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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是钱穆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享年九十六岁，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宗师”
钱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家与国学家之一，曾在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一生著书无数。7月30日是钱穆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通晓经史子集的大师。
较真
1930年秋天的某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一帮新同事。钱穆也来了。他35岁，刚由朋友顾颉刚推荐加盟燕大。
觥筹交错之际，司徒雷登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对学校的印象。这本是领导在酒桌上的客套话，为活跃气氛，更为笼络属下，当不得真。此时，初来乍到的客人，多以微笑或天气回答，既敷衍了主人，又不必担心触犯底线，因此酒桌上一派祥和。
钱穆却打破了这种祥和气氛，他的回答很刺耳。他从燕京大学建筑名称人手，批评该校西风太炽，中国特色不足：我当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里最具有中国风的，“心窃慕之”，到这里一看，却感觉名不副实一一刚入校门就看到“M”楼、“S”楼，和中国风根本不沾边，还是应该改成中国化的名字。
其实，燕京大学的建筑是美国人捐款建造的，这些建筑也以各捐款人的姓氏命名，“M”楼、“S”楼、“贝公”楼……本无可厚非，但对性格刚直、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三十余年的钱穆来说，英文字母满天飞，无疑很刺眼。
不料，钱穆较真，校方更较真。之后，燕大特为此事召开校务会议，给了钱穆一个说法：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概以中文命名。唯有一湖，景色殊胜，校方找不到更合适的名字，干脆以“未名湖”命名。
钱穆这样较真，不仅没有被穿小鞋，还能以己名冠之一楼，与如日中天的胡适平分秋色。钱穆这番际遇，可谓双赢：既显示文人风骨，又彰显校方胸襟。一时间，传为美谈。国学
钱穆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大家庭。家族虽已破落，却有标志性建筑“素书堂”。父亲是个见过世面的秀才，但体弱多病、无意仕途，便把希望寄托在他和哥哥身上。他六岁入私塾，后入小学、中学，直到17岁因辛亥革命辍学。
上小学时，钱穆受的是中西合璧式教育。他古文功底好，每天清晨上课前，都爱为同学讲《水浒传》，这也成为同学们消遣的方式之一。一日，一位国文老师发现了，便颔首抚须，叫来钱穆询问。钱穆对答如流，老师却淡然道：“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等如未读。”小字是金圣叹的批注，钱穆只看大字，看的是热闹，而非门道。被老师一语中的，此后钱穆读书，再不敢囫囵吞枣敷衍。
除了国文教育，钱穆也上体操、音乐、美术之类的西式课。那时，中国礼崩乐坏，西风东渐。激进者全盘西化，保守者死守旧文化，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均以兜售自己的主张为能事。少年是国之未來，自然成了要攻占的高地。
体操老师是革命者，也是钱穆同宗，名钱伯圭，曾游学于上海。一日，他问钱穆，能读《三国演义》吗？钱穆满心欢喜地回答“能”。本想得到老师表扬，哪知老师告诫他，此类书切勿再读，理由是，此类书只会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误了读者、更会误国；看西方英法诸国，合而不分、治而不乱，学人家才是正经。这番激进言论，对年轻的钱穆不啻当头棒喝。
中西文化的轮番轰炸，让年少的钱穆不知所以。他虽喜欢国学，但革命话语更让他热血沸腾。何去何从？辛亥革命帮他做出了抉择：学校解散，他回乡当老师养家。父亲早逝，家里尚有老母、弱弟，他学习到此时已是不易，不能太自私。况且，以他的天赋和悟性，工作后照样可以自学深造。
做书蠹、畅游经典，他再一次为传统国学折腰。与此同时，西学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内。在这场中西文化力量对比悬殊的拔河赛中，他做出了选择：站在弱势的国学这边。
轮回
从18岁到35岁，钱穆一直在教育界混。他当过中小学老师，也当过校长，但无论担当何职，他都牢记自己的使命：边读书边教学，一如他的父亲和国文老师那样，培养读书种子，将国学薪火相传。
作为一个勤奋的男人，他在这段时间里，生活稳定，家庭幸福，可以挤出时间写作。十几年间，他已是学术达人，写出多部著作。但命运无情，1928年，死神先后带走了他的妻子、新生婴儿和哥哥，让他差点崩溃。
好在学术救了他。续娶夫人胡美琦是新式知识女子，在小学教书，贞淑娴静又知书达理，正符合钱穆的审美观。而在安定的生活中，他著就了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更为他招来了伯乐顾颉刚。顾颉刚只比钱穆大两岁，却功成名就，是古史专家，燕大、北大的知名教授。
1930年，在顾颉刚的举荐下，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之后的八年，他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将象牙塔风景尽收眼底。这期间，他与妻子夫唱妇随，比翼双飞；与学生切磋交流，激情互动，与老友胡适、顾颉刚等进行学术争鸣，相互促进。
