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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李晓风时，他衣着朴素，静立走廊，散乱的发丝和下巴上的胡茬，给人以不修边幅之感，却有高蹈遁世的隐者风范。
走近李晓风的内心之后，才深刻明白了何谓相由心生，荣辱不惊。
李晓风的教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放之书海，寄予来人
翻开《李晓风历史教学思考与实践》，看到的却并不全跟历史相关。
上课讲“启蒙运动”，李晓风先从启蒙运动的英文“Enlightenment”的构词法讲起。
在讲台上偶然瞥到后排学生座位上的书籍，他能立刻说出书名和编者。
许多人惊叹于李晓风知识面广阔，甚至有人在参观他的书房时，赞道：“这简直是一个大学老师的书房。”也有人疑惑：“要做好历史学问，其他学科的知识，真的有那么大帮助吗？”
正是李晓风远超常人的阅读量，让他对历史产生了不同理解，从而走到了历史教学的顶端。
“历史是一门科学，”李晓风如是说，“我反对说历史是诗意的，它应该是理性的：特别强调证据意识，每句话都得有依据。”
从大学起，李晓风就沉迷于图书馆阅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了当时新出版的一本哲学系教材《西方现代哲学》，从而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学习后，在李晓风的眼中，哲学成了一种方法论，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他最喜欢的哲学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这为他以后研究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
1991年，他发表的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解释和假说的形成——一个历史学哲学的尝试》运用了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在历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复旦大学张耕华教授所著的教材中多次被引用。
但李晓风并没有满足于哲学对历史学的丰富，他通过阅读经济学的书籍把握原理，从而理解经济史；涉猎社会学，深入了解社会史。最终，他把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体系。
几十年的教学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谈及过往，李晓风只是淡然一笑。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不会焦虑，更不会束手无策。读书，思考，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只要书读到一定的境界，就会豁然开朗。
因此，李晓风对后辈的要求也只有一个：多看书，永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这是成为名师的唯一途径。历史学科对知识量的要求是巨大的，没有鉆研精神，搞不好历史教学。
至于看什么书，李晓风给出了方向：新出的大学教材必须看，这是历史教师大学时学习的东西，需要不断温习和更新；如果想知道学术动态，就要去找一些综述学术动态的书，广泛阅读之后再找自己感兴趣的点，深入研究。
心之所向，荣辱不惊
“文化大革命”过后重新恢复高考，无疑给众多年轻人希望。在农村插队的李晓风听到老师给他的参加高考的建议之后，反而问道：“恢复文科高考吗？如果不恢复，我就还在这儿种地。”
在他心中，如果不能学习历史，大学对他来说，无甚意义。他对历史的兴趣，并不是因功利想法而培养起来的间接兴趣，而是纯粹喜欢。理想主义的热血，始终在他的胸膛缓缓流淌。
因此，当有人问他历史有何用处时，他便坚定地回答道：“学历史，这就不是有什么用的问题。人一问‘用’，其实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这个‘用’字是落在功利上的。而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假如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历史，较之其他民族，在文化修养上会差一大块。历史，非显性之用，却不可或缺。”
按照他的设想，大学毕业之后，他希望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而后通过不断钻研，成为史学专家。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成了一名中学历史教师。
开始，李晓风对此也有所不满：“大学老师是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教的东西也深；而中学对知识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我一开始不太想做这份工作。”
纵使失意、愤懑，李晓风也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对学生负责这一想法，始终在他的心上。在他看来，失望是自己的主观想法，与学生无关，不能把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让学生来承担自己不负责任的后果。
因此，李晓风选择了敬业工作。人大附中宽松的教学环境给了他许多空间：没有人来检查形式化的教案，没有人来规定形式化的教学过程。把教材内容吃透了，大概构思一下，就去上课了。
看似随性的教学方法，被李晓风运用得出神入化。因为他抓住了教学的精髓——学生需要。
在李晓风眼中，课堂上形式化的发言和讨论是低效的，不够积极主动的学生思维将脱离课堂。教学方法必须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给学生讲历史故事，当时学生可能很开心。但过后，学生对教学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学生听完课后，一无所获。
而在人大附中，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与李晓风的教学完美契合。他会给学生不断阐释知识，讲多深学生都不怕。为了讲得透彻，他还会提供一个丰富的学科场景，让学生沉浸其中，明白历史学的思维内涵。
