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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企业企业管理者在相同或相似情境下，所具有和所能发挥的权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企业企业管理者能够实施远大于其职权的权力影响。文章基于管理角色理论分析中西方企业企业管理者权力的差距，发现中国的企业企业管理者不仅扮演着一般西方企业企业管理者的普遍管理角色，而且还扮演着其他西方企业企业管理者难以企及的角色，包括生活指导者、道德塑造者、规则解释者。正是这种更大范围的角色扮演使同等或相似条件下，中国企业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明显大于西方企业企业管理者。
关键词：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管理角色
一、引言
官者，管也；管者，道也。官本位社会意识和社会普遍价值观，在中国可谓历史源远流长，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社会，官本位虽在制度层面上开始涤荡.但在价值层面上却影响深远.有时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现在企业的企业管理者在很多方面都透着浓浓的“官味”。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管理制度以前.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者独特的管理文化.其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风格。
而由这种特色引发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西方企业管理者在相同或相似情境下.所具有和所能发挥的权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企业管理者能够实施远大于其职权的权力影响。这种权力差距很难用已有的权力来源理论在解释.其根源隐藏在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之中.无法用可见的、可量化的权力赋予物、资源等来衡量，因此采用一种功能性的、更为形象地基于管理角色的方式.更能解释其原因和规律。
二、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表现与根源探索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性贡和社会发展水平孕育着不同的社会主流思想（方旭东.2016）。中国正经历着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艰难转变的历史时期.这种转变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其核心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现阶段.很难从宏观角度评判中西方法治进程的差距.或者人治与法治观念的优劣（王利明.2011）。而当我们聚焦于“管理者”这一称谓是.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距体现地尤为明显。
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管理者”更多地象征—种社会地位。皇帝是管理者.官员是管理者.各行各业控制支配着人、财、物等资源的老饭更是企业管理者，而在现代经济社会的背景之下.“管理者”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与之相对的西方所谓“管理者”更多地是指一种职业.其具有一定的管理技能.而非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西方的企业管理者则普遍定义为职业经理人。其中萨伊认为职业经理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低和產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大的领域的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彼德认为.职业经理是能够发起变革、设计变革和组织变革的人（John P.Kotter.1996）。总体上讲.西方职业经理^的实质是代理人.发展到现代的职业经理制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委托代理制度、权责划分和绩效评价体系等普遍使用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恨植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通用文化习俗之中.其形成有着很大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不断在被完善.这种进化的核心方向就是西方民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演变进程。
表1从五方面列举了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管理特征上的差别。与西方职业经理人相比.中国的经理制度建设无疑是很不完善的.但中国的管理文化却同样源远流长.其定位与价值观同样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化与经理制度不断地碰撞融合.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行为.集中表现为中国企业管理者相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更“深入”的管理风格.以及更全面的管理范围。
由于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核心社会阶层长期保持两层或三层.这样较少的社会阶级层次导致了中国各行各业充斥着统治阶级的力量.其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的重合、社会地位与社会职业的模糊、统治与被统治的意识形态长期保持并被广泛接受，因此“家天下”、“官本位”、“国进民退”等管理思想至今仍然不断影响着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者。
在现实让会中.所谓官.实际就是指掌权者（李维安.2003）。官本位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影响极大.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彭新武.2016）。
第一.使企业管理者拥有了本不该存在的特权。第二.使得民众产生“敬官畏宫”心理。第三.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第四.形成不合理的选官制度。
在中国“官”无疑具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国家公职人员.同样指其他社会组织中的控制组织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共组织等。他们明显比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在控制同样资源、身居相同地位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我们需要从权力的来源角度分析这种情况的基础。
不可否认.对于企业管理者定位和内涵界定的角度.中国还很难称得上人人平等.这种不平等决定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很难同西方一样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与其他职业平等的职业.而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被普遍接受。这种普遍的心里定位直接导致了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远远超过西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职权范围。
在中国“官”无疑具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国家公职人员.同样指其他社会组织中的控制组织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共组织等。他们明显比西方的职业经理^在控制同样资源、身居相同地位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我们需要从权力的来源角度分析这种情况的基础。
