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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我脱下军装，进入国家文化机关某局工作。
1981年10月的一天，局办公室通知我，随汪副局长（汪小川）出差。局办公室局长专职秘书向我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第二天，我即随汪老乘飞机赴贵州。
那一年汪老已69岁，满头银发，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是安徽岳西县人，1932年初参加红军，历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30军宣传部长等职务。
汪老亲历了西路军西征失利，李先念率残部400余人从星星峡突围到新疆，汪老即其中的一员;而后，汪老奉命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向中央代表陈云汇报该部情况。
汪老寡言，出差途中闲聊，对当年四方面军的事一概回避不谈，最多是摇摇头，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惋惜。
汪老曾长期担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省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及文化局有关领导均到机场迎接并宴请汪老。（此后，都是省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把我领到省委招待所餐厅窗口买饭票，然后汪老与我自行就餐，没有人作陪。以后去云南、湖北等省也是如此）我与省里的同志闲聊中得知，早在50年代，汪老是行政7级，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行政8级，于是汪老主动自降了一级，等等。
一次在吃饭时，汪老忽然问我，为什么机关的老同志都不大愿意随领导出差？我回答，老同志一般工资不高，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比较重，随局领导出差，出差补贴有限，自己要贴钱，陪局领导出差次数多了受不了。以伙食费为例，局领导吃一天2元钱的伙食标准，一般干部吃不起。我父母都是干部，有经济收入;我还没成家，没有家庭经济负担，所以问题还不大。汪老听后表示，以后我跟你一起吃一天1.5元的伙食！
离开贵州时，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领导都到车站送行，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送了汪老一瓶茅台酒。我们乘火车去云南，省文化局一位领导的女儿在这趟火车上当乘务长，服务热情周到。晚上请我们到餐车吃夜宵，是鸡蛋面条，味道很鲜美。餐车服务员向我收了一二元钱的餐费。
到了云南大理，汪老死活不住为他安排好的州招待所高级套间，硬是和我一起住两人间的普通客房，睡硬板床。老人保持早睡的习惯，倒头就睡，一夜都睡得很香，早晨也起得早。
汪老下基层检查文物保护情况，省文化部门派一位副处长全程陪同，还专门租了一辆上海牌轿车下去（返京后，我找局办公室领导签字报销差旅费，他翻着发票说，有的省给局领导派车，要收取汽油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到了大理州，汪老提出要去剑川县考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大理州文化局副局长为难地说，进山没有公路，不通车。汪老说，那就步行进去！我送这位副局长出门，他和我商量：要不给首长找个牲口骑？我说汪老是老红军，应该没问题。这位副局长说：那我马上去办！第二天，我们的车子开到山脚下，只见有三名军人牵着两匹战马已在路旁等候。汪老下了车，一位军人上前敬礼自我介绍说，他是驻当地的第13军某团骑兵通信参谋，奉命护送首长进山。汪老见状，回头高兴地对那位副局长说，你这么快就搞到马了？说着，他接过马鞭，拒绝旁人的搀扶，自己很熟练地踩镫翻身上马。一个战士欲在前边牵着缰绳走，汪老说，不要紧，你放开！随即扬鞭策马小跑起来。一路上山间羊肠小道、林密苔滑，马有几次出现失蹄打滑的情况，我们不免担心，汪老却并不下马，一副泰然自若的架势。大家在后边赞叹：这回见到“两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老英雄的风采了！中途小憩，遇到一位砍柴的白族老汉，与之闲谈，老人说，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大的官到山里来！