贯通古今的知识，温和幽默的语言，让李晓风在学生心中独具魅力。强于常人的学术实力，也让教师们对他获得的荣誉无可置疑。
即使各方面都被认可，李晓风仍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自己的三尺讲坛。谈起当领导，李晓风也是辩证地看待：“做领导与做老师相比，谈不上哪个更高尚，都有自己的价值所在。他们在教学上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去做领导可能可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人生。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在历史和教学的问题上钻研下去。”
也许在李晓风设想的生活中，最好的状态是一杯香茗，一卷书札，醉心知识的学者人生吧。
严师高徒，把握未来
人大附中的学子，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在李晓风的眼中，他们知道的远远不够。
提不出有挑战性的问题，时常让李晓风感到失望。一些学生喜欢用不久前刚学的东西，挑战一下权威。但由于阅读不够广泛，对自己所看到的也是一知半解。教师只要稍加解释，就会让他知道自己议论中的漏洞。
曾有一个学生用“论从史出”这个观点质疑一位年轻教师的授课内容。李晓风就找到他，解释了“论从史出”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古代没有“论从史出”这种说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大讨论的时候，有些研究者空谈经典作家的理论，缺失史实，才有人提出“论从史出”，以强调要依据史实进行研究。学生不懂“论从史出”的来龙去脉，自然无法正确理解课上教师传授的内容。
因此，李晓风对学生的期待也是：无论课业多么繁重，也要抽出看书的时间。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要求：作业做不完可以放在一边，留时间看书。
在钻研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同时，他也对历史教学的现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李晓风的眼中，现在的历史教材、所用的学习体系、所用的学习方法和语言都是现代人的视角。这种“现代化”是必须的，但是如何能在“现代化”的语境中真正理解历史传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倘若教师水平尚佳，还能将历史与传统文化自如结合起来；反之，历史就会失去传统文化的颜色。
教育信息化脚步匆匆，翻转课堂横空出世，一段视频代替了教师的思想。人工智能技惊四座，机器代替人的支持声日渐高涨。历史学似乎不再需要人来考证。
但是，李晓风认为：机器可以代替人做一些事情，但机器没有人的思想活动过程。情感上的东西，价值观上的东西，机器做不到。历史学的日益精进，还是需要人的思想来支撑。
纵观李晓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没有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故事，是“沉潜”：功名利禄皆是浮云苍狗，真正长留心中的是对知识、真知的渴求。
或许，这是所有真正的学者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后生的期许。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走近李晓风的内心之后，才深刻明白了何谓相由心生，荣辱不惊。
李晓风的教学生涯，一言以蔽之：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放之书海，寄予来人
翻开《李晓风历史教学思考与实践》，看到的却并不全跟历史相关。
上课讲“启蒙运动”，李晓风先从启蒙运动的英文“Enlightenment”的构词法讲起。
在讲台上偶然瞥到后排学生座位上的书籍，他能立刻说出书名和编者。
许多人惊叹于李晓风知识面广阔，甚至有人在参观他的书房时，赞道：“这简直是一个大学老师的书房。”也有人疑惑：“要做好历史学问，其他学科的知识，真的有那么大帮助吗？”
正是李晓风远超常人的阅读量，让他对历史产生了不同理解，从而走到了历史教学的顶端。
“历史是一门科学，”李晓风如是说，“我反对说历史是诗意的，它应该是理性的：特别强调证据意识，每句话都得有依据。”
从大学起，李晓风就沉迷于图书馆阅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了当时新出版的一本哲学系教材《西方现代哲学》，从而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学习后，在李晓风的眼中，哲学成了一种方法论，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他最喜欢的哲学是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这为他以后研究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
1991年，他发表的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解释和假说的形成——一个历史学哲学的尝试》运用了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在历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复旦大学张耕华教授所著的教材中多次被引用。
但李晓风并没有满足于哲学对历史学的丰富，他通过阅读经济学的书籍把握原理，从而理解经济史；涉猎社会学，深入了解社会史。最终，他把知识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维体系。
几十年的教学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谈及过往，李晓风只是淡然一笑。每当遇到困难时，他不会焦虑，更不会束手无策。读书，思考，就是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只要书读到一定的境界，就会豁然开朗。
因此，李晓风对后辈的要求也只有一个：多看书，永不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这是成为名师的唯一途径。历史学科对知识量的要求是巨大的，没有鉆研精神，搞不好历史教学。