三、以角色理论视角分析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来源
权力，是组织研究中最常被讨论的话题（Yukl，2006），中外学者对权力所作的定义和界定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及时代性.但给权力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权力的来源一直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是谁赋予的.权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什么元素是权力诞生的基础.权力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并且发挥作用的。 传统的权力来源的分析框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管理者权力的来源于基础.其共同特点是从描述角度对企业管理者自身所具备的和拥有的某些资源进行权力分析.但很难进行相对的权力大小比较。这种比较不是量化的大小，而是当企业管理者所具有的资源，如职位、能力、关系等相同或较为相似时.是否意味着其所和能发挥的权力大小也基本相同。但是.通过对同等资源控制的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比较会发现其权力有很大差距。这是因为这种权力来源的分析方式.只能从客观存在的管理资源角度出发.难以涵盖社会文化、习俗传统等观念上因素.而这些隐性的力量同样为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因此.放弃这种角度.而从一个更具體、更功能性的视角分析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更容易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角色概念被引入社会学.进而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西方社会形成了一套角色理论和概念框架.丰富了社会学的内容.为建立角色社会学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它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米德首先从戏剧中借用过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塑造自我.自我反过来产生社会行为。美国学者米德教授社会角色理论最早的创立者。在这里角色这个词的含义一种自我的组成部分.由个体斌予自身多重角色的价值和意义组成（寿志钢.2011）。
角色理论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社会关系.它只关注“台前”，而不是过多地去研究‘幕后”。而将角色理论应用到管理中.则可以避开隐藏在组织中的隐蔽的资源、制度等所谓的管理权力的来源.而仅从企业管理者在组织中的功能去界定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企业管理者的权力通过扮演角色表现出来.在边界相同或相似的组织或职位中.其权力越大.所扮演的角色越多.同样地.因其扮演的角色越多.他所掌握的权力越大。
角色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为解决这类相似度较高、辨别难度较大的企业管理者权力界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定义和诠释方式能够避开相对模糊的权力来源问题.并且能够形象地描绘出一些隐晦的社会关系.为我们研究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管理现象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视角。
西方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是由明茨伯格提出.他首次将角色理论应用到企业管理者的职能和定位上。他将企业管理者们的工作分划分10种不同的角色.这10种角色又可以分为3类.即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信息传递方面的角色和决策方面的角色。人际关系角色包括挂名首脑角色、领导者角色、联络者角色。信息方面的角色。信息方面的角色包括：监听者角色、信息传播者角色、发言人角色。决策方面的角色包括企业家角色、危机处理者角色、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谈判者的角色。
但是从权力来源的维度上来看.明茨伯格所归纳的企业管理者10中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职位权力维度上的角色.其权力来源基本来自于职位，或者说来自于制度。这种明显针对西方企业管理者的角色划分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企业管理者与西方管理这的权力差距问题.因为我国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来源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个人权力和关系权力（尚玉钒.2011）。由于这部分以个人权力和关系权力为根基的权力来源（张银普，2016），我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多于或强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直接界定这部分权力来源进而解释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问题过于模糊.因此将其形象化为不同管理角色无疑是一种解决办法。
四、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独特角色
在西方的职业经理人背景下.明茨伯格的企业管理者角色界定显然的契合西方企业管理者特征的。而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来.职业经理人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融合.是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不仅扮演着以上十种角色.而且还扮演着其他西方企业管理者难以企及的角色。正是这种更大范围的角色扮演使同等或相似条件下.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明显大于西方企业管理者。中国企业管理者在明茨伯格提出的十种角色的基础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纳成三种。一是生活指导者。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式本能地带有浓厚的家天下风格.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家长式作风.这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一大特质.也是相较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言.中国企业管理者权力较大的原因之一.在管理中扮演生活指导者的角色。所谓生活指导者.是指企业管理者对下属工作之外的生活方式、习惯和风格进行干预。西方企业管理者很少关注职权之外的事.而中国企业管理者则认为对下属生活进行干预是亲民的、可以增加感情的、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对下属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的要素进行指导和干预.大大扩大了其职权范围.增强了其权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管理者会对下属的交际圈或主动或被动的干涉.形成相对于西方强得多的圈子文化、派系文化。
