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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这张照片依然是我的最爱，因为它记录了我与检察的初次邂逅，一根看不见的纽带也悄悄将我和检察系在了一起……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总有一些镜头会定格在记忆中无法磨灭，就像我童年相册里的那一张照片。照片里，三岁的我刚和表弟经历了一番激烈争夺，然后我噘着嘴翻着白眼，傲娇地捍卫着自己的胜利品——头上扣着的一顶检察大盖帽。时隔多年，这张照片依然是我的最爱，因为它记录了我与检察的初次邂逅，一根看不见的纽带也悄悄将我和检察系在了一起……
我从小生活在检察机关大院里，我的父亲是一名检察官。与一般检察官不同，父亲的“战场”不是看守所和公诉席，而是一个个案发现场和一张张纸。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行色匆匆，有时扔下饭碗抡起照相机就去案发现场，有时钻进冲洗暗房一待就是半天，有时拿着几张纸写写画画直至深夜，有时又像科学家似的将各种试剂在纸上倒腾……我不懂他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太忙了，经常看不到人，以至于我小学时还写下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会消失》来“控诉”父亲的忙碌。
我特别不理解这种忙碌，因为别人的周末都有父母陪伴游玩，而我的周末永远不见父亲的身影，反倒要常常被母亲差遣去办公室给父亲送饭。
1986年12月，三岁的陆露（左）戴上检察大盖帽。（来源：资料图片）
那一年夏天特别炎热，我又被差遣去给父亲送饭，母亲特地交代要到会议室去。我嘀咕着这次怎么改会议室了，然后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却被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震住了。只见两张乒乓球桌拼在一起，宽大的桌面上堆满了几十本账簿和一叠叠印刷着放大字体的纸张，五六个人围着桌面正不停地翻阅查找、传递记录、复印放大，忙得不可开交。我父亲站在略高的演讲台上，一手扬着一本账簿，一手握着一米长的木尺子，把身后贴满了放大字体的黑板敲得啪啪作响。
“大家记住这个特征，国字少一点！”
“珍字一笔连写到底，照这个方向给我找。”
“江字左右笔画比例失调就是个突破口……”
父亲高亢的声音回响在会议室里，这里没有硝烟，但我分明看到他正在指挥一场无形的战役。我仿佛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眼里都是那一张张被标注的大字，耳边只听到来回奔走的脚步声，账簿页面左右翻飞，桌上复印机沙沙作响，还有窗外那喧嚣不止的蝉鸣。这个景象我终生难忘。
我生平第一次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我默默放下手里的饭，关上会议室的门，在他的办公室桌前拿起了那张一直被我忽略的名片。鲜艳的国徽之下，父亲的名字后方赫然写着——刑事照相技术工程师、文件检验工程师。看着国徽，那一刻，父亲所有的行色匆匆、“不知所踪”在我心里仿佛都有了答案。
那一年，我放下埋怨，第一次理解了父亲忙碌的职责所在。
父親的书桌上有三宝：铅笔、白纸和一个胶卷冲印罐。
自打看到那个热火朝天的情景后，我便对父亲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琢磨，在家经常拿着几张复印件翻来覆去地看，还拿铅笔在白纸上细细描画，我就在旁边好奇地观察。看了好几次，父亲终于发现了我，他笑着把我拉过来，主动跟我讲解了他的工作。
原来这是笔迹鉴定，父亲的工作就是对比检材和样本的字迹，从而检验出是否为同一个人所写。为了掌握每个人的书写特征，临摹笔迹是鉴定人的基本功，通过不断临摹笔迹，从而了解每个人的运笔习惯、书写特点，并以此作为笔迹指向的重要依据。
20世纪90年代，父亲在检察院文检检验实验室工作。（来源：资料图片） 
20世纪90年代，父亲工作随拍。（来源：资料图片）
“我觉得跟画画差不多。”我下了个结论。父亲一听乐了，他扔过来几张纸：“这么厉害你也来试试看？”我果然照着开始描了起来。从此父亲的书桌上多了一个身影，每次他在描，我也在边上跟着描，有时候父亲还会考考我，让我来分辨检材和样本的差异，那些神奇的圈圈线线、点点划划真是有趣至极。
文检工作不仅仅是笔迹鉴定，跟着父亲多了，懵懵懂懂间我也知道了还有印章鉴定、变造文件鉴定、书写时间形成鉴定等，其中最难的要数书写时间形成，也是父亲最花心思琢磨的。
