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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金融集聚理论的不断发展,更多高水平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以纽约、伦敦以及目前仍然稳定的东京为代表的金融中心成为金融集聚的典型。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集聚区不断涌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典型的区域集聚的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凸显，表明了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之路。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空间地域辽阔，要素分布的不均衡也带来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加强对金融集聚过程的研究，基于金融地理的角度了解金融集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的扩散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二、长三角金融集聚的动因分析——从金融地理角度进行
长三角金融集聚的形成，在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发展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两方面，而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上讲，可以从主观性动机和客观性环境两部分来考虑，这一划分也涵盖了发展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一）主观性动机
金融集聚的主观性动机在一定层面上是由于金融机构及其服务自身发展所导致的集群化现象，其表现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从初级的附属作用到中级的动力性激励作用再到高级的大规模辐射作用，使得无论是金融还是产业体系都借助金融集聚效应来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一种自励的过程。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金融集聚又是金融机构自身寻求规模从而降低成本的一种动机表现。虽然内部规模经济的排他性在绝对比较优势下对集聚会产生消极作用，但在相对比较优势的条件下，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规模经济还是外部规模经济都为金融集聚区内的机构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建设等提供积极因素。尤其要强调的就是，根据马歇尔的空间集聚外在性在外部规模经济的应用中，可以得出金融集聚产生的知识和资本溢出使得金融企业获利，并不断创新，组成了金融产业的核心资源。
（二）客观性环境
对于金融集聚形成动因的环境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地理环境的影响、Porteous(1995)所提出的信息不对称性并深化的非标准化以及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伴随产物。
在假设了长三角地区影响金融集聚效应的主要因素为传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新兴地区的文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水平、历史因素下（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各地区统计公报），建立以FIR、FMR（数据来源于2010年金融统计年鉴）为因变量的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后，得出的计量结果显示，传统的地理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基本接近于不显著的水平，可以基本认为金融集聚已不受传统地理因素的限制。而新兴的地理因素,如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信息化和历史的经济水平对金融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信息化追求在金融集聚的形成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信息化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为了避免信息的不对称性和非标准化带来的差异化和边际成本递增，减少金融运作的风险，金融机构大多会选择更靠近信息源的地区集中以掌握更为即时的市场动向。
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的互动过程，无论是产业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从而达到资源优化还是海外扩张的金融机构依附于产业集群以取得地理优势，这场相辅相成的博弈过程双方都是胜者，同样是金融集聚的动因之一。
三、长三角金融集聚外溢效应：扩散效应
金融集聚产生的主要效应包括最基础的集聚效应和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集聚效应已于上文的内外规模经济和金融自身高速流动性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所体现。因此本段的重点在于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进行外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分析。
（一）外溢效应基础分析
Audretsch, Freldman用产业R&D、公司职员为载体的知识、特定基础知识来分析产业知识外溢与空间集群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金融集聚的外溢效应奠定了基础。根据其基本观点，可以分析得出：长三角金融集群区域内上海金融中心的不断发展成熟必然会带来内部金融知识和技术的外溢，并对周边地区存在扩散效应。同时，金融集聚的外溢效应也与金融集群实体技术与知识学习是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由于长江三角洲金融集群的一体化发展是目前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重点，其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与金融中心的关联性十分重要，因此,在外溢效应中主要研究外溢过程的扩散效应。
