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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是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大政治优势和独特的领导方式，是其从弱小走向强大、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武器。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实践过程中，深刻蕴含着其内在行为逻辑——建构“共意”。深入细致地阐释党与农民建构“共意”的过程、实质和理路，有助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作用机制，这对于当前更好地形塑党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0-0041-04
引言
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广大农民的“原子化”散状趋势不断呈现，也随之衍生出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执政的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把似乎消极散化的农民动员起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从而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最为真切的认知和实践。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作用的有效发挥，才逐步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的推进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运用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途径，影响、改变中国农民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自上而下地唤起他们革命和建设的共同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自下而上参与政治活动，以共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毋庸讳言，作为中国政治社会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阶级意识、文化素质、经济水平、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客观状况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现实影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和巩固其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必须进行农村社会动员，以此构建农民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基础，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过程中，其与广大农民之间是如何保持一个有效的张力弹性，这之中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换言之，“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那么，在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和几乎是文盲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1]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发生机理。
一、建构“共意”之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广大农民的认同过程
“共意”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权威所产生的一种认同感，而建构“共意”的过程，就是将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认同感连接起来的过程。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面对广大农民中的大多数对于政治无动于衷的状态，创造了一套新的价值和规范，并将之传递于中国的农村社会，“这一新文化和新哲学扎根于大众意识之上，并具有和传统信仰相同的整齐划一和发号施令的特性”，[2]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确立了其高度的政治权威。
因此，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行为逻辑，就是建构“共意”，是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农村的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和广大农民接受这种政治权威的认同过程。这正如美籍华裔学者邹谠在其《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所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即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马克思意识形态，使她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
那么，为什么意识形态能够连接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的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联系精英和大众的黏合剂。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发挥了身份定义和集团承诺的功能，有助于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以便动员大众参与革命行动。[3]在此，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功能进一步加以认识。首先，意识形态对于广大农民具有身份定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动员农民的唯一办法是赢得他们的信任、热忱和自愿进行合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最大限度给他们以权利和义务。”[4]“正是这种给予和支持使一些农民第一次——尽管不无犹豫和勉强——意识到他们是拥有自己权利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再是他人行动的被动对象。”[5]这就使得建构“共意”本身具有一定的基础动力，即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广大农民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其次，意识形态对于广大农民又具有集体承诺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信念就是为了解放苦难中的广大民众，就是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这样一种强大而正义的力量满足和实现了广大农民对于新生活的渴望，对于改善穷困生活境遇的强烈期盼，所以，“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6]100-101杰克·贝尔登曾这样评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7]
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来迫使广大农民建构“共意”，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利益的承诺和兑现，来形塑广大农民的认同情感和行为选择，从而真正达到农村社会动员的目的和实效。
二、建构“共意”之实质——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农民的心理“内化” 毋庸讳言，建构“共意”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民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持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地选择广大农民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从外部环境植入农民的生活视域，这种动员的结果，既有可能使农民通过切实的感受与情感的内化建立起认同的空间，也有可能使部分农民不能认同新的意识形态而出现认识上的隔阂和鸿沟。这正如农民学家孟德拉斯所指出，“要想使革新能够被接受，必须使它并入整个村庄所共同遵守的习惯。”[8]因此，面对外部新植入的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广大农民由于年龄、文化、阶级、经济地位、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这就凸显出其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时，在“内化”程度上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和等级。
那么，何谓“内化”？有研究者认为，“内化”就是指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某些外部途径和内部过程，“渗入”社会主体的心理层次，影响主体的行为动机，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内容（特别是具体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主体自觉行为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一转化过程称为“内化”过程。[9]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的“内化”机理，必须做到：所宣传和教育的意识形态内容要能够引起广大农民的注意；广大农民对于外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一个利益得失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动员过程中进一步付诸情感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广大农民对于所动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情感体验，并做出取舍的态度选择；态度中情感和行为倾向等因素的改变，引起一定的行为动机，最终产生相应的外部行为。（见图-1）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的“内化”机理，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两种倾向：