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至今技术人员仍在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于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方法主要是化学检验法和物理转印检验法。为了摸清楚原理，父亲整整一年没有过过周末，他将书本上提到的所有化学试剂全都试验了一遍，然而这种方法会对检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非到迫不得已最好不用。接着父亲又进行了转印法的试验，转印法就是利用强大压力对检材墨迹进行粘附，年代越久远粘附的痕迹越少，根据这个原理对书写时间形成进行大致的判断。这种方法比化学检验法安全，损害较小，但是加压时间长达几小时，而且时间和压力的调配较难，难以保证墨迹转印的成功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父亲认为也不是一个万全的方法。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一个工具来。由于平时刑事照相的工作，他经常要在暗房冲印胶卷，其中有一个矮圆柱形的“135胶卷冲印罐”，它底部平整宽大，不锈钢材质导热快，父亲灵光一闪：若将加热和压力相结合，也许能缩短加压时间并提高墨迹转印的成功率？ 说干就干，父亲立刻将热水灌入胶卷冲印罐，然后将冲印罐用力压在实验材料上，几分钟过去后，他惊喜地发现墨迹转印果然十分明显，他大受振奋，开始研究热压转印这个理论的可行性。经过日以继夜的操作试验，最终他摸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水温85度左右，用胶卷冲印罐进行重力施压，用相纸对检材墨迹进行转印，两分钟之内就能完整清晰地印压出墨迹。这个“土方法”利用加热融化墨迹的原理，以及相纸表面涂层的强转印力，巧妙地合二为一，不仅缩短了传统物理加压器至少几个小时的加压时间，还大大提高了墨迹转印的成功率。利用这个自创的“热压转印法”，父亲在检察机关工作期间做了200多个书写时间鉴定的案子，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为日后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胶卷冲印罐是父亲最称手的“武器”，它陪伴着父亲在十年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书写时间鉴定的难关，直到现在它依然被好好保存着。用父亲的话来说，看到它就像看到当年奋勇创新的自己，一个检察技术人员最大的价值体现，莫过于实践创新。
凭着过硬的技术功底，父亲在文件检验领域不断勇攀高峰，屡破硬案，带领梧州检察的技术团队在全区打响了名号。他得到过当事人送来的锦旗，也得到过全区检察机关技术能手的荣誉，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坚守阵地，默默耕耘着文件检验这片沃土。
那一年，我许下心愿，长大后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当一名文件检验鉴定人。
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
时间来到2006年。我结束了四年法学本科学习，怀揣着年幼时的梦想，奔着成为文件检验鉴定人的目标，果断报考了检察机关。然而进入检察机关后，我却发现自己的工作与文件检验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连文件检验的边都没沾上，多年的期望落空，我内心十分气馁。
此时我父亲已经从检察机关退休，转战司法系统的司法鉴定战线，继续书写时间形成领域的研究。当下，鉴定书写时间形成所采用的转印法，仍处于传统的手工压取和目测推定，但父亲却早已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拥有专利的国内第一台字印形成时间鉴定仪。
这台仪器，复刻了父亲当年胶卷冲印罐的“热压转印法”原理，在他办理过的200多个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数据基础上，借鉴医学上的白血球对比读法的方式，再结合光、电、机械的综合运用研制而成，已参加过2008年北京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2010年扬州全国反恐缉毒新技术大会等会议的演示和交流，得到了同行专家的称赞和肯定。父亲也因此成了国内以“热压转印法”运用准确仪器检验数据展示结论的第一人，填补了书写时间形成判断领域的相关空白。
眼看着父亲的足迹越走越远，而自己却无法追赶半步，我情绪跌至谷底。父亲看到了我的焦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想当好一名文件检验鉴定人，首先要耐得住寂寞。我一听，犹如醍醐灌顶，眼前浮现出那些年来父亲默默钻研的身影，不管身邊风景如何，他始终有条不紊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我定下心思，重新振奋精神，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看父亲的专业书籍，一有空闲还跑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偷师”。三年后，我终于盼来了学习文件检验的机会，正式踏入了文件检验的门槛。有了三年的自学基础，我学起来特别得心应手，加上有父亲的影响，我很容易便能理解其中的原理，举一反三，学得特别快。经过系统学习，2011年我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任命为文检助理鉴定人，2016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文件检验鉴定人。那一年，我一解夙愿，父亲的衣钵终于传到了我手上。
