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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孔子一样，所谓的“多能鄙事”，沉湎于一些貌似完全无用的活计，并非是中国文艺青年才有的毛病。国外许多伟大的文艺青年也是如此。
曾有人这样解释文艺青年——“穷且追求与众不同的人”。假如按照这个标准，孔子将光荣地成为最早、最知名的文艺青年之一。
孔子是穷困习惯了的，自称“吾少也贱”，成年后还有过连续几天没饭吃，饿到脸发黑。但作为文艺青年的先驱，在时人的眼光里，他的生活方式很可能被认为是挺装蒜、挺矫情。
他是众所周知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钟爱一种以伟大的神农氏的姓氏命名的小资食品——姜，且十分注意摄入的分量，文艺而优雅。他对料理的形状、桌席的陈设、食材的新鲜都讲宄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会因为厨师的刀工不佳而拒绝就餐。
在客观条件有限时，他也会表现得随遇而安，吃简单的食品，枕着胳膊就能快乐地睡觉，并不忘更新一下朋友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这句话是如此富有新媒体气息，总让人忍不住想借给老人家一支自拍杆，好方便他配发图片。
孔子和伽利略：中西不同的文艺范儿
如同人们所揶揄的那样——文艺青年们常常是互相怜爱的。对于那些同样文艺范儿的人，孔子总是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欣赏。
例如有一个叫荣启期的人，是个穷游爱好者，年纪虽然老迈，却常喜欢穿着鹿皮制成的炫酷衣服，敲打着乐器，吟唱着诗文，孤独地在野外游逛。孔子对这个人就喜欢得紧，曾经和他谈得娓娓忘倦。
此外，作为一名教师，每逢学生集体回答问题时，孔子一定会给那个最文艺的答案判最高分，屡试不爽。
比如他询问学生们的人生志趣，同学们纷纷作出了抱负远大的回答，包括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等，却都仅仅获得了孔子的平淡回应。唯独一个叫曾皙的学生的回答，由于非常文艺范儿，被孔子大加赞赏，判给了最高分。
这个答案就是大名鼎鼎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场景是如此地文艺，翻译成现代的表达方式，堪称是一场经典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和今天的许多文艺青年一样，孔子还花了大量精力在看似徒劳无益、不直接增加社会财富的事物上，所谓“多能鄙事”“博学而无所成名”。据说他“善御”，马车驾得很好；还能射箭，相传曾演射于矍相之圃，观众如堵；他还会亲手演奏各种乐器，在饿着肚子时也能弹个不停。
和孔子一样，所谓的“多能鄙事”，沉湎于一些貌似完全无用的活计，并非是中国文艺青年才有的毛病。国外许多伟大的文艺青年也是如此。
例如堪称16世纪人类最强大脑之一的伽利略，就可谓是当时“多能鄙事”的文艺青年的代表。
此君在22岁时，就已被人拿来和上古先贤阿基米德相提并论，然而他却不肯专心做理科超男，而是常常文艺情怀泛滥。他似乎觉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都尚不足以填满脑子，仍然着迷于古籍、诗文、音乐、歌曲、绘画甚至蔬果园艺栽培。
24岁那年，他在佛罗伦萨研究院作演讲。作为名噪一时的科学奇才，他的演讲内容不是惯性，不是单摆，不是重力，而居然是——《神曲》。
直到去世时，伽利略还提出了个特别文艺的遗愿——希望葬在米开朗基罗的身旁。他是一个将文艺坚持到死的人。
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教你如何风雅生活
科学家都能文艺至此，更毋庸说文学家。比如托尔斯泰，据说也是个“多能鄙事”的人物，是一位颇富工匠精神的手工艺爱好者，在书房旁专门设置了做手工活的车间，陈列着榔头、铁钳、钢锯、锉刀等各类家什，甚至还有干活专用的围裙。
托翁制作牛皮靴的故事广为流传——据说他曾经亲手制作了一双工艺精良的高筒皮靴，作为送给大女婿的礼物。女婿岂敢当真穿？于是将皮靴郑重无比地摆上了书架，并贴上标签：托尔斯泰文集第13卷——此前《托尔斯泰文集》刚出版了12卷。