二是道德塑造者。中国自古以来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集众.而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契约和利益不同.中国着重强调民心，也就是思想道德、信仰、理念等。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管理过程中的金科玉律.而在这个民心的获取和塑造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就扮演着道德塑造者的角色.即对下属的思想道德进行指导.对其价值观态度进行规范。中国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除了对下属的工作进行要求外，还会对下属的价值观、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要求.逐渐形成一种所谓民心所向的趋势.大大强化了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其本质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是越过多个层次的需求.直接对下属的最高层次需求进行干预.极大地减少了管理成本.同时强化了管理效力。
三是规则解释者。与西方的强调法治的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多的是人治社会，而在这种形态下，制度、法律、规则的制定往往不透明、范围往往不全面、表述往往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管理者为了维持管理秩序.一般会扮演规则解释者的角色，对组织制度、规则等进行解释、传达。而因为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企业管理者在解释规则的时候.很容易将自身意志注入到规则中.以加强以权力的效力和可接受程度。这种管理方式下，很容易产生所谓的潜规则.而对潜规则的扩散与解释同样是企业管理者强化权力的重要途径。
五、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和市场化规范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一部分角色正在淡化.也有一部分角色逐渐加强。例如生活指导者角色看似由于法律法规的约束而正在减弱.但实际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变得更为隐蔽.更少的角色扮演机会和时间使其发挥的作用更为强化。而如规则解释者角色.随着我国制度的逐渐透明化.制度的解释越来越清晰.看似这种角色正在消亡。但实质上.这种规则的解释.仍然带有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进而每一次的规则解释者角色发挥作用.无疑都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和强化.仍然会带来与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差距。
本文针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解释.集中于中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所总结的三种角色具有普遍性.但很难概括所有的权力差距情境.而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过程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因此针对一些特定环境下的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问题.应进行更细致的角色界定。
管理过程无论中西方.都包含着两方面问题.即企业管理者对下属进行管理和下属对企业管理者管理的接受。本文仅从企业管理者角度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差距进行了论述和讨论.而没有研究被企业管理者的接受程度和接受原因。被企业管理者之所以会接受大小不同的管理权力.原因是复杂的.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关系紧密。例如，在这种角色全方位、权力实施立体化的管理方式下，最底层的被企业管理者无疑拥有更少的选择权和生存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无疑也是我国能够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社会等级（杨帅.2014）角度来看.每一级企业管理者在接受更大的权力的同时.也在对下属实施更大的权力.因此其职权范围来看.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下一步研究.应聚焦于各个社会层级的被企业管理者的角色.来解释在一定的权力差距之下.中西方被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差异性，其产生的根源与其表现的形式。并进一步界定各种角色的特征和边界.归纳出其具体的维度与可测量的特征（李贵卿，2010），为证实这种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解释方式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关键词：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管理角色
一、引言
官者，管也；管者，道也。官本位社会意识和社会普遍价值观，在中国可谓历史源远流长，对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社会，官本位虽在制度层面上开始涤荡.但在价值层面上却影响深远.有时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国现在企业的企业管理者在很多方面都透着浓浓的“官味”。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管理制度以前.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者独特的管理文化.其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风格。
而由这种特色引发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西方企业管理者在相同或相似情境下.所具有和所能发挥的权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企业管理者能够实施远大于其职权的权力影响。这种权力差距很难用已有的权力来源理论在解释.其根源隐藏在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之中.无法用可见的、可量化的权力赋予物、资源等来衡量，因此采用一种功能性的、更为形象地基于管理角色的方式.更能解释其原因和规律。
二、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表现与根源探索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性贡和社会发展水平孕育着不同的社会主流思想（方旭东.2016）。中国正经历着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艰难转变的历史时期.这种转变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但其核心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现阶段.很难从宏观角度评判中西方法治进程的差距.或者人治与法治观念的优劣（王利明.2011）。而当我们聚焦于“管理者”这一称谓是.中西方人治与法治的差距体现地尤为明显。
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管理者”更多地象征—种社会地位。皇帝是管理者.官员是管理者.各行各业控制支配着人、财、物等资源的老饭更是企业管理者，而在现代经济社会的背景之下.“管理者”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与之相对的西方所谓“管理者”更多地是指一种职业.其具有一定的管理技能.而非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西方的企业管理者则普遍定义为职业经理人。其中萨伊认为职业经理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低和產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大的领域的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彼德认为.职业经理是能够发起变革、设计变革和组织变革的人（John P.Kotter.1996）。总体上讲.西方职业经理^的实质是代理人.发展到现代的职业经理制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委托代理制度、权责划分和绩效评价体系等普遍使用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恨植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通用文化习俗之中.其形成有着很大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不断在被完善.这种进化的核心方向就是西方民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演变进程。
