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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衙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水浒传》中，高衙内强抢林娘子，林教头遭设计误入白虎堂，娇娘死，英雄囚，最后林冲火烧草料场，被逼上了梁山。
不仅是高衙内，还有《望江亭》中的杨衙内，《王老虎抢亲》中的王老虎等等，这些权贵公子的形象，通过说书人和古典话本、戏曲，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图谱。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通过对高衙内们的谴责，诠释了自己对高衙内背后的高太尉白虎堂们滥用权势、纵子行恶的批判，对平和生活的期待。
彼时，虽然门阀勃兴，但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表现的，这些贵胄之后，也大多只是假借权势，以私德犯恶。坏如高太尉，也不敢把自己的儿子安置在自己掌管的禁军中找个肥差。他深知自己不成器的儿子的斤两。所以，高衙内最多也就是个令人讨厌的花花公子，而出身枪棒师傅家庭的林冲，也能以军功而被高太尉提携。
门阀世家终会凋零，平头百姓凭军功科举也有飞黄腾达时。传统王朝的活力和持续长久，靠的就是吸纳下层民众补充新鲜的血液。所以，科举制下，唐太宗才会高兴地捻须而乐：“天下英雄皆人吾彀中矣！”
既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又敉平了不臣之念，天下归心，一举两得，明白人谁不知晓？
时移世易，高衙内和他背后的父辈们，在典籍和影视作品中，受一代代人谴责。
不过，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高衙内们的分身变种。
“我爸是李刚”，一句话瞬间红遍大江南北，释放的其实是社会公众对当下的“李衙内”及“李刚”们滥用公权情况的愤怒情绪。
与高太尉包庇儿子作恶不一样的是，“李刚”们所做的，不只是包庇儿子作恶此类情况，更多的情况是，“李刚”们早已用手中权力为“李衙内”们铺就了黄金之路，从幼儿园入托，到上小学，到小升初，到中考、高考，安排工作及调迁，不是量身打造，也是百般设计安排。
被新闻披露出来的各种个案，背后都有公权滥用的无形之手。在基层和中小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凡是其权力可及之处，几乎无不染指。
至于各地城管的野蛮执法、房地产开发和其他以建设为名未与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各种强制拆迁，以及通过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规约，制造社会鸿沟和对立等等，其实就是“李衙内”们的另类分身，它们所依附的，也是掌握公权力的机构性“李刚”们。
其实，子女利用父辈资源，父辈为子女铺就道路，原也正常不过。但不正常的，是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子女还是父辈，对权力的滥用，对公共资源的不当侵占和掠夺。更不正常的，这种不当侵占和滥用，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成了社会流行的“本事”。
套用马克斯韦伯所言，“李刚李衙内”们这些“社会霸权群体”，通过能力论、身份论来制造他们自己特权的“神正论”，最终完成了“霸权的分工”，公权和公共资源成为这些“社会霸权群体”予取予求的后院。
“霸权的分工”的完成，意味着存量权力和公共资源乃至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可能进一步向特定群体和利益者倾斜。
“社会霸权群体”当然不能不恰当地占有所有资源，仍然有存量或新的增量资源供普通人使用，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状况尚能容忍的原因。
但机会和资源几乎变成了私相授受，其他群体的上升通道更加窄逼，个人奋斗的自我成长之路愈益艰苦而充满波折。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圈子化，社会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被扼制，被消解，前行的动力明显衰减，社会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活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这一过程在摧毁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价值和道德判断，带来的是最原始的未加控制的对权力和资源的可怕欲望和力量，越来越多人倒退回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与传统封闭社会不同，西风东渐之后，民众的权利概念得到启蒙，人们对于利益被侵犯以及机会被剥夺的敏感性和情绪远远超过过往历史上任何时候。
“社会霸权群体”不断占有更多资源的同时，普通人希望通过正常努力上位的愿望也更强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容忍逐渐变小，即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言：人们很快都提高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不安情绪的形成。
传统社会中，“高衙内”父子的恶行靠的是口耳相传。但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李刚”们黑暗中的交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去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大多经过了提炼和概念化，但当人们今天借助现代技术直观地感受到现场感的描述时，其冲击可想而知。于是受伤害的情绪得到放大，从个体蔓延至群体。许多人看到别人受害，就联想到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共鸣情绪越来越普遍化，而且瞬间就能酝酿汇集起来。