有的伟大人物甚至把“如何文艺地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郑重研究，比如巴尔扎克，一个堪称是文学史上的拿破仑的巨人。
近年来，有一本名叫《格调》的书曾在国内风靡，从围巾面料的选择到花园栅栏的设计，它都有涉及，被不少国人当成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指南。然而，在保罗·福塞尔撰写此书上百年前，巴尔扎克就在超级繁忙的写作计划之中，抽空写了一部类似的《风雅生活论》。
巴尔扎克兴致勃勃地把人分成三个等次——“劳动者、思想者、有闲者”，并将其分别和三种生活方式对应一一“劳碌生活、艺术家生活、风雅生活”。这简直就是当今网上的分类法——普通青年、文艺青年、2b青年的翻版，观之让人忍俊不禁。
在这本集子里，大作家、大文艺青年巴尔扎克津津乐道地指导人们“有趣味地花钱的艺术”，包括怎么穿衣服、怎么装饰房子，甚至怎么抬腿走路，以便成为一个文艺而优雅的新贵。对于一些不够酷、不够文艺的生活方式，他是相当鄙视的，例如给家具和装饰品都套上套子，他觉得这是相当没有品位的做法。
尤其让后世文艺青年们心有戚戚的是，巴尔扎克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研究咖啡！这也难怪，他的《人间喜剧》据说就是用五万多杯咖啡浇灌出来的。
当然，上述的文艺青年都有着超人的才能禀赋，才终于成为文化史上的巨人，改变世界。不过，历史上也有许多文青，他们天赋平平，却也分别用各自的方式影响了时代的走向。
唐朝的文艺范儿是什么样的
横跨四个世纪的中国唐朝以诗歌出名。在唐朝最繁榮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王公，就是个典型的资质平凡却又真心热爱文艺的人，叫做岐王李范。
李范原名李隆范。当他的兄长李隆基成为皇帝之后，他就按照惯例去掉了名字里神圣的“隆”字。
李范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爱好者，地位相当于大唐诗歌俱乐部名誉主席。他好学、工书、爱儒士，不甘于一味奢靡纵欲，而是更追求富有文艺格调的生活，几乎一生都在努力亲近文艺工作者。 在住所的装潢上，他也极力和自然环境相贴近，显得文艺、雅致而富有情趣。有诗歌记载说，他的一处居所是“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环境优雅如斯，非常适合召开文艺座谈会。
由于他提供的良好环境，以及对文艺工作者们“无贵贱为尽礼”的态度，他的家成为诗人名流的集散地。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都频繁出入于他的沙龙。大诗人杜甫、王维、音乐家李龟年都是他府上的常客。
甚至有一种说法称，少年王维是直接得到了他的推荐，才逐渐蜚声长安的。不然王维的人生轨迹都要因此改写，唐诗的历史也将因此改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范本人的诗写得一般，至少不够优秀。他自己没能在《全唐诗》里留下哪怕一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他却是个实实在在推动了唐诗繁荣的文艺青年。
说到李范，我们还会想起他的妹妹——玉真公主。这位贵族女士身上有着一种如今更饱受争议的标签：文艺女青年。
我们对这个词常怀贬义，然而玉真公主在唐诗史上的作用非常重要，王维和李白都先后得益于她的推荐。有记载说，王维正是用一首琵琶曲《郁轮袍》以及多首秀丽的诗句，才打动了她，获得了大力推介宣传。
不过，文艺女青年只能像玉真公主那样，凭着特殊的贵族身份才能参与文学活动吗？当然不是。中国女文青常常富于才情，甚至成批地涌现出杰出人才。她们几乎没有缺席中国的任何一次大的文学浪潮，无论唐诗还是明清的戏曲小说。
薛涛，这个和刘采春、鱼玄机、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的尤物，可谓是唐代最知名的女文青。她的寓所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和大名鼎鼎的杜甫草堂相邻，是唐诗爱好者们向往的又一传奇圣地。