到石窟寺天色已晚，当地没通电，人们在寺里的烛光下吃晚饭。地方的同志拿出一瓶酒招待大家，说山里冷，喝点暖暖身。汪老坚持不沾酒，很快吃完饭，就先去睡了。
离开云南，又去了湖北。当地一位文化局副局长，领我们下基层，乡镇领导安排在农舍吃饭，主人招待很热情，上的都是鲜鱼、鲜肉和时令鲜菜，还摊了荷包蛋等。饭后大家各付几毛钱伙食费和几两粮票。汪老事后得知，皱着眉头说，以后不要事先通知村里，安排专门招待太浪费，还是找路边餐馆，简单吃点可以了！每到一地，汪老也拒绝晚上地方领导安排他去看文艺演出之类。我问他为什么，他也还是摇头。只是有一次闲聊，他忽然提起：当年在某个大会上，何××（何长工）在台上怪声怪调地唱江西小调，像个什么样子？
另一次，局里派我随齐副局长出差。齐老1936年入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少校科长、新四军第5师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务。
齐老比汪老健谈。出差途中聊天，我“逗”齐老：当年像您这样骑马挎手枪的干部很受姑娘们的青睐吧？齐老笑答：你错了！在根据地，像我们这些小老头，多半是大嫂们寻“开心”的对象;首长身后年轻英俊的警卫员，才最为姑娘们“心仪”，但我们也看得很紧。在基层连队，纪律严，又都是集体行动，小战士一般没机会。但让我遇上过一回。那次部队要开拔，我看见一个姑娘在村口路边给一个青年战士的衣服上缝扣子，那战士忽然低头吻了姑娘，我见状过去把这战士训了一顿。其实我内心里也不愿意这样做——要知道很多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还不知道恋爱结婚是怎么回事呢。所以，那天要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是不会过去训他的。
齐老到外地出差，也是一身对襟黑棉袄，足蹬老头鞋，活脱脱一个老农打扮。到沈阳后，我随他去某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检查工作，车子到达时已是中午时分。省里陪同的一位领导去请齐老进入该公园内一座平房会议室，坐在乒乓球台一侧的沙发上休息。他随即去园办公室找接头的领导，我出门招呼正在停车的司机。这时，乒乓球台另一侧的沙发里忽然坐起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呵斥齐老：你是干吗的？出去！出去！我闻声急忙转身进屋，解释道，这位是北京来的某部的齐局长。那人一听，起身就走，头也不回。一会儿，省里那位领导引来园里一群大小领导进屋，与齐老见面并开汇报会。我发现刚才出去的那位也在其中正襟危坐。后来直到散会出门，他也没有向齐老表示歉意的意思。事后，齐老叮嘱我不要和省里陪同的领导提这事。
下乡期间，齐老顺道回了一趟在沈阳附近的农村老家探望亲属，并取了几件当年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之类，准备带回北京。地方博物馆的领导从库房里找了包装文物的木匣，找了几位职工把几件古物用碎纸包裹好，再仔细加封。库房里一位干活的职工对我偷着乐：“这几件东西很一般，带回去也就是做个传家的“念想”吧（若干年后，地方博物馆才对外赠送精美的文物复制品）。”
以后，我又随金副局长（金紫光）出差，金老生得白净，体态偏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他当年曾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并担任过延安泽东青年干校艺术部指导等职务。据说当时的评剧《逼上梁山》剧本，金老是主要执笔人，并出演了剧中的主角林冲。毛泽东观看后评价很高，还写了贺信。于是金老在延安名噪一时。80年代中期，在一次局务会上，金老兴致勃勃地讲他白手起家、开办小演员培训班的事。汪老忽然插话：怕不是黑手起家吧？玩笑中，可以看出当时老前辈对廉政建设的忧虑。
那次我随金老赴吉林参加省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后，全体代表会餐。离开吉林时，大会举办方向金老和我各赠送了一纸箱当地特产苹果梨。
到80年代中期，公务就餐已发展到顿顿摆酒席。记得我随一位处长出差去河南，某地级市文化局副局长接站，见到我们劈头就是一句：“各位的酒量，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媒体上有文章提到，1984年，王岐山出差到河南，某县干部跪顶酒杯，请客人饮杯中酒之事。我们虽未遇到以“跪顶”方式劝酒的，但陪酒领导之多、劝酒辞花样之层出不穷、酒席时间之长，也着实令人咋舌。本局同事老冯告诉我，某中央机关处长出差，不接受吃请送礼，结果处处遭冷遇。80年代末，一位战友来京出差，在饭桌上对我感慨道，他所供职的某建筑公司党委宣传部，一年吃喝招待费高达8万多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文中括弧中的真实人名供参考）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1981年10月的一天，局办公室通知我，随汪副局长（汪小川）出差。局办公室局长专职秘书向我交代了有关注意事项。第二天，我即随汪老乘飞机赴贵州。