第一，利益的“内化”。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动员的渠道和手段向广大农民提供其所需要的利益和资源，而农民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利益所得，能够产生心理的“内化”，进而以党所期望的态度取向和行为选择付诸行动，来感恩党的利益供给。在此，这样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享受和需求等。正如达格芬·嘉图所说：“从多年的游击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懂得了对农民来说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具体谋生的问题。任何动员农民的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10]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只有给广大农民切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使他们在行为的选择上真正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曾经在论及群众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产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1]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供给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着力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毛泽东在1944年《文教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中，将文教工作的原则概括为“群众需要和自愿”两条原则。为了顺应农民的教学时间，在教学方法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设置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午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进行教学；设置巡回教育与轮学，对几个村或单位的学生，特别是对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文化棚和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等。另外，还创设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教育形式，依据民众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行选择。”[12]正是通过这样的利益动员和供给，中国共产党力图刺激和鼓励广大农民产生心理的“内化”，从而实现对党的自觉拥戴。正所谓，“只有群众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到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动员群众来完成。”[13]
第二，身份认同的“内化”。中国共产党以合法权威和崇高魅力征服了广大农民的情感立场，进一步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所诉诸的以“情感文化”为内核的策略选择，使得广大农民即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始终能够给予热情而持久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这一情感的力量，为广大农民参与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定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换言之，这样的一种外部行为，反映出了广大农民对于自己所处身份地位的认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自觉认同而达到的心理“内化”，使得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革命事业，通过农村社会动员的教化作用，就能够借助于自身的合法权威赢得广大农民的长久的支持和追随。“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对乡村民众的这种教化过程就是要达到乡村民众对党的革命事业及其权威体系的认同。……更进一步说，共产党的教化使广大的乡村民众达到了一种政治觉悟的高度，这种政治觉悟意味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共同知识框架。”[14]218因此，这种共同信仰或者说是共同知识框架，成为了广大农民身份认同的“内化”之前提。斯诺曾深有感触地评论，“他们（这里指共产党）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6]100-101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的“内化”，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最理想效果，它实现了广大农民主体性地自主动员，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内化”，往往能够保持长久而稳固的动员实效。
三、建构“共意”之理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动员、广大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双向调适、互动转化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旨在建构“共意”，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民之间如何消除隔阂、实现“共同体”或一体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动员主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对广大农民（动员客体）实施动员，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路径；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动员客体）在中国共产党（动员主体）的动员下改变态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对党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参与路径。因此，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势必就会存在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之间一定的矛盾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动员的总趋势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动员下，逐渐接受和认同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基础，并改变自己原有的不活跃的政治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调整，一旦党的动员手段或方式运用不当，很有可能遭致广大农民的抗拒，具体而言：一是由于党的动员手段不当引起的（自上而下）的负动员效果。如党在实施农村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因为采取强制性、诱致性等手段，使得广大农民没法从内心接受这样的动员而导致反感，并对政治参与逐渐疏离、甚至漠视；二是广大农民超越了党的动员而（自下而上）过度地表现出自主参与政治的迫切性和无序性，使得党的政治领导出现失控的局面。上述两种情况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自上而下的主体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客体参与两者之间关系张力的展现。这就需要党和农民这样一对农村社会动员的矛盾体找到一个契合点，突破这种消长的冲突，实现“共同体”或一体化的理想状态。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之间应该双向互动来建构“共意”。正如亨廷顿认为，动员主体为了把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引入政治发展过程，并使之成为这一过程的可靠基础，通常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行为：“（a）实施有益于该群体的政府政策；（b）通过功能性社团、政党或其他形式把该群体组织起来；（c）创设新的结构性渠道（常常是选举）将该群体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d）将群体中地位稳固的领导人安置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上。”[15]而动员客体在面对动员主体的具体动员时，往往也会作出积极的回应，通过利益需求的满足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并确立对政党权威与合法性的支持。事实上，正是在党的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之间都会经历一个互动转化的“共意”建构过程，如“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阶段上的政策调整，现实主义机动原则下的行政和治理风格，或是对革命与地方传统的承袭与改进，或是在对参与社会教育人群采取的区别对待策略等方面，都反映出共产党针对乡村社会环境和农民群体所作出的改变与调整。而农民对共产党新规范的内化层次和质量上的态度变化、行动取向等内容，也都证明了乡村民众所经历的某种转变过程。在双方的调适中，认同得以产生。因此，可以说，共产党和农民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14]226进一步来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所遵循的“共意”建构理路，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动员、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双向调适、互动转化。
结语
历史实践证明，正是基于上述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行为逻辑——建构“共意”，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组织起来”为社会动员的手段“翻转”了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支持和拥护，最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又以唤起农民的阶级意识、社会心理和价值期望等社会动员手段使广大农民形成了一致行动的能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了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需要审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动员，仍然需要强化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共意”建构，这不仅是一个深邃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挑战性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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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马飞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23.
[5][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M].章建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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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M].邱应觉，译.北京出版社，1980∶587.
[8][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9.
[9] 王奋宇.论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心理的内化及其过程[J].社会学研究，1988，（5）.
[10][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M].杨建立，朱永红，赵景峰，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82.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136-137.
[12] 房成详，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05-106.