2019年4月20日，陆露与父亲合影。（来源：资料图片）
夙愿达成的喜悦还没退却，考验便接踵而至。
2016年我接到了一起贪污案的笔迹鉴定，检材的签字笔迹多达23个，但犯罪嫌疑人一概予以否认，更棘手的是，这23个签字笔迹写法各异，鉴定难度极大。我一筹莫展，不知如何下手，只好请教父亲。父亲教了我一个窍门，先将23个签字根据写法大致分类，根据写法特征进一步细化，最后将分好类的检材作为一个整体，再分别与样本进行对比检验。原来如此，我茅塞顿开，看，这就是经验的差距。
但接下来我又犯难了。侦查人员收集的样本满满一箱子，其中还有七八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要从中确定23个签字笔迹是否同一人，意味着我要牢记各个分类的写法特征，再和样本去匹配，单是想想都觉得心累。知女莫若父，父亲看我一眼便了然于心，他说道：“累了就来听听故事，还记得当年我在会议室查账簿的事吗？”我眼睛一亮，那天的场景我何止记得，它早已深刻在我脑海，多年来在我心中，它堪称文检战场上不可多见的“激烈”场面！
父亲要讲的是关于一场对三个签名字迹的攻坚“会诊”的故事。一个只有四人的小单位发放了一项补助金，但领取单上签名的三个人都否认自己有领取补助金，于是领导怀疑有人冒名领取，矛头直指剩下的三名员工。为彻查三个签名笔迹，该单位分别向县级、市级、省级的公安、法院、检察院鉴定机构申请鉴定，结果三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都认定，三个签名字迹均不是本人所写，这意味着三名员工有贪污的嫌疑。三名员工不服，要求到北京做鉴定，但由于三级鉴定机构都是同一意见，高级法院发话如果区内有一个相反结论，再到北京去鉴定，于是这个案子辗转到了我父亲手里。
三名员工视父亲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倍感压力，然而在详细交流的过程中，他还是预感到笔迹出现偶然性的可能。为了印证这个想法，父亲大胆要求收集领取单签字的三个人十年的签名样本，最终几大箱账簿摆在了他眼前。十年时间，几十本账簿，几百个签名样本，父亲带着他的团队整整奋战两天两夜，最终他们真的找到了在不同时期、偶然出现的与领取单上签名几乎一模一样的签名样本，证实了签领人的确是本人而非三名员工！拿着梧州市检察院出具的鉴定结论，三名员工直奔北京，最终北京两所权威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与父亲团队的结论完全一致。三名员工洗脱贪污嫌疑，他们从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父亲，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哗哗直流，握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放……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总有一些镜头会定格在记忆中无法磨灭，就像我童年相册里的那一张照片。照片里，三岁的我刚和表弟经历了一番激烈争夺，然后我噘着嘴翻着白眼，傲娇地捍卫着自己的胜利品——头上扣着的一顶检察大盖帽。时隔多年，这张照片依然是我的最爱，因为它记录了我与检察的初次邂逅，一根看不见的纽带也悄悄将我和检察系在了一起……
“控诉”父亲
我从小生活在检察机关大院里，我的父亲是一名检察官。与一般检察官不同，父亲的“战场”不是看守所和公诉席，而是一个个案发现场和一张张纸。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行色匆匆，有时扔下饭碗抡起照相机就去案发现场，有时钻进冲洗暗房一待就是半天，有时拿着几张纸写写画画直至深夜，有时又像科学家似的将各种试剂在纸上倒腾……我不懂他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太忙了，经常看不到人，以至于我小学时还写下了一篇作文《我的爸爸会消失》来“控诉”父亲的忙碌。
我特别不理解这种忙碌，因为别人的周末都有父母陪伴游玩，而我的周末永远不见父亲的身影，反倒要常常被母亲差遣去办公室给父亲送饭。
那一年夏天特别炎热，我又被差遣去给父亲送饭，母亲特地交代要到会议室去。我嘀咕着这次怎么改会议室了，然后一把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却被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震住了。只见两张乒乓球桌拼在一起，宽大的桌面上堆满了几十本账簿和一叠叠印刷着放大字体的纸张，五六个人围着桌面正不停地翻阅查找、传递记录、复印放大，忙得不可开交。我父亲站在略高的演讲台上，一手扬着一本账簿，一手握着一米长的木尺子，把身后贴满了放大字体的黑板敲得啪啪作响。