温馨的家庭环境，适宜的校园环境，清静的内心环境，意味着他更多学术著作的缤纷问世。如果没有意外，或许钱穆将在北京的象牙塔里以学者的身份终老。
但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中止了他的学者生涯。钱穆一袭长袍，将中国通史的讲稿压在箱底，风风火火，一路南下，开始了西南八年的客居生涯。
之后，他辗转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他虽辗转流离，却收获颇丰，多部巨著相继问世，《国史大纲》更被誉为中国通史类的最佳著作，并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等校复校。遗憾的是，钱穆被拒于北大之外。这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消极的政治姿态不讨人喜欢。代理校长——胡适的一位学生也是重要因素，他们虽是朋友，在学术上却是对手：对方全盘西化，钱穆却固守传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们在学术上虽存门户之见，但以这种方式将他扫地出门，不免有排除异己之嫌，有辱读书人斯文。 好在钱穆已今非昔比，几部专著使他成为学界泰斗，不回北京，正好可以避开是非，专心读书。恰好此时，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钱穆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一员。二十年一轮回，繁华阅尽，他又回到了家乡。
办学
在江南大学，钱穆并没有待多久。两年后，时局紧张，他去了香港。
他在香港的身份很特殊一一实业家。他办的是非营利性质的学校一一亚洲文商夜校。租赁两间教室，为流亡香港的青年营造一席读书之地，类似于难民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很寒酸，只有五十多名（一说十余人）学生。一年后，由于得到資助，学校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书院，按钱穆的意思，是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以此为宗旨，他制定了学校中西合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继承宋明书院传统，采取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为红线，将二者联为一体。
在新亚，钱穆可谓鞠躬尽瘁：他是老师，教中国通史；是校长，为学校募款、聘老师；是说客，游说政府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学校新创，他就蜗居校舍；搬出后，又赁屋而居，搭巴士上班，从不向学校申请补助。
经过不懈努力，新亚书院获得了港府认可，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大力资助，办学规模和条件等都更上一层楼，又因延请名师讲学，难民学校变成了中国儒学复兴的圣地。
在香港，钱穆累并快乐着。偶尔，他也客串一下，到美、英、法、意等地讲学。一路讲过来，收获颇多，不仅宣扬了国学，还带回几顶“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等高帽。这对中学就辍学的钱穆来说，无疑极富戏剧性。
之后，新亚书院和其他两家书院一并被港府接管，改制为香港中文大学，以适应大批攻读中文学生的需要。连名字也是钱穆起的：“中文”，以和“英文”相颉颃。
只是，三驾马车组建中文大学后，办学理念却每每不同，甚至和钱穆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意见相左，时时掣肘，不如及时抽身，省得人事协调不好，又荒废了学业。于是，几经周折，创办新亚书院15年后，钱穆终于辞去院长之职，把新亚书院双手奉送给中文大学。许多人惋惜，钱穆却很淡然：当书院精神名存实亡时，与其死守，不如放手，让它安息，也给自己一条生路。
离开新亚书院后，钱穆没有闲着，又到马来西亚讲学一年。他读书，教书，但此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此时，他已逾古稀之年。（资料来源：《百家讲坛》、未读）
钱之学问
“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
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无一日不读书，我只不情愿做一小人。”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多见异说。”
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
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
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
此之谓美善合一，美善合一之谓圣。圣人之美与善，一本于其心之诚然，乃与天地合一，此之谓真善美合一，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
常读七部书
首读《论语》，次之《孟子》，再次《老子》，再者《庄子》，第五《六祖坛经》，第六《近思录》，第七《传习录》。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
