革。从撤切尔夫人执政时代起，英国就向医疗领域导入了市场机制，建了一些技术一流、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形成了“有钱人去私立医院看病，穷人到免费医院排队”的局面。
引入“英国模式”并不指望它包治百病，意义在于让人们发现了现代政府施展抱负的新领域。国民向政府纳税，换取权利；政府向社会各阶层提供无差别的公共产品，是当代社会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政府承担责任，理应从最关民间疾苦的医疗保健开始。
国家承担起这个责任，首先要解决在医疗卫生上政府绝对支出不足问题。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17％，而欧盟为80％至90％，美国为45．6％，泰国为56％。卫生部的数据则显示，居民卫生支出从1978年的20％上升到2003年的50％以上。
专家们指出，现在的公立医院和政府出钱办医疗并不是一码事儿。政府并没有把经费全包下来。事实上，政府财政投入占医院支出的比重，省级以上医院是5％，市县医院一般在1％，乡镇卫生院在1％至5％之间。
中国公立医院要通过病人付费拿到医务人员工资的50％至90％，这种“直接交易”是导致不必要的过度开药和诊断服务，难以实施成本控制的真正根源。
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可以改变医生与病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市场关系”，基于患者的临床需要，而不是根据患者的支付能力提供医疗服务，将重塑白衣天使的形象。
政府可以施展抱负的另一个方面，是改变医疗费用支出结构失衡状况，尽量公平地分配医疗资源。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至1989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2003年卫生部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发现，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只有5000万；中国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支出只覆盖了20％人口的卫生服务。
发展中的中国卫生资源毕竟有限，既需要开放的市场来刺激医疗机构尽快发展，更需要政府担起责任，合理调配，用公共财政支出保证雪中送炭，以私人医疗支出用来锦上添花。
尽管路途尚远，医疗资源分配公正的曙光已经初现，中国正在从医疗保障最薄弱的农村入手，加快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按照卫生部的规划，2006年试点扩大到全国县级总数的40％，2008年将覆盖80％的县，2010年基本覆盖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