“大家记住这个特征，国字少一点！”
“珍字一笔连写到底，照这个方向给我找。”
“江字左右笔画比例失调就是个突破口……”
父亲高亢的声音回响在会议室里，这里没有硝烟，但我分明看到他正在指挥一场无形的战役。我仿佛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眼里都是那一张张被标注的大字，耳边只听到来回奔走的脚步声，账簿页面左右翻飞，桌上复印机沙沙作响，还有窗外那喧嚣不止的蝉鸣。这个景象我终生难忘。
我生平第一次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我默默放下手里的饭，关上会议室的门，在他的办公室桌前拿起了那张一直被我忽略的名片。鲜艳的国徽之下，父亲的名字后方赫然写着——刑事照相技术工程师、文件检验工程师。看着国徽，那一刻，父亲所有的行色匆匆、“不知所踪”在我心里仿佛都有了答案。
那一年，我放下埋怨，第一次理解了父亲忙碌的职责所在。
父亲的“宝藏”
父親的书桌上有三宝：铅笔、白纸和一个胶卷冲印罐。
自打看到那个热火朝天的情景后，我便对父亲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琢磨，在家经常拿着几张复印件翻来覆去地看，还拿铅笔在白纸上细细描画，我就在旁边好奇地观察。看了好几次，父亲终于发现了我，他笑着把我拉过来，主动跟我讲解了他的工作。
原来这是笔迹鉴定，父亲的工作就是对比检材和样本的字迹，从而检验出是否为同一个人所写。为了掌握每个人的书写特征，临摹笔迹是鉴定人的基本功，通过不断临摹笔迹，从而了解每个人的运笔习惯、书写特点，并以此作为笔迹指向的重要依据。
“我觉得跟画画差不多。”我下了个结论。父亲一听乐了，他扔过来几张纸：“这么厉害你也来试试看？”我果然照着开始描了起来。从此父亲的书桌上多了一个身影，每次他在描，我也在边上跟着描，有时候父亲还会考考我，让我来分辨检材和样本的差异，那些神奇的圈圈线线、点点划划真是有趣至极。
文检工作不仅仅是笔迹鉴定，跟着父亲多了，懵懵懂懂间我也知道了还有印章鉴定、变造文件鉴定、书写时间形成鉴定等，其中最难的要数书写时间形成，也是父亲最花心思琢磨的。
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至今技术人员仍在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于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方法主要是化学检验法和物理转印检验法。为了摸清楚原理，父亲整整一年没有过过周末，他将书本上提到的所有化学试剂全都试验了一遍，然而这种方法会对检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非到迫不得已最好不用。接着父亲又进行了转印法的试验，转印法就是利用强大压力对检材墨迹进行粘附，年代越久远粘附的痕迹越少，根据这个原理对书写时间形成进行大致的判断。这种方法比化学检验法安全，损害较小，但是加压时间长达几小时，而且时间和压力的调配较难，难以保证墨迹转印的成功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父亲认为也不是一个万全的方法。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一个工具来。由于平时刑事照相的工作，他经常要在暗房冲印胶卷，其中有一个矮圆柱形的“135胶卷冲印罐”，它底部平整宽大，不锈钢材质导热快，父亲灵光一闪：若将加热和压力相结合，也许能缩短加压时间并提高墨迹转印的成功率？ 说干就干，父亲立刻将热水灌入胶卷冲印罐，然后将冲印罐用力压在实验材料上，几分钟过去后，他惊喜地发现墨迹转印果然十分明显，他大受振奋，开始研究热压转印这个理论的可行性。经过日以继夜的操作试验，最终他摸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水温85度左右，用胶卷冲印罐进行重力施压，用相纸对检材墨迹进行转印，两分钟之内就能完整清晰地印压出墨迹。这个“土方法”利用加热融化墨迹的原理，以及相纸表面涂层的强转印力，巧妙地合二为一，不仅缩短了传统物理加压器至少几个小时的加压时间，还大大提高了墨迹转印的成功率。利用这个自创的“热压转印法”，父亲在检察机关工作期间做了200多个书写时间鉴定的案子，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为日后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胶卷冲印罐是父亲最称手的“武器”，它陪伴着父亲在十年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书写时间鉴定的难关，直到现在它依然被好好保存着。用父亲的话来说，看到它就像看到当年奋勇创新的自己，一个检察技术人员最大的价值体现，莫过于实践创新。
凭着过硬的技术功底，父亲在文件检验领域不断勇攀高峰，屡破硬案，带领梧州检察的技术团队在全区打响了名号。他得到过当事人送来的锦旗，也得到过全区检察机关技术能手的荣誉，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坚守阵地，默默耕耘着文件检验这片沃土。