薛涛的传奇，很难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她和当时最风流知名的诗人元稹、韦皋谈恋爱，和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诗坛的泰斗相唱和。
她是一个文艺的“纸控”，不能忍受乏味难看的纸张，专门制作了桃红色的精美小笺来写诗，引发无数后世文青争相效仿，这就是著名的“薛涛笺”。
在唐诗的圣殿里，她绝不是只是凭姿色和“薛涛笺”凑熱闹的。“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她的这一首《筹边楼》，气势之雄壮，议论之豪迈，即使放在盛唐也是佳作。
女文青和男文青的相遇足彗星撞地球吗
有时候，当同一时代最著名的女文青和最著名的男文青相遇时，前者还能表现出更强的气场和人格魅力。比如四百年前的柳如是。
她具备一切“名妓”的基本条件：“秦淮八艳”的名号，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和知名人士谈一些激烈的恋爱，等等。然而她却不愿过标准的名妓生活。
她宁肯活跃在文艺圈里，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知名男人的陪衬。为此，她会穿着男子的衣服，打扮成一介儒生，玉树临风地和名士们诗文唱和、纵论兴亡。
20岁那年，她遇到了文艺男青年的领袖钱谦益。钱是东林党的首脑，是一个极有文化、极富裕的大官僚。如我们所想象的，钱谦益很喜爱并尊重柳如是，给她修了华丽的“绛云楼”。在诗歌辞赋、美景园林的围绕中，两人度过了一段悠闲快乐的日子。
然而，随着明朝灭亡，柳如是悠闲文艺的生活中断了。她坚决支持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任职。失败之后，她比丈夫更奋勇地投水殉国，幸而被阻止；而她的丈夫则是到水里试了试，觉得“水冷”，“不能下”。
此后，钱谦益降清去北京做大官，柳如是滞留南京不去。她坚决给钱谦益施加影响，使他回心转意，数月后就托病辞归。
整个过程中，钱谦益狐疑、摇摆、纠结，而柳如是勇敢、坚定、果决。在这一场气质和节操的比拼里，男文青输给了同床共枕的女文青。（资料来源：《新周刊》）
曾有人这样解释文艺青年——“穷且追求与众不同的人”。假如按照这个标准，孔子将光荣地成为最早、最知名的文艺青年之一。
孔子是穷困习惯了的，自称“吾少也贱”，成年后还有过连续几天没饭吃，饿到脸发黑。但作为文艺青年的先驱，在时人的眼光里，他的生活方式很可能被认为是挺装蒜、挺矫情。
他是众所周知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钟爱一种以伟大的神农氏的姓氏命名的小资食品——姜，且十分注意摄入的分量，文艺而优雅。他对料理的形状、桌席的陈设、食材的新鲜都讲宄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会因为厨师的刀工不佳而拒绝就餐。
在客观条件有限时，他也会表现得随遇而安，吃简单的食品，枕着胳膊就能快乐地睡觉，并不忘更新一下朋友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这句话是如此富有新媒体气息，总让人忍不住想借给老人家一支自拍杆，好方便他配发图片。
孔子和伽利略：中西不同的文艺范儿
如同人们所揶揄的那样——文艺青年们常常是互相怜爱的。对于那些同样文艺范儿的人，孔子总是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欣赏。
例如有一个叫荣启期的人，是个穷游爱好者，年纪虽然老迈，却常喜欢穿着鹿皮制成的炫酷衣服，敲打着乐器，吟唱着诗文，孤独地在野外游逛。孔子对这个人就喜欢得紧，曾经和他谈得娓娓忘倦。
此外，作为一名教师，每逢学生集体回答问题时，孔子一定会给那个最文艺的答案判最高分，屡试不爽。
比如他询问学生们的人生志趣，同学们纷纷作出了抱负远大的回答，包括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等，却都仅仅获得了孔子的平淡回应。唯独一个叫曾皙的学生的回答，由于非常文艺范儿，被孔子大加赞赏，判给了最高分。