[13] 陈云.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J]. 共产党人，创刊号.
[14] 张孝芳.革命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译.华夏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0-0041-04
引言
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广大农民的“原子化”散状趋势不断呈现，也随之衍生出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执政的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把似乎消极散化的农民动员起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从而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最为真切的认知和实践。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作用的有效发挥，才逐步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的推进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运用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途径，影响、改变中国农民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自上而下地唤起他们革命和建设的共同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自下而上参与政治活动，以共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毋庸讳言，作为中国政治社会最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阶级意识、文化素质、经济水平、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客观状况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现实影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建立和巩固其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必须进行农村社会动员，以此构建农民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基础，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斗。
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过程中，其与广大农民之间是如何保持一个有效的张力弹性，这之中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换言之，“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那么，在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和几乎是文盲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1]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发生机理。
一、建构“共意”之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农村的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广大农民的认同过程
“共意”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权威所产生的一种认同感，而建构“共意”的过程，就是将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认同感连接起来的过程。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面对广大农民中的大多数对于政治无动于衷的状态，创造了一套新的价值和规范，并将之传递于中国的农村社会，“这一新文化和新哲学扎根于大众意识之上，并具有和传统信仰相同的整齐划一和发号施令的特性”，[2]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确立了其高度的政治权威。
因此，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行为逻辑，就是建构“共意”，是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农村的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和广大农民接受这种政治权威的认同过程。这正如美籍华裔学者邹谠在其《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所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即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马克思意识形态，使她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
那么，为什么意识形态能够连接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的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联系精英和大众的黏合剂。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发挥了身份定义和集团承诺的功能，有助于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以便动员大众参与革命行动。[3]在此，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功能进一步加以认识。首先，意识形态对于广大农民具有身份定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动员农民的唯一办法是赢得他们的信任、热忱和自愿进行合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最大限度给他们以权利和义务。”[4]“正是这种给予和支持使一些农民第一次——尽管不无犹豫和勉强——意识到他们是拥有自己权利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再是他人行动的被动对象。”[5]这就使得建构“共意”本身具有一定的基础动力，即通过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广大农民逐渐认识到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其次，意识形态对于广大农民又具有集体承诺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信念就是为了解放苦难中的广大民众，就是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这样一种强大而正义的力量满足和实现了广大农民对于新生活的渴望，对于改善穷困生活境遇的强烈期盼，所以，“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6]100-101杰克·贝尔登曾这样评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7]
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来迫使广大农民建构“共意”，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利益的承诺和兑现，来形塑广大农民的认同情感和行为选择，从而真正达到农村社会动员的目的和实效。
二、建构“共意”之实质——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农民的心理“内化” 毋庸讳言，建构“共意”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民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持有怎样的态度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地选择广大农民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从外部环境植入农民的生活视域，这种动员的结果，既有可能使农民通过切实的感受与情感的内化建立起认同的空间，也有可能使部分农民不能认同新的意识形态而出现认识上的隔阂和鸿沟。这正如农民学家孟德拉斯所指出，“要想使革新能够被接受，必须使它并入整个村庄所共同遵守的习惯。”[8]因此，面对外部新植入的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广大农民由于年龄、文化、阶级、经济地位、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这就凸显出其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时，在“内化”程度上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水平和等级。
那么，何谓“内化”？有研究者认为，“内化”就是指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某些外部途径和内部过程，“渗入”社会主体的心理层次，影响主体的行为动机，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内容（特别是具体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主体自觉行为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一转化过程称为“内化”过程。[9]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的“内化”机理，必须做到：所宣传和教育的意识形态内容要能够引起广大农民的注意；广大农民对于外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一个利益得失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在动员过程中进一步付诸情感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广大农民对于所动员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情感体验，并做出取舍的态度选择；态度中情感和行为倾向等因素的改变，引起一定的行为动机，最终产生相应的外部行为。（见图-1）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建构“共意”的“内化”机理，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两种倾向：