那一年汪老已69岁，满头银发，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是安徽岳西县人，1932年初参加红军，历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红30军宣传部长等职务。
汪老亲历了西路军西征失利，李先念率残部400余人从星星峡突围到新疆，汪老即其中的一员;而后，汪老奉命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向中央代表陈云汇报该部情况。
汪老寡言，出差途中闲聊，对当年四方面军的事一概回避不谈，最多是摇摇头，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惋惜。
汪老曾长期担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省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及文化局有关领导均到机场迎接并宴请汪老。（此后，都是省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把我领到省委招待所餐厅窗口买饭票，然后汪老与我自行就餐，没有人作陪。以后去云南、湖北等省也是如此）我与省里的同志闲聊中得知，早在50年代，汪老是行政7级，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行政8级，于是汪老主动自降了一级，等等。
一次在吃饭时，汪老忽然问我，为什么机关的老同志都不大愿意随领导出差？我回答，老同志一般工资不高，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比较重，随局领导出差，出差补贴有限，自己要贴钱，陪局领导出差次数多了受不了。以伙食费为例，局领导吃一天2元钱的伙食标准，一般干部吃不起。我父母都是干部，有经济收入;我还没成家，没有家庭经济负担，所以问题还不大。汪老听后表示，以后我跟你一起吃一天1.5元的伙食！
离开贵州时，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的领导都到车站送行，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送了汪老一瓶茅台酒。我们乘火车去云南，省文化局一位领导的女儿在这趟火车上当乘务长，服务热情周到。晚上请我们到餐车吃夜宵，是鸡蛋面条，味道很鲜美。餐车服务员向我收了一二元钱的餐费。
到了云南大理，汪老死活不住为他安排好的州招待所高级套间，硬是和我一起住两人间的普通客房，睡硬板床。老人保持早睡的习惯，倒头就睡，一夜都睡得很香，早晨也起得早。
汪老下基层检查文物保护情况，省文化部门派一位副处长全程陪同，还专门租了一辆上海牌轿车下去（返京后，我找局办公室领导签字报销差旅费，他翻着发票说，有的省给局领导派车，要收取汽油费等，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到了大理州，汪老提出要去剑川县考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钟山石窟。大理州文化局副局长为难地说，进山没有公路，不通车。汪老说，那就步行进去！我送这位副局长出门，他和我商量：要不给首长找个牲口骑？我说汪老是老红军，应该没问题。这位副局长说：那我马上去办！第二天，我们的车子开到山脚下，只见有三名军人牵着两匹战马已在路旁等候。汪老下了车，一位军人上前敬礼自我介绍说，他是驻当地的第13军某团骑兵通信参谋，奉命护送首长进山。汪老见状，回头高兴地对那位副局长说，你这么快就搞到马了？说着，他接过马鞭，拒绝旁人的搀扶，自己很熟练地踩镫翻身上马。一个战士欲在前边牵着缰绳走，汪老说，不要紧，你放开！随即扬鞭策马小跑起来。一路上山间羊肠小道、林密苔滑，马有几次出现失蹄打滑的情况，我们不免担心，汪老却并不下马，一副泰然自若的架势。大家在后边赞叹：这回见到“两过雪山草地、血战河西走廊”老英雄的风采了！中途小憩，遇到一位砍柴的白族老汉，与之闲谈，老人说，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大的官到山里来！
到石窟寺天色已晚，当地没通电，人们在寺里的烛光下吃晚饭。地方的同志拿出一瓶酒招待大家，说山里冷，喝点暖暖身。汪老坚持不沾酒，很快吃完饭，就先去睡了。