这个答案就是大名鼎鼎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场景是如此地文艺，翻译成现代的表达方式，堪称是一场经典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和今天的许多文艺青年一样，孔子还花了大量精力在看似徒劳无益、不直接增加社会财富的事物上，所谓“多能鄙事”“博学而无所成名”。据说他“善御”，马车驾得很好；还能射箭，相传曾演射于矍相之圃，观众如堵；他还会亲手演奏各种乐器，在饿着肚子时也能弹个不停。
和孔子一样，所谓的“多能鄙事”，沉湎于一些貌似完全无用的活计，并非是中国文艺青年才有的毛病。国外许多伟大的文艺青年也是如此。
例如堪称16世纪人类最强大脑之一的伽利略，就可谓是当时“多能鄙事”的文艺青年的代表。
此君在22岁时，就已被人拿来和上古先贤阿基米德相提并论，然而他却不肯专心做理科超男，而是常常文艺情怀泛滥。他似乎觉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都尚不足以填满脑子，仍然着迷于古籍、诗文、音乐、歌曲、绘画甚至蔬果园艺栽培。
24岁那年，他在佛罗伦萨研究院作演讲。作为名噪一时的科学奇才，他的演讲内容不是惯性，不是单摆，不是重力，而居然是——《神曲》。
直到去世时，伽利略还提出了个特别文艺的遗愿——希望葬在米开朗基罗的身旁。他是一个将文艺坚持到死的人。
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教你如何风雅生活
科学家都能文艺至此，更毋庸说文学家。比如托尔斯泰，据说也是个“多能鄙事”的人物，是一位颇富工匠精神的手工艺爱好者，在书房旁专门设置了做手工活的车间，陈列着榔头、铁钳、钢锯、锉刀等各类家什，甚至还有干活专用的围裙。
托翁制作牛皮靴的故事广为流传——据说他曾经亲手制作了一双工艺精良的高筒皮靴，作为送给大女婿的礼物。女婿岂敢当真穿？于是将皮靴郑重无比地摆上了书架，并贴上标签：托尔斯泰文集第13卷——此前《托尔斯泰文集》刚出版了12卷。
有的伟大人物甚至把“如何文艺地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郑重研究，比如巴尔扎克，一个堪称是文学史上的拿破仑的巨人。
近年来，有一本名叫《格调》的书曾在国内风靡，从围巾面料的选择到花园栅栏的设计，它都有涉及，被不少国人当成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指南。然而，在保罗·福塞尔撰写此书上百年前，巴尔扎克就在超级繁忙的写作计划之中，抽空写了一部类似的《风雅生活论》。
巴尔扎克兴致勃勃地把人分成三个等次——“劳动者、思想者、有闲者”，并将其分别和三种生活方式对应一一“劳碌生活、艺术家生活、风雅生活”。这简直就是当今网上的分类法——普通青年、文艺青年、2b青年的翻版，观之让人忍俊不禁。
在这本集子里，大作家、大文艺青年巴尔扎克津津乐道地指导人们“有趣味地花钱的艺术”，包括怎么穿衣服、怎么装饰房子，甚至怎么抬腿走路，以便成为一个文艺而优雅的新贵。对于一些不够酷、不够文艺的生活方式，他是相当鄙视的，例如给家具和装饰品都套上套子，他觉得这是相当没有品位的做法。
尤其让后世文艺青年们心有戚戚的是，巴尔扎克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研究咖啡！这也难怪，他的《人间喜剧》据说就是用五万多杯咖啡浇灌出来的。
当然，上述的文艺青年都有着超人的才能禀赋，才终于成为文化史上的巨人，改变世界。不过，历史上也有许多文青，他们天赋平平，却也分别用各自的方式影响了时代的走向。
唐朝的文艺范儿是什么样的
横跨四个世纪的中国唐朝以诗歌出名。在唐朝最繁榮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王公，就是个典型的资质平凡却又真心热爱文艺的人，叫做岐王李范。
李范原名李隆范。当他的兄长李隆基成为皇帝之后，他就按照惯例去掉了名字里神圣的“隆”字。
李范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爱好者，地位相当于大唐诗歌俱乐部名誉主席。他好学、工书、爱儒士，不甘于一味奢靡纵欲，而是更追求富有文艺格调的生活，几乎一生都在努力亲近文艺工作者。 在住所的装潢上，他也极力和自然环境相贴近，显得文艺、雅致而富有情趣。有诗歌记载说，他的一处居所是“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环境优雅如斯，非常适合召开文艺座谈会。