表1从五方面列举了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管理特征上的差别。与西方职业经理人相比.中国的经理制度建设无疑是很不完善的.但中国的管理文化却同样源远流长.其定位与价值观同样被人们所接受。这种文化与经理制度不断地碰撞融合.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行为.集中表现为中国企业管理者相对于西方职业经理人更“深入”的管理风格.以及更全面的管理范围。
由于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核心社会阶层长期保持两层或三层.这样较少的社会阶级层次导致了中国各行各业充斥着统治阶级的力量.其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的重合、社会地位与社会职业的模糊、统治与被统治的意识形态长期保持并被广泛接受，因此“家天下”、“官本位”、“国进民退”等管理思想至今仍然不断影响着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者。
在现实让会中.所谓官.实际就是指掌权者（李维安.2003）。官本位思想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影响极大.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彭新武.2016）。
第一.使企业管理者拥有了本不该存在的特权。第二.使得民众产生“敬官畏宫”心理。第三.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第四.形成不合理的选官制度。
在中国“官”无疑具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国家公职人员.同样指其他社会组织中的控制组织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共组织等。他们明显比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在控制同样资源、身居相同地位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我们需要从权力的来源角度分析这种情况的基础。
不可否认.对于企业管理者定位和内涵界定的角度.中国还很难称得上人人平等.这种不平等决定了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很难同西方一样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与其他职业平等的职业.而这种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被普遍接受。这种普遍的心里定位直接导致了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远远超过西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职权范围。
在中国“官”无疑具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指国家公职人员.同样指其他社会组织中的控制组织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包括企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共组织等。他们明显比西方的职业经理^在控制同样资源、身居相同地位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权力.因此我们需要从权力的来源角度分析这种情况的基础。
三、以角色理论视角分析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来源
权力，是组织研究中最常被讨论的话题（Yukl，2006），中外学者对权力所作的定义和界定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及时代性.但给权力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权力的来源一直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是谁赋予的.权力的大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什么元素是权力诞生的基础.权力是通过什么表现出来并且发挥作用的。 传统的权力来源的分析框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管理者权力的来源于基础.其共同特点是从描述角度对企业管理者自身所具备的和拥有的某些资源进行权力分析.但很难进行相对的权力大小比较。这种比较不是量化的大小，而是当企业管理者所具有的资源，如职位、能力、关系等相同或较为相似时.是否意味着其所和能发挥的权力大小也基本相同。但是.通过对同等资源控制的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比较会发现其权力有很大差距。这是因为这种权力来源的分析方式.只能从客观存在的管理资源角度出发.难以涵盖社会文化、习俗传统等观念上因素.而这些隐性的力量同样为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因此.放弃这种角度.而从一个更具體、更功能性的视角分析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更容易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角色概念被引入社会学.进而成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西方社会形成了一套角色理论和概念框架.丰富了社会学的内容.为建立角色社会学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它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米德首先从戏剧中借用过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塑造自我.自我反过来产生社会行为。美国学者米德教授社会角色理论最早的创立者。在这里角色这个词的含义一种自我的组成部分.由个体斌予自身多重角色的价值和意义组成（寿志钢.2011）。
角色理论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社会关系.它只关注“台前”，而不是过多地去研究‘幕后”。而将角色理论应用到管理中.则可以避开隐藏在组织中的隐蔽的资源、制度等所谓的管理权力的来源.而仅从企业管理者在组织中的功能去界定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企业管理者的权力通过扮演角色表现出来.在边界相同或相似的组织或职位中.其权力越大.所扮演的角色越多.同样地.因其扮演的角色越多.他所掌握的权力越大。
角色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为解决这类相似度较高、辨别难度较大的企业管理者权力界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定义和诠释方式能够避开相对模糊的权力来源问题.并且能够形象地描绘出一些隐晦的社会关系.为我们研究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管理现象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视角。
西方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是由明茨伯格提出.他首次将角色理论应用到企业管理者的职能和定位上。他将企业管理者们的工作分划分10种不同的角色.这10种角色又可以分为3类.即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信息传递方面的角色和决策方面的角色。人际关系角色包括挂名首脑角色、领导者角色、联络者角色。信息方面的角色。信息方面的角色包括：监听者角色、信息传播者角色、发言人角色。决策方面的角色包括企业家角色、危机处理者角色、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谈判者的角色。