离开云南，又去了湖北。当地一位文化局副局长，领我们下基层，乡镇领导安排在农舍吃饭，主人招待很热情，上的都是鲜鱼、鲜肉和时令鲜菜，还摊了荷包蛋等。饭后大家各付几毛钱伙食费和几两粮票。汪老事后得知，皱着眉头说，以后不要事先通知村里，安排专门招待太浪费，还是找路边餐馆，简单吃点可以了！每到一地，汪老也拒绝晚上地方领导安排他去看文艺演出之类。我问他为什么，他也还是摇头。只是有一次闲聊，他忽然提起：当年在某个大会上，何××（何长工）在台上怪声怪调地唱江西小调，像个什么样子？
另一次，局里派我随齐副局长出差。齐老1936年入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少校科长、新四军第5师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务。
齐老比汪老健谈。出差途中聊天，我“逗”齐老：当年像您这样骑马挎手枪的干部很受姑娘们的青睐吧？齐老笑答：你错了！在根据地，像我们这些小老头，多半是大嫂们寻“开心”的对象;首长身后年轻英俊的警卫员，才最为姑娘们“心仪”，但我们也看得很紧。在基层连队，纪律严，又都是集体行动，小战士一般没机会。但让我遇上过一回。那次部队要开拔，我看见一个姑娘在村口路边给一个青年战士的衣服上缝扣子，那战士忽然低头吻了姑娘，我见状过去把这战士训了一顿。其实我内心里也不愿意这样做——要知道很多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还不知道恋爱结婚是怎么回事呢。所以，那天要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是不会过去训他的。
齐老到外地出差，也是一身对襟黑棉袄，足蹬老头鞋，活脱脱一个老农打扮。到沈阳后，我随他去某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检查工作，车子到达时已是中午时分。省里陪同的一位领导去请齐老进入该公园内一座平房会议室，坐在乒乓球台一侧的沙发上休息。他随即去园办公室找接头的领导，我出门招呼正在停车的司机。这时，乒乓球台另一侧的沙发里忽然坐起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呵斥齐老：你是干吗的？出去！出去！我闻声急忙转身进屋，解释道，这位是北京来的某部的齐局长。那人一听，起身就走，头也不回。一会儿，省里那位领导引来园里一群大小领导进屋，与齐老见面并开汇报会。我发现刚才出去的那位也在其中正襟危坐。后来直到散会出门，他也没有向齐老表示歉意的意思。事后，齐老叮嘱我不要和省里陪同的领导提这事。
下乡期间，齐老顺道回了一趟在沈阳附近的农村老家探望亲属，并取了几件当年收藏的青铜器、瓷器之类，准备带回北京。地方博物馆的领导从库房里找了包装文物的木匣，找了几位职工把几件古物用碎纸包裹好，再仔细加封。库房里一位干活的职工对我偷着乐：“这几件东西很一般，带回去也就是做个传家的“念想”吧（若干年后，地方博物馆才对外赠送精美的文物复制品）。”
以后，我又随金副局长（金紫光）出差，金老生得白净，体态偏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儒雅风度。他当年曾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并担任过延安泽东青年干校艺术部指导等职务。据说当时的评剧《逼上梁山》剧本，金老是主要执笔人，并出演了剧中的主角林冲。毛泽东观看后评价很高，还写了贺信。于是金老在延安名噪一时。80年代中期，在一次局务会上，金老兴致勃勃地讲他白手起家、开办小演员培训班的事。汪老忽然插话：怕不是黑手起家吧？玩笑中，可以看出当时老前辈对廉政建设的忧虑。
那次我随金老赴吉林参加省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大会闭幕后，全体代表会餐。离开吉林时，大会举办方向金老和我各赠送了一纸箱当地特产苹果梨。
到80年代中期，公务就餐已发展到顿顿摆酒席。记得我随一位处长出差去河南，某地级市文化局副局长接站，见到我们劈头就是一句：“各位的酒量，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媒体上有文章提到，1984年，王岐山出差到河南，某县干部跪顶酒杯，请客人饮杯中酒之事。我们虽未遇到以“跪顶”方式劝酒的，但陪酒领导之多、劝酒辞花样之层出不穷、酒席时间之长，也着实令人咋舌。本局同事老冯告诉我，某中央机关处长出差，不接受吃请送礼，结果处处遭冷遇。80年代末，一位战友来京出差，在饭桌上对我感慨道，他所供职的某建筑公司党委宣传部，一年吃喝招待费高达8万多元。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文中括弧中的真实人名供参考）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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