（二）扩散效应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性影响——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1.根据Hirschman的观点，金融区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增长点内部的集聚效应，金融增长点通过不断积累而加强自身的发展。但当达到饱和后，该种力量就会作用于其它地区，Hirschman所定义的通过“涓流效应”而产生的作用，也等同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更具体的说，就是金融集聚区域的功能和影响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有集群区域的核心向周围扩散设立更多更密集的金融网络，或者通过对外围的金融投资来拉动更广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2.长江三角洲的金融集聚区域是以上海金融区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的长江地区的金融业集群。但是，在同一个金融集聚区内，三大主要地区的经济发展呈梯度趋势，我们根据该区域内的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以及扬州市7个城市的GDP指标、人均收入指标、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指标、社会消费指标以及对外贸易指标等上述指标按照不同权重合成的梯度指标来表明该金融区内的梯度现象。
数据来源：2010年各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先计算各指标与长三角7个城市该指标的均值的比率，即y=x/(∑n-1nxn/n)。其中，x为各城市的该指标原值，n=7，然后对y按照一定权重进行合成。
（2）选择的合成标准主要是考虑到GDP的基础性。GDP是总体反映地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指标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且紧密的，在赋予权重的时候应当考虑GDP在整个指标中的基础地位。所以合成时先按照同一地区指标的等比例原则合成一个中间指标——经济发展效率指标，再与GDP总量指标按照50%权重合成，即GDP指标在再合成中与经济发展效率指标各分50%的权重。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数据以2010年的数据为参考。
（3）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长三角的金融集聚区内，经济发展的梯度现象明显存在，并且可以发现的是，这一合成指标是以上海为中心，与上海的距离越远，指标的相差值越大。由此表明，以上海为金融集群的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同时，其效应带有一定的梯度和不均衡性。
但是，与黄解宇、 杨再斌所著一书《金融集聚论》中2004年地长三角金融集聚的梯度性指标相比，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是比较均匀的，区域空间发展的扩散（均质化）阶段已经出现。这和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度,公共设施的总体完善，现代化便捷度高的交通及丰富的自然地理资源的同质性等有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条件契合度较高。
与此同时，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正是金融集聚所带来的涓流效应的运动过程，在长三角金融集聚形成的最初阶段，由于上海金融中心所带来的对江苏、浙江的竞争力，从而加剧两省一市之间的非均衡性，导致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集聚区对其地理区域形成的扩散效应形成较大的梯度区间。而随着金融集聚发展的日趋成熟，这种涓流效应所能带来的就是缩小由于竞争极化而形成的差异性，最终达到一个趋同的过程。当然，更加严谨的综合指标还应当考虑相关的传统和新兴地理因素对自身的影响，通过引入计量模型加以实现，本文只做初步的扩散效应的演示估计。
四、推动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三个地区协调互补为切入点
（一）总述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长三角金融区的规模效应可以很大地带动整个地区的区域发展，集群效应也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崛起，但是在区域内部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仍然值得关注。随着金融区的不断发展，不平衡现象会愈演愈烈，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就会产生，各地区的相互摩擦也与金融区建立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更应当构架一种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在实现长三角金融区的总体目标的同时，上海、江苏和浙江各地区互补与完善。
（二）以优势互补、协调一致为发展
由于金融区内各地区自身或外在因素存在差异性，不同地区又要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走出一条不一样的特色化道路，在整个金融区内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在取得最终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协调互补实现自身发展。
1. 上海作为长三角金融区的中心，已经发展成熟。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都市，上海在整个金融区的发展中应当注重发挥市场结构优良、市场规模巨大和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优势，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全能型金融中心，整合周边的江苏及浙江的资源并更大范围地辐射周边区域，迅速成长为与纽约和伦敦齐头并进的国际性金融中心。
2.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大省，虽然暂时不具备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江苏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金融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利用其大规模的工业产业化集群为上海提供依托，以丰富的能源资源为整个金融区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江苏也要注重自身的平衡。同属于一个金融集群内的不同城市，尤其是苏南、苏北的明显化差异是江苏更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的硬伤。江苏应当在借助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下，注重发展和支援苏北建设，进一步缓解不平衡问题。