由于他提供的良好环境，以及对文艺工作者们“无贵贱为尽礼”的态度，他的家成为诗人名流的集散地。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都频繁出入于他的沙龙。大诗人杜甫、王维、音乐家李龟年都是他府上的常客。
甚至有一种说法称，少年王维是直接得到了他的推荐，才逐渐蜚声长安的。不然王维的人生轨迹都要因此改写，唐诗的历史也将因此改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范本人的诗写得一般，至少不够优秀。他自己没能在《全唐诗》里留下哪怕一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他却是个实实在在推动了唐诗繁荣的文艺青年。
说到李范，我们还会想起他的妹妹——玉真公主。这位贵族女士身上有着一种如今更饱受争议的标签：文艺女青年。
我们对这个词常怀贬义，然而玉真公主在唐诗史上的作用非常重要，王维和李白都先后得益于她的推荐。有记载说，王维正是用一首琵琶曲《郁轮袍》以及多首秀丽的诗句，才打动了她，获得了大力推介宣传。
不过，文艺女青年只能像玉真公主那样，凭着特殊的贵族身份才能参与文学活动吗？当然不是。中国女文青常常富于才情，甚至成批地涌现出杰出人才。她们几乎没有缺席中国的任何一次大的文学浪潮，无论唐诗还是明清的戏曲小说。
薛涛，这个和刘采春、鱼玄机、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的尤物，可谓是唐代最知名的女文青。她的寓所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和大名鼎鼎的杜甫草堂相邻，是唐诗爱好者们向往的又一传奇圣地。
薛涛的传奇，很难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她和当时最风流知名的诗人元稹、韦皋谈恋爱，和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诗坛的泰斗相唱和。
她是一个文艺的“纸控”，不能忍受乏味难看的纸张，专门制作了桃红色的精美小笺来写诗，引发无数后世文青争相效仿，这就是著名的“薛涛笺”。
在唐诗的圣殿里，她绝不是只是凭姿色和“薛涛笺”凑熱闹的。“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她的这一首《筹边楼》，气势之雄壮，议论之豪迈，即使放在盛唐也是佳作。
女文青和男文青的相遇足彗星撞地球吗
有时候，当同一时代最著名的女文青和最著名的男文青相遇时，前者还能表现出更强的气场和人格魅力。比如四百年前的柳如是。
她具备一切“名妓”的基本条件：“秦淮八艳”的名号，擅长诗词、书法和绘画，和知名人士谈一些激烈的恋爱，等等。然而她却不愿过标准的名妓生活。
她宁肯活跃在文艺圈里，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是知名男人的陪衬。为此，她会穿着男子的衣服，打扮成一介儒生，玉树临风地和名士们诗文唱和、纵论兴亡。
20岁那年，她遇到了文艺男青年的领袖钱谦益。钱是东林党的首脑，是一个极有文化、极富裕的大官僚。如我们所想象的，钱谦益很喜爱并尊重柳如是，给她修了华丽的“绛云楼”。在诗歌辞赋、美景园林的围绕中，两人度过了一段悠闲快乐的日子。
然而，随着明朝灭亡，柳如是悠闲文艺的生活中断了。她坚决支持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任职。失败之后，她比丈夫更奋勇地投水殉国，幸而被阻止；而她的丈夫则是到水里试了试，觉得“水冷”，“不能下”。
此后，钱谦益降清去北京做大官，柳如是滞留南京不去。她坚决给钱谦益施加影响，使他回心转意，数月后就托病辞归。
整个过程中，钱谦益狐疑、摇摆、纠结，而柳如是勇敢、坚定、果决。在这一场气质和节操的比拼里，男文青输给了同床共枕的女文青。（资料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