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使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
钱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史学家与国学家之一，曾在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一生著书无数。7月30日是钱穆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来缅怀这位通晓经史子集的大师。
较真
1930年秋天的某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一帮新同事。钱穆也来了。他35岁，刚由朋友顾颉刚推荐加盟燕大。
觥筹交错之际，司徒雷登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对学校的印象。这本是领导在酒桌上的客套话，为活跃气氛，更为笼络属下，当不得真。此时，初来乍到的客人，多以微笑或天气回答，既敷衍了主人，又不必担心触犯底线，因此酒桌上一派祥和。
钱穆却打破了这种祥和气氛，他的回答很刺耳。他从燕京大学建筑名称人手，批评该校西风太炽，中国特色不足：我当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里最具有中国风的，“心窃慕之”，到这里一看，却感觉名不副实一一刚入校门就看到“M”楼、“S”楼，和中国风根本不沾边，还是应该改成中国化的名字。
其实，燕京大学的建筑是美国人捐款建造的，这些建筑也以各捐款人的姓氏命名，“M”楼、“S”楼、“贝公”楼……本无可厚非，但对性格刚直、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三十余年的钱穆来说，英文字母满天飞，无疑很刺眼。
不料，钱穆较真，校方更较真。之后，燕大特为此事召开校务会议，给了钱穆一个说法：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概以中文命名。唯有一湖，景色殊胜，校方找不到更合适的名字，干脆以“未名湖”命名。
钱穆这样较真，不仅没有被穿小鞋，还能以己名冠之一楼，与如日中天的胡适平分秋色。钱穆这番际遇，可谓双赢：既显示文人风骨，又彰显校方胸襟。一时间，传为美谈。国学
钱穆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大家庭。家族虽已破落，却有标志性建筑“素书堂”。父亲是个见过世面的秀才，但体弱多病、无意仕途，便把希望寄托在他和哥哥身上。他六岁入私塾，后入小学、中学，直到17岁因辛亥革命辍学。
上小学时，钱穆受的是中西合璧式教育。他古文功底好，每天清晨上课前，都爱为同学讲《水浒传》，这也成为同学们消遣的方式之一。一日，一位国文老师发现了，便颔首抚须，叫来钱穆询问。钱穆对答如流，老师却淡然道：“汝读《水浒》，只看大字，不看小字，等如未读。”小字是金圣叹的批注，钱穆只看大字，看的是热闹，而非门道。被老师一语中的，此后钱穆读书，再不敢囫囵吞枣敷衍。
除了国文教育，钱穆也上体操、音乐、美术之类的西式课。那时，中国礼崩乐坏，西风东渐。激进者全盘西化，保守者死守旧文化，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均以兜售自己的主张为能事。少年是国之未來，自然成了要攻占的高地。
体操老师是革命者，也是钱穆同宗，名钱伯圭，曾游学于上海。一日，他问钱穆，能读《三国演义》吗？钱穆满心欢喜地回答“能”。本想得到老师表扬，哪知老师告诫他，此类书切勿再读，理由是，此类书只会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误了读者、更会误国；看西方英法诸国，合而不分、治而不乱，学人家才是正经。这番激进言论，对年轻的钱穆不啻当头棒喝。
中西文化的轮番轰炸，让年少的钱穆不知所以。他虽喜欢国学，但革命话语更让他热血沸腾。何去何从？辛亥革命帮他做出了抉择：学校解散，他回乡当老师养家。父亲早逝，家里尚有老母、弱弟，他学习到此时已是不易，不能太自私。况且，以他的天赋和悟性，工作后照样可以自学深造。
做书蠹、畅游经典，他再一次为传统国学折腰。与此同时，西学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内。在这场中西文化力量对比悬殊的拔河赛中，他做出了选择：站在弱势的国学这边。
轮回
从18岁到35岁，钱穆一直在教育界混。他当过中小学老师，也当过校长，但无论担当何职，他都牢记自己的使命：边读书边教学，一如他的父亲和国文老师那样，培养读书种子，将国学薪火相传。
作为一个勤奋的男人，他在这段时间里，生活稳定，家庭幸福，可以挤出时间写作。十几年间，他已是学术达人，写出多部著作。但命运无情，1928年，死神先后带走了他的妻子、新生婴儿和哥哥，让他差点崩溃。
好在学术救了他。续娶夫人胡美琦是新式知识女子，在小学教书，贞淑娴静又知书达理，正符合钱穆的审美观。而在安定的生活中，他著就了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更为他招来了伯乐顾颉刚。顾颉刚只比钱穆大两岁，却功成名就，是古史专家，燕大、北大的知名教授。
1930年，在顾颉刚的举荐下，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之后的八年，他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将象牙塔风景尽收眼底。这期间，他与妻子夫唱妇随，比翼双飞；与学生切磋交流，激情互动，与老友胡适、顾颉刚等进行学术争鸣，相互促进。
温馨的家庭环境，适宜的校园环境，清静的内心环境，意味着他更多学术著作的缤纷问世。如果没有意外，或许钱穆将在北京的象牙塔里以学者的身份终老。