3. 浙江作为对外贸易的大省，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国际知名度已经产生。浙江在整个金融区中，要以发挥自身的外贸优势为主，更大范围地吸收来自整个金融区的资源，整合上海金融中心的资金供给与自身加工制造出口产业的优势，发展金融与贸易一体化，做大做强贸易大省，同时也为整个长三角金融区的发展指明方向。
近年来，关于金融集聚理论的不断发展,更多高水平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以纽约、伦敦以及目前仍然稳定的东京为代表的金融中心成为金融集聚的典型。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集聚区不断涌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典型的区域集聚的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凸显，表明了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之路。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空间地域辽阔，要素分布的不均衡也带来了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加强对金融集聚过程的研究，基于金融地理的角度了解金融集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的扩散效益显得尤为重要。
二、长三角金融集聚的动因分析——从金融地理角度进行
长三角金融集聚的形成，在经济金融发展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发展的主动性和被动性两方面，而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上讲，可以从主观性动机和客观性环境两部分来考虑，这一划分也涵盖了发展的主动性和被动性。
（一）主观性动机
金融集聚的主观性动机在一定层面上是由于金融机构及其服务自身发展所导致的集群化现象，其表现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从初级的附属作用到中级的动力性激励作用再到高级的大规模辐射作用，使得无论是金融还是产业体系都借助金融集聚效应来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一种自励的过程。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金融集聚又是金融机构自身寻求规模从而降低成本的一种动机表现。虽然内部规模经济的排他性在绝对比较优势下对集聚会产生消极作用，但在相对比较优势的条件下，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规模经济还是外部规模经济都为金融集聚区内的机构合作、资源共享、共同建设等提供积极因素。尤其要强调的就是，根据马歇尔的空间集聚外在性在外部规模经济的应用中，可以得出金融集聚产生的知识和资本溢出使得金融企业获利，并不断创新，组成了金融产业的核心资源。
（二）客观性环境
对于金融集聚形成动因的环境分析主要是三个方面：地理环境的影响、Porteous(1995)所提出的信息不对称性并深化的非标准化以及金融集聚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伴随产物。
在假设了长三角地区影响金融集聚效应的主要因素为传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新兴地区的文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高素质劳动力水平、历史因素下（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各地区统计公报），建立以FIR、FMR（数据来源于2010年金融统计年鉴）为因变量的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后，得出的计量结果显示，传统的地理因素对金融集聚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基本接近于不显著的水平，可以基本认为金融集聚已不受传统地理因素的限制。而新兴的地理因素,如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信息化和历史的经济水平对金融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信息化追求在金融集聚的形成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信息化对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为了避免信息的不对称性和非标准化带来的差异化和边际成本递增，减少金融运作的风险，金融机构大多会选择更靠近信息源的地区集中以掌握更为即时的市场动向。
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的互动过程，无论是产业规模的扩大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从而达到资源优化还是海外扩张的金融机构依附于产业集群以取得地理优势，这场相辅相成的博弈过程双方都是胜者，同样是金融集聚的动因之一。
三、长三角金融集聚外溢效应：扩散效应
金融集聚产生的主要效应包括最基础的集聚效应和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扩散效应和外溢效应。集聚效应已于上文的内外规模经济和金融自身高速流动性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所体现。因此本段的重点在于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进行外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分析。
（一）外溢效应基础分析
Audretsch, Freldman用产业R&D、公司职员为载体的知识、特定基础知识来分析产业知识外溢与空间集群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金融集聚的外溢效应奠定了基础。根据其基本观点，可以分析得出：长三角金融集群区域内上海金融中心的不断发展成熟必然会带来内部金融知识和技术的外溢，并对周边地区存在扩散效应。同时，金融集聚的外溢效应也与金融集群实体技术与知识学习是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由于长江三角洲金融集群的一体化发展是目前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重点，其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与金融中心的关联性十分重要，因此,在外溢效应中主要研究外溢过程的扩散效应。
