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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鲁迅之子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秉承了父亲“不做空头文学家”的教诲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生
《镜匣人间》将周海婴的摄影人生与摄影作品从尘封的记忆中开启。他用相机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人生，留下了一段远离我们年代的记忆，具有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研究意义，这些珍贵的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以一种极强的冲击力令人惊讶。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摄影家的作品都为镜花水月，罩上一层唯美主义的色彩。周海婴却不同，他的作品把摄影与社会密切起来，具有纪实摄影的品质。
1943年至1950年，新中国黎明前夕，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的影像重要内容。1948年，他跟随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拍下了郭沫若、侯外庐等民主人士的照片，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这向往光明，驶向光明之旅的记录，是见证历史的孤本，有着非凡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在解放前，周海婴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他对被摄者不是居高临下的猎奇，而是情感上的走近，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解放前上海滩上五更寒的凄厉，反映了底层人的生存环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作品是“呐喊”的影像，也是影像的“呐喊”。
周海婴兴趣广泛，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都涉猎镜中。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等就是这样产生的。
玛格南杰出的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被公认为20世纪把摄影技巧与社会责任，以及对被摄影对象的深刻同情与摄影师不妥协的独立立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他曾描述自己是事实的记录者和解释者。周海婴于是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我不为‘猎奇’，只希望它证明时事。”周海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记录事实和社会责任的摄影平民视点和视觉方式，比较西方摄影毫不逊色。但他的平民视点，仅代表自己。
鲁迅曾经讲到：“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周海婴的摄影人生和摄影作品，正是遵循鲁迅这一“立人为本”的精神。这也许正是他带给中国摄影史特殊意义的缘由。
周海婴镜头中鲁迅的挚友真实而自然，他们俨如就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心灵深处有着父辈同样的关注。作品《文学家巴金》映入眼帘时，似乎听到了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中的声音：“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看到萧军的人物像，萧军似乎仍旧在说：“鲁迅对于后一辈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他表现出了多么深刻的关心，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
周海婴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等，是爱与亲情的表现，是血脉相连的呵护。这个家园的根便是鲁迅。因此，这亲情的温暖，这天然的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为我们认识鲁迅精神，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几十年来，周海婴以农人劳作的姿态，荷锄携镰，竹杖芒鞋，从未间断摄取对生活的感受与认知。周海婴先生说；“我确实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当我读过《镜匣人间》的摄影作品，我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摄影家。”
无疑，《镜匣人间》作品是中国摄影文化出色的表现，他摄影的辉煌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周海婴先生
1、淮海路发大水 上海 1949
3、熟食小贩 上海 1949
5、上海解放周年游行 上海 1950
70年的摄影路
文/图_周海婴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留下几帧如“渔夫撒网”之类的处女照。蔡阿姨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既没有留下底片，更没有留下她和我们的合照。凭记忆，那台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泰时,大概是卡尔·蔡司50mm1∶3.5 天塞结构镜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胶卷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尚能承受。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F4.5镜头，使用127胶卷，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
说来多年的暗房工作，我最大的教训是过于信任买进的摄影药物，它们经常是品质伪劣，简直是“坑”死人！尤其是显影剂用的“对苯二酚”成分经常很差。尽管我调剂时天平精度到十分之一克，并按标准温度、时间精细地操作，却常常冲出极薄的底片。不能印放出优良的照片事虽小，丢失了珍贵的资料便是一件极大的遗憾。
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证明时事。1950年我在辅仁大学读社会系，每学期就利用照片辅佐对社会、工厂的调查访问报告。我确实曾想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本文摘自《镜匣人间》作者自序）
（责任编辑：李馨）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秉承了父亲“不做空头文学家”的教诲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生
《镜匣人间》将周海婴的摄影人生与摄影作品从尘封的记忆中开启。他用相机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人生，留下了一段远离我们年代的记忆，具有社会的、人文的、历史的研究意义，这些珍贵的图像所体现的敏感与活力，以一种极强的冲击力令人惊讶。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多数摄影家的作品都为镜花水月，罩上一层唯美主义的色彩。周海婴却不同，他的作品把摄影与社会密切起来，具有纪实摄影的品质。
1943年至1950年，新中国黎明前夕，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的影像重要内容。1948年，他跟随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拍下了郭沫若、侯外庐等民主人士的照片，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这向往光明，驶向光明之旅的记录，是见证历史的孤本，有着非凡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在解放前，周海婴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他对被摄者不是居高临下的猎奇，而是情感上的走近，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解放前上海滩上五更寒的凄厉，反映了底层人的生存环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些作品是“呐喊”的影像，也是影像的“呐喊”。
周海婴兴趣广泛，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都涉猎镜中。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等就是这样产生的。
玛格南杰出的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被公认为20世纪把摄影技巧与社会责任，以及对被摄影对象的深刻同情与摄影师不妥协的独立立场结合在一起的典范，他曾描述自己是事实的记录者和解释者。周海婴于是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我不为‘猎奇’，只希望它证明时事。”周海婴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记录事实和社会责任的摄影平民视点和视觉方式，比较西方摄影毫不逊色。但他的平民视点，仅代表自己。
鲁迅曾经讲到：“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周海婴的摄影人生和摄影作品，正是遵循鲁迅这一“立人为本”的精神。这也许正是他带给中国摄影史特殊意义的缘由。
周海婴镜头中鲁迅的挚友真实而自然，他们俨如就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心灵深处有着父辈同样的关注。作品《文学家巴金》映入眼帘时，似乎听到了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中的声音：“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看到萧军的人物像，萧军似乎仍旧在说：“鲁迅对于后一辈青年人，对于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他表现出了多么深刻的关心，付出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挚爱啊！”
周海婴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等，是爱与亲情的表现，是血脉相连的呵护。这个家园的根便是鲁迅。因此，这亲情的温暖，这天然的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为我们认识鲁迅精神，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
几十年来，周海婴以农人劳作的姿态，荷锄携镰，竹杖芒鞋，从未间断摄取对生活的感受与认知。周海婴先生说；“我确实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当我读过《镜匣人间》的摄影作品，我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摄影家。”
无疑，《镜匣人间》作品是中国摄影文化出色的表现，他摄影的辉煌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周海婴先生
1、淮海路发大水 上海 1949
3、熟食小贩 上海 1949
5、上海解放周年游行 上海 1950
70年的摄影路
文/图_周海婴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留下几帧如“渔夫撒网”之类的处女照。蔡阿姨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既没有留下底片，更没有留下她和我们的合照。凭记忆，那台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泰时,大概是卡尔·蔡司50mm1∶3.5 天塞结构镜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机、胶卷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尚能承受。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F4.5镜头，使用127胶卷，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
说来多年的暗房工作，我最大的教训是过于信任买进的摄影药物，它们经常是品质伪劣，简直是“坑”死人！尤其是显影剂用的“对苯二酚”成分经常很差。尽管我调剂时天平精度到十分之一克，并按标准温度、时间精细地操作，却常常冲出极薄的底片。不能印放出优良的照片事虽小，丢失了珍贵的资料便是一件极大的遗憾。
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比较敏感，抓拍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证明时事。1950年我在辅仁大学读社会系，每学期就利用照片辅佐对社会、工厂的调查访问报告。我确实曾想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还是钟情于科技。（本文摘自《镜匣人间》作者自序）
（责任编辑：李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