社会酝酿着强烈的不安情绪，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剧。而“李刚”们，正是那掀起风暴的蝴蝶的翅膀。
摘自《中国周刊》
《水浒传》中，高衙内强抢林娘子，林教头遭设计误入白虎堂，娇娘死，英雄囚，最后林冲火烧草料场，被逼上了梁山。
不仅是高衙内，还有《望江亭》中的杨衙内，《王老虎抢亲》中的王老虎等等，这些权贵公子的形象，通过说书人和古典话本、戏曲，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图谱。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通过对高衙内们的谴责，诠释了自己对高衙内背后的高太尉白虎堂们滥用权势、纵子行恶的批判，对平和生活的期待。
彼时，虽然门阀勃兴，但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表现的，这些贵胄之后，也大多只是假借权势，以私德犯恶。坏如高太尉，也不敢把自己的儿子安置在自己掌管的禁军中找个肥差。他深知自己不成器的儿子的斤两。所以，高衙内最多也就是个令人讨厌的花花公子，而出身枪棒师傅家庭的林冲，也能以军功而被高太尉提携。
门阀世家终会凋零，平头百姓凭军功科举也有飞黄腾达时。传统王朝的活力和持续长久，靠的就是吸纳下层民众补充新鲜的血液。所以，科举制下，唐太宗才会高兴地捻须而乐：“天下英雄皆人吾彀中矣！”
既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又敉平了不臣之念，天下归心，一举两得，明白人谁不知晓？
时移世易，高衙内和他背后的父辈们，在典籍和影视作品中，受一代代人谴责。
不过，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高衙内们的分身变种。
“我爸是李刚”，一句话瞬间红遍大江南北，释放的其实是社会公众对当下的“李衙内”及“李刚”们滥用公权情况的愤怒情绪。
与高太尉包庇儿子作恶不一样的是，“李刚”们所做的，不只是包庇儿子作恶此类情况，更多的情况是，“李刚”们早已用手中权力为“李衙内”们铺就了黄金之路，从幼儿园入托，到上小学，到小升初，到中考、高考，安排工作及调迁，不是量身打造，也是百般设计安排。
被新闻披露出来的各种个案，背后都有公权滥用的无形之手。在基层和中小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凡是其权力可及之处，几乎无不染指。
至于各地城管的野蛮执法、房地产开发和其他以建设为名未与当事人达成一致的各种强制拆迁，以及通过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规约，制造社会鸿沟和对立等等，其实就是“李衙内”们的另类分身，它们所依附的，也是掌握公权力的机构性“李刚”们。
其实，子女利用父辈资源，父辈为子女铺就道路，原也正常不过。但不正常的，是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子女还是父辈，对权力的滥用，对公共资源的不当侵占和掠夺。更不正常的，这种不当侵占和滥用，很少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成了社会流行的“本事”。
套用马克斯韦伯所言，“李刚李衙内”们这些“社会霸权群体”，通过能力论、身份论来制造他们自己特权的“神正论”，最终完成了“霸权的分工”，公权和公共资源成为这些“社会霸权群体”予取予求的后院。
“霸权的分工”的完成，意味着存量权力和公共资源乃至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可能进一步向特定群体和利益者倾斜。
“社会霸权群体”当然不能不恰当地占有所有资源，仍然有存量或新的增量资源供普通人使用，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状况尚能容忍的原因。
但机会和资源几乎变成了私相授受，其他群体的上升通道更加窄逼，个人奋斗的自我成长之路愈益艰苦而充满波折。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圈子化，社会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被扼制，被消解，前行的动力明显衰减，社会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活力，也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这一过程在摧毁社会活力的同时，也摧毁了传统价值和道德判断，带来的是最原始的未加控制的对权力和资源的可怕欲望和力量，越来越多人倒退回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与传统封闭社会不同，西风东渐之后，民众的权利概念得到启蒙，人们对于利益被侵犯以及机会被剥夺的敏感性和情绪远远超过过往历史上任何时候。
“社会霸权群体”不断占有更多资源的同时，普通人希望通过正常努力上位的愿望也更强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不公正的容忍逐渐变小，即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言：人们很快都提高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不安情绪的形成。
传统社会中，“高衙内”父子的恶行靠的是口耳相传。但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的进步，“李刚”们黑暗中的交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过去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大多经过了提炼和概念化，但当人们今天借助现代技术直观地感受到现场感的描述时，其冲击可想而知。于是受伤害的情绪得到放大，从个体蔓延至群体。许多人看到别人受害，就联想到自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共鸣情绪越来越普遍化，而且瞬间就能酝酿汇集起来。
社会酝酿着强烈的不安情绪，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剧。而“李刚”们，正是那掀起风暴的蝴蝶的翅膀。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