第一，利益的“内化”。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动员的渠道和手段向广大农民提供其所需要的利益和资源，而农民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利益所得，能够产生心理的“内化”，进而以党所期望的态度取向和行为选择付诸行动，来感恩党的利益供给。在此，这样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层面的享受和需求等。正如达格芬·嘉图所说：“从多年的游击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懂得了对农民来说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具体谋生的问题。任何动员农民的努力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10]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只有给广大农民切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使他们在行为的选择上真正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曾经在论及群众工作的时候明确提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产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1]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利益的供给之外，中国共产党还着力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毛泽东在1944年《文教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中，将文教工作的原则概括为“群众需要和自愿”两条原则。为了顺应农民的教学时间，在教学方法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设置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午校，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进行教学；设置巡回教育与轮学，对几个村或单位的学生，特别是对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与成年人，分班组，选择适当地点与时间由教员去轮流教学；利用群众赶庙会等集会机会，设文化棚和宣传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和生产、生活、抗战等方面的知识等。另外，还创设了读书会、民革室、自乐班等教育形式，依据民众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行选择。”[12]正是通过这样的利益动员和供给，中国共产党力图刺激和鼓励广大农民产生心理的“内化”，从而实现对党的自觉拥戴。正所谓，“只有群众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到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动员群众来完成。”[13]
第二，身份认同的“内化”。中国共产党以合法权威和崇高魅力征服了广大农民的情感立场，进一步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的过程中所诉诸的以“情感文化”为内核的策略选择，使得广大农民即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始终能够给予热情而持久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这一情感的力量，为广大农民参与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定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换言之，这样的一种外部行为，反映出了广大农民对于自己所处身份地位的认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自觉认同而达到的心理“内化”，使得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革命事业，通过农村社会动员的教化作用，就能够借助于自身的合法权威赢得广大农民的长久的支持和追随。“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对乡村民众的这种教化过程就是要达到乡村民众对党的革命事业及其权威体系的认同。……更进一步说，共产党的教化使广大的乡村民众达到了一种政治觉悟的高度，这种政治觉悟意味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共同知识框架。”[14]218因此，这种共同信仰或者说是共同知识框架，成为了广大农民身份认同的“内化”之前提。斯诺曾深有感触地评论，“他们（这里指共产党）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6]100-101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的“内化”，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最理想效果，它实现了广大农民主体性地自主动员，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内化”，往往能够保持长久而稳固的动员实效。
三、建构“共意”之理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动员、广大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双向调适、互动转化
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旨在建构“共意”，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民之间如何消除隔阂、实现“共同体”或一体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动员主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对广大农民（动员客体）实施动员，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路径；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动员客体）在中国共产党（动员主体）的动员下改变态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对党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参与路径。因此，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势必就会存在动员主体和动员客体之间一定的矛盾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动员的总趋势是广大农民在党的动员下，逐渐接受和认同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基础，并改变自己原有的不活跃的政治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党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调整，一旦党的动员手段或方式运用不当，很有可能遭致广大农民的抗拒，具体而言：一是由于党的动员手段不当引起的（自上而下）的负动员效果。如党在实施农村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因为采取强制性、诱致性等手段，使得广大农民没法从内心接受这样的动员而导致反感，并对政治参与逐渐疏离、甚至漠视；二是广大农民超越了党的动员而（自下而上）过度地表现出自主参与政治的迫切性和无序性，使得党的政治领导出现失控的局面。上述两种情况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自上而下的主体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客体参与两者之间关系张力的展现。这就需要党和农民这样一对农村社会动员的矛盾体找到一个契合点，突破这种消长的冲突，实现“共同体”或一体化的理想状态。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之间应该双向互动来建构“共意”。正如亨廷顿认为，动员主体为了把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引入政治发展过程，并使之成为这一过程的可靠基础，通常要涉及四个方面的行为：“（a）实施有益于该群体的政府政策；（b）通过功能性社团、政党或其他形式把该群体组织起来；（c）创设新的结构性渠道（常常是选举）将该群体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d）将群体中地位稳固的领导人安置于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上。”[15]而动员客体在面对动员主体的具体动员时，往往也会作出积极的回应，通过利益需求的满足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主动参与政治活动，并确立对政党权威与合法性的支持。事实上，正是在党的历史上的很多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之间都会经历一个互动转化的“共意”建构过程，如“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阶段上的政策调整，现实主义机动原则下的行政和治理风格，或是对革命与地方传统的承袭与改进，或是在对参与社会教育人群采取的区别对待策略等方面，都反映出共产党针对乡村社会环境和农民群体所作出的改变与调整。而农民对共产党新规范的内化层次和质量上的态度变化、行动取向等内容，也都证明了乡村民众所经历的某种转变过程。在双方的调适中，认同得以产生。因此，可以说，共产党和农民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14]226进一步来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所遵循的“共意”建构理路，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动员、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双向调适、互动转化。
结语
历史实践证明，正是基于上述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动员的行为逻辑——建构“共意”，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组织起来”为社会动员的手段“翻转”了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支持和拥护，最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又以唤起农民的阶级意识、社会心理和价值期望等社会动员手段使广大农民形成了一致行动的能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了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需要审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动员，仍然需要强化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共意”建构，这不仅是一个深邃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挑战性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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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