但是从权力来源的维度上来看.明茨伯格所归纳的企业管理者10中角色.很大程度上都是职位权力维度上的角色.其权力来源基本来自于职位，或者说来自于制度。这种明显针对西方企业管理者的角色划分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我国企业管理者与西方管理这的权力差距问题.因为我国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来源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个人权力和关系权力（尚玉钒.2011）。由于这部分以个人权力和关系权力为根基的权力来源（张银普，2016），我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明显多于或强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直接界定这部分权力来源进而解释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问题过于模糊.因此将其形象化为不同管理角色无疑是一种解决办法。
四、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独特角色
在西方的职业经理人背景下.明茨伯格的企业管理者角色界定显然的契合西方企业管理者特征的。而中国引进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来.职业经理人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融合.是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不仅扮演着以上十种角色.而且还扮演着其他西方企业管理者难以企及的角色。正是这种更大范围的角色扮演使同等或相似条件下.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明显大于西方企业管理者。中国企业管理者在明茨伯格提出的十种角色的基础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纳成三种。一是生活指导者。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式本能地带有浓厚的家天下风格.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家长式作风.这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一大特质.也是相较于西方企业管理者而言.中国企业管理者权力较大的原因之一.在管理中扮演生活指导者的角色。所谓生活指导者.是指企业管理者对下属工作之外的生活方式、习惯和风格进行干预。西方企业管理者很少关注职权之外的事.而中国企业管理者则认为对下属生活进行干预是亲民的、可以增加感情的、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企业管理者对下属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的要素进行指导和干预.大大扩大了其职权范围.增强了其权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管理者会对下属的交际圈或主动或被动的干涉.形成相对于西方强得多的圈子文化、派系文化。
二是道德塑造者。中国自古以来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集众.而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契约和利益不同.中国着重强调民心，也就是思想道德、信仰、理念等。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管理过程中的金科玉律.而在这个民心的获取和塑造的过程中.企业管理者就扮演着道德塑造者的角色.即对下属的思想道德进行指导.对其价值观态度进行规范。中国企业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除了对下属的工作进行要求外，还会对下属的价值观、思想、信仰等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要求.逐渐形成一种所谓民心所向的趋势.大大强化了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其本质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是越过多个层次的需求.直接对下属的最高层次需求进行干预.极大地减少了管理成本.同时强化了管理效力。
三是规则解释者。与西方的强调法治的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多的是人治社会，而在这种形态下，制度、法律、规则的制定往往不透明、范围往往不全面、表述往往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管理者为了维持管理秩序.一般会扮演规则解释者的角色，对组织制度、规则等进行解释、传达。而因为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企业管理者在解释规则的时候.很容易将自身意志注入到规则中.以加强以权力的效力和可接受程度。这种管理方式下，很容易产生所谓的潜规则.而对潜规则的扩散与解释同样是企业管理者强化权力的重要途径。
五、总结与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和市场化规范的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一部分角色正在淡化.也有一部分角色逐渐加强。例如生活指导者角色看似由于法律法规的约束而正在减弱.但实际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变得更为隐蔽.更少的角色扮演机会和时间使其发挥的作用更为强化。而如规则解释者角色.随着我国制度的逐渐透明化.制度的解释越来越清晰.看似这种角色正在消亡。但实质上.这种规则的解释.仍然带有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进而每一次的规则解释者角色发挥作用.无疑都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和强化.仍然会带来与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差距。
本文针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解释.集中于中国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所总结的三种角色具有普遍性.但很难概括所有的权力差距情境.而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过程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因此针对一些特定环境下的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问题.应进行更细致的角色界定。
管理过程无论中西方.都包含着两方面问题.即企业管理者对下属进行管理和下属对企业管理者管理的接受。本文仅从企业管理者角度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差距进行了论述和讨论.而没有研究被企业管理者的接受程度和接受原因。被企业管理者之所以会接受大小不同的管理权力.原因是复杂的.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关系紧密。例如，在这种角色全方位、权力实施立体化的管理方式下，最底层的被企业管理者无疑拥有更少的选择权和生存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无疑也是我国能够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社会等级（杨帅.2014）角度来看.每一级企业管理者在接受更大的权力的同时.也在对下属实施更大的权力.因此其职权范围来看.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对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下一步研究.应聚焦于各个社会层级的被企业管理者的角色.来解释在一定的权力差距之下.中西方被企业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差异性，其产生的根源与其表现的形式。并进一步界定各种角色的特征和边界.归纳出其具体的维度与可测量的特征（李贵卿，2010），为证实这种中西方企业管理者权力差距的解释方式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