至于看什么书，李晓风给出了方向：新出的大学教材必须看，这是历史教师大学时学习的东西，需要不断温习和更新；如果想知道学术动态，就要去找一些综述学术动态的书，广泛阅读之后再找自己感兴趣的点，深入研究。
心之所向，荣辱不惊
“文化大革命”过后重新恢复高考，无疑给众多年轻人希望。在农村插队的李晓风听到老师给他的参加高考的建议之后，反而问道：“恢复文科高考吗？如果不恢复，我就还在这儿种地。”
在他心中，如果不能学习历史，大学对他来说，无甚意义。他对历史的兴趣，并不是因功利想法而培养起来的间接兴趣，而是纯粹喜欢。理想主义的热血，始终在他的胸膛缓缓流淌。
因此，当有人问他历史有何用处时，他便坚定地回答道：“学历史，这就不是有什么用的问题。人一问‘用’，其实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这个‘用’字是落在功利上的。而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假如一个民族不知道自己的历史，较之其他民族，在文化修养上会差一大块。历史，非显性之用，却不可或缺。”
按照他的设想，大学毕业之后，他希望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而后通过不断钻研，成为史学专家。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成了一名中学历史教师。
开始，李晓风对此也有所不满：“大学老师是进行原创性研究的，教的东西也深；而中学对知识的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我一开始不太想做这份工作。”
纵使失意、愤懑，李晓风也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对学生负责这一想法，始终在他的心上。在他看来，失望是自己的主观想法，与学生无关，不能把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让学生来承担自己不负责任的后果。
因此，李晓风选择了敬业工作。人大附中宽松的教学环境给了他许多空间：没有人来检查形式化的教案，没有人来规定形式化的教学过程。把教材内容吃透了，大概构思一下，就去上课了。
看似随性的教学方法，被李晓风运用得出神入化。因为他抓住了教学的精髓——学生需要。
在李晓风眼中，课堂上形式化的发言和讨论是低效的，不够积极主动的学生思维将脱离课堂。教学方法必须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给学生讲历史故事，当时学生可能很开心。但过后，学生对教学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学生听完课后，一无所获。
而在人大附中，学生对知识的渴求与李晓风的教学完美契合。他会给学生不断阐释知识，讲多深学生都不怕。为了讲得透彻，他还会提供一个丰富的学科场景，让学生沉浸其中，明白历史学的思维内涵。
贯通古今的知识，温和幽默的语言，让李晓风在学生心中独具魅力。强于常人的学术实力，也让教师们对他获得的荣誉无可置疑。
即使各方面都被认可，李晓风仍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自己的三尺讲坛。谈起当领导，李晓风也是辩证地看待：“做领导与做老师相比，谈不上哪个更高尚，都有自己的价值所在。他们在教学上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去做领导可能可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人生。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在历史和教学的问题上钻研下去。”
也许在李晓风设想的生活中，最好的状态是一杯香茗，一卷书札，醉心知识的学者人生吧。
严师高徒，把握未来
人大附中的学子，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在李晓风的眼中，他们知道的远远不够。
提不出有挑战性的问题，时常让李晓风感到失望。一些学生喜欢用不久前刚学的东西，挑战一下权威。但由于阅读不够广泛，对自己所看到的也是一知半解。教师只要稍加解释，就会让他知道自己议论中的漏洞。
曾有一个学生用“论从史出”这个观点质疑一位年轻教师的授课内容。李晓风就找到他，解释了“论从史出”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古代没有“论从史出”这种说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分期问题大讨论的时候，有些研究者空谈经典作家的理论，缺失史实，才有人提出“论从史出”，以强调要依据史实进行研究。学生不懂“论从史出”的来龙去脉，自然无法正确理解课上教师传授的内容。
因此，李晓风对学生的期待也是：无论课业多么繁重，也要抽出看书的时间。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要求：作业做不完可以放在一边，留时间看书。
在钻研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同时，他也对历史教学的现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李晓风的眼中，现在的历史教材、所用的学习体系、所用的学习方法和语言都是现代人的视角。这种“现代化”是必须的，但是如何能在“现代化”的语境中真正理解历史传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倘若教师水平尚佳，还能将历史与传统文化自如结合起来；反之，历史就会失去传统文化的颜色。
教育信息化脚步匆匆，翻转课堂横空出世，一段视频代替了教师的思想。人工智能技惊四座，机器代替人的支持声日渐高涨。历史学似乎不再需要人来考证。
但是，李晓风认为：机器可以代替人做一些事情，但机器没有人的思想活动过程。情感上的东西，价值观上的东西，机器做不到。历史学的日益精进，还是需要人的思想来支撑。
纵观李晓风数十年的教学生涯，没有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故事，是“沉潜”：功名利禄皆是浮云苍狗，真正长留心中的是对知识、真知的渴求。
或许，这是所有真正的学者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后生的期许。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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