（二）扩散效应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性影响——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1.根据Hirschman的观点，金融区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增长点内部的集聚效应，金融增长点通过不断积累而加强自身的发展。但当达到饱和后，该种力量就会作用于其它地区，Hirschman所定义的通过“涓流效应”而产生的作用，也等同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更具体的说，就是金融集聚区域的功能和影响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有集群区域的核心向周围扩散设立更多更密集的金融网络，或者通过对外围的金融投资来拉动更广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2.长江三角洲的金融集聚区域是以上海金融区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的长江地区的金融业集群。但是，在同一个金融集聚区内，三大主要地区的经济发展呈梯度趋势，我们根据该区域内的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以及扬州市7个城市的GDP指标、人均收入指标、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指标、社会消费指标以及对外贸易指标等上述指标按照不同权重合成的梯度指标来表明该金融区内的梯度现象。
数据来源：2010年各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先计算各指标与长三角7个城市该指标的均值的比率，即y=x/(∑n-1nxn/n)。其中，x为各城市的该指标原值，n=7，然后对y按照一定权重进行合成。
（2）选择的合成标准主要是考虑到GDP的基础性。GDP是总体反映地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指标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且紧密的，在赋予权重的时候应当考虑GDP在整个指标中的基础地位。所以合成时先按照同一地区指标的等比例原则合成一个中间指标——经济发展效率指标，再与GDP总量指标按照50%权重合成，即GDP指标在再合成中与经济发展效率指标各分50%的权重。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数据以2010年的数据为参考。
（3）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长三角的金融集聚区内，经济发展的梯度现象明显存在，并且可以发现的是，这一合成指标是以上海为中心，与上海的距离越远，指标的相差值越大。由此表明，以上海为金融集群的中心向周围扩散的同时，其效应带有一定的梯度和不均衡性。
但是，与黄解宇、 杨再斌所著一书《金融集聚论》中2004年地长三角金融集聚的梯度性指标相比，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是比较均匀的，区域空间发展的扩散（均质化）阶段已经出现。这和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度,公共设施的总体完善，现代化便捷度高的交通及丰富的自然地理资源的同质性等有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条件契合度较高。
与此同时，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正是金融集聚所带来的涓流效应的运动过程，在长三角金融集聚形成的最初阶段，由于上海金融中心所带来的对江苏、浙江的竞争力，从而加剧两省一市之间的非均衡性，导致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集聚区对其地理区域形成的扩散效应形成较大的梯度区间。而随着金融集聚发展的日趋成熟，这种涓流效应所能带来的就是缩小由于竞争极化而形成的差异性，最终达到一个趋同的过程。当然，更加严谨的综合指标还应当考虑相关的传统和新兴地理因素对自身的影响，通过引入计量模型加以实现，本文只做初步的扩散效应的演示估计。
四、推动长三角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三个地区协调互补为切入点
（一）总述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长三角金融区的规模效应可以很大地带动整个地区的区域发展，集群效应也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崛起，但是在区域内部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仍然值得关注。随着金融区的不断发展，不平衡现象会愈演愈烈，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就会产生，各地区的相互摩擦也与金融区建立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更应当构架一种求同存异的发展模式，在实现长三角金融区的总体目标的同时，上海、江苏和浙江各地区互补与完善。
（二）以优势互补、协调一致为发展
由于金融区内各地区自身或外在因素存在差异性，不同地区又要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走出一条不一样的特色化道路，在整个金融区内形成不同的功能分区，在取得最终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协调互补实现自身发展。
1. 上海作为长三角金融区的中心，已经发展成熟。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都市，上海在整个金融区的发展中应当注重发挥市场结构优良、市场规模巨大和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优势，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全能型金融中心，整合周边的江苏及浙江的资源并更大范围地辐射周边区域，迅速成长为与纽约和伦敦齐头并进的国际性金融中心。
2.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大省，虽然暂时不具备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江苏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金融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利用其大规模的工业产业化集群为上海提供依托，以丰富的能源资源为整个金融区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江苏也要注重自身的平衡。同属于一个金融集群内的不同城市，尤其是苏南、苏北的明显化差异是江苏更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的硬伤。江苏应当在借助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下，注重发展和支援苏北建设，进一步缓解不平衡问题。
3. 浙江作为对外贸易的大省，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国际知名度已经产生。浙江在整个金融区中，要以发挥自身的外贸优势为主，更大范围地吸收来自整个金融区的资源，整合上海金融中心的资金供给与自身加工制造出口产业的优势，发展金融与贸易一体化，做大做强贸易大省，同时也为整个长三角金融区的发展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