但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中止了他的学者生涯。钱穆一袭长袍，将中国通史的讲稿压在箱底，风风火火，一路南下，开始了西南八年的客居生涯。
之后，他辗转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他虽辗转流离，却收获颇丰，多部巨著相继问世，《国史大纲》更被誉为中国通史类的最佳著作，并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等校复校。遗憾的是，钱穆被拒于北大之外。这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消极的政治姿态不讨人喜欢。代理校长——胡适的一位学生也是重要因素，他们虽是朋友，在学术上却是对手：对方全盘西化，钱穆却固守传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结果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们在学术上虽存门户之见，但以这种方式将他扫地出门，不免有排除异己之嫌，有辱读书人斯文。 好在钱穆已今非昔比，几部专著使他成为学界泰斗，不回北京，正好可以避开是非，专心读书。恰好此时，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钱穆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一员。二十年一轮回，繁华阅尽，他又回到了家乡。
办学
在江南大学，钱穆并没有待多久。两年后，时局紧张，他去了香港。
他在香港的身份很特殊一一实业家。他办的是非营利性质的学校一一亚洲文商夜校。租赁两间教室，为流亡香港的青年营造一席读书之地，类似于难民学校。学校创办之初很寒酸，只有五十多名（一说十余人）学生。一年后，由于得到資助，学校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书院，按钱穆的意思，是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以此为宗旨，他制定了学校中西合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继承宋明书院传统，采取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为红线，将二者联为一体。
在新亚，钱穆可谓鞠躬尽瘁：他是老师，教中国通史；是校长，为学校募款、聘老师；是说客，游说政府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学校新创，他就蜗居校舍；搬出后，又赁屋而居，搭巴士上班，从不向学校申请补助。
经过不懈努力，新亚书院获得了港府认可，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大力资助，办学规模和条件等都更上一层楼，又因延请名师讲学，难民学校变成了中国儒学复兴的圣地。
在香港，钱穆累并快乐着。偶尔，他也客串一下，到美、英、法、意等地讲学。一路讲过来，收获颇多，不仅宣扬了国学，还带回几顶“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等高帽。这对中学就辍学的钱穆来说，无疑极富戏剧性。
之后，新亚书院和其他两家书院一并被港府接管，改制为香港中文大学，以适应大批攻读中文学生的需要。连名字也是钱穆起的：“中文”，以和“英文”相颉颃。
只是，三驾马车组建中文大学后，办学理念却每每不同，甚至和钱穆的初衷相去甚远。既然意见相左，时时掣肘，不如及时抽身，省得人事协调不好，又荒废了学业。于是，几经周折，创办新亚书院15年后，钱穆终于辞去院长之职，把新亚书院双手奉送给中文大学。许多人惋惜，钱穆却很淡然：当书院精神名存实亡时，与其死守，不如放手，让它安息，也给自己一条生路。
离开新亚书院后，钱穆没有闲着，又到马来西亚讲学一年。他读书，教书，但此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此时，他已逾古稀之年。（资料来源：《百家讲坛》、未读）
钱之学问
“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
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无一日不读书，我只不情愿做一小人。”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多见异说。”
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
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
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则为艺术。故有道德者多知爱艺术，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
此之谓美善合一，美善合一之谓圣。圣人之美与善，一本于其心之诚然，乃与天地合一，此之谓真善美合一，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
常读七部书
首读《论语》，次之《孟子》，再次《老子》，再者《庄子》，第五《六祖坛经》，第六《近思录》，第七《传习录》。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
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即使是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巴士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