那一年，我许下心愿，长大后我也要像父亲一样，当一名文件检验鉴定人。
追随父亲的脚步
一颗种子生根发芽，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
时间来到2006年。我结束了四年法学本科学习，怀揣着年幼时的梦想，奔着成为文件检验鉴定人的目标，果断报考了检察机关。然而进入检察机关后，我却发现自己的工作与文件检验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连文件检验的边都没沾上，多年的期望落空，我内心十分气馁。
此时我父亲已经从检察机关退休，转战司法系统的司法鉴定战线，继续书写时间形成领域的研究。当下，鉴定书写时间形成所采用的转印法，仍处于传统的手工压取和目测推定，但父亲却早已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拥有专利的国内第一台字印形成时间鉴定仪。
这台仪器，复刻了父亲当年胶卷冲印罐的“热压转印法”原理，在他办理过的200多个书写时间形成的鉴定数据基础上，借鉴医学上的白血球对比读法的方式，再结合光、电、机械的综合运用研制而成，已参加过2008年北京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2010年扬州全国反恐缉毒新技术大会等会议的演示和交流，得到了同行专家的称赞和肯定。父亲也因此成了国内以“热压转印法”运用准确仪器检验数据展示结论的第一人，填补了书写时间形成判断领域的相关空白。
眼看着父亲的足迹越走越远，而自己却无法追赶半步，我情绪跌至谷底。父亲看到了我的焦虑，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想当好一名文件检验鉴定人，首先要耐得住寂寞。我一听，犹如醍醐灌顶，眼前浮现出那些年来父亲默默钻研的身影，不管身邊风景如何，他始终有条不紊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我定下心思，重新振奋精神，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看父亲的专业书籍，一有空闲还跑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偷师”。三年后，我终于盼来了学习文件检验的机会，正式踏入了文件检验的门槛。有了三年的自学基础，我学起来特别得心应手，加上有父亲的影响，我很容易便能理解其中的原理，举一反三，学得特别快。经过系统学习，2011年我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任命为文检助理鉴定人，2016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文件检验鉴定人。那一年，我一解夙愿，父亲的衣钵终于传到了我手上。
检察战线上的工程师
夙愿达成的喜悦还没退却，考验便接踵而至。
2016年我接到了一起贪污案的笔迹鉴定，检材的签字笔迹多达23个，但犯罪嫌疑人一概予以否认，更棘手的是，这23个签字笔迹写法各异，鉴定难度极大。我一筹莫展，不知如何下手，只好请教父亲。父亲教了我一个窍门，先将23个签字根据写法大致分类，根据写法特征进一步细化，最后将分好类的检材作为一个整体，再分别与样本进行对比检验。原来如此，我茅塞顿开，看，这就是经验的差距。
但接下来我又犯难了。侦查人员收集的样本满满一箱子，其中还有七八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要从中确定23个签字笔迹是否同一人，意味着我要牢记各个分类的写法特征，再和样本去匹配，单是想想都觉得心累。知女莫若父，父亲看我一眼便了然于心，他说道：“累了就来听听故事，还记得当年我在会议室查账簿的事吗？”我眼睛一亮，那天的场景我何止记得，它早已深刻在我脑海，多年来在我心中，它堪称文检战场上不可多见的“激烈”场面！
父亲要讲的是关于一场对三个签名字迹的攻坚“会诊”的故事。一个只有四人的小单位发放了一项补助金，但领取单上签名的三个人都否认自己有领取补助金，于是领导怀疑有人冒名领取，矛头直指剩下的三名员工。为彻查三个签名笔迹，该单位分别向县级、市级、省级的公安、法院、检察院鉴定机构申请鉴定，结果三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都认定，三个签名字迹均不是本人所写，这意味着三名员工有贪污的嫌疑。三名员工不服，要求到北京做鉴定，但由于三级鉴定机构都是同一意见，高级法院发话如果区内有一个相反结论，再到北京去鉴定，于是这个案子辗转到了我父亲手里。
三名员工视父亲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倍感压力，然而在详细交流的过程中，他还是预感到笔迹出现偶然性的可能。为了印证这个想法，父亲大胆要求收集领取单签字的三个人十年的签名样本，最终几大箱账簿摆在了他眼前。十年时间，几十本账簿，几百个签名样本，父亲带着他的团队整整奋战两天两夜，最终他们真的找到了在不同时期、偶然出现的与领取单上签名几乎一模一样的签名样本，证实了签领人的确是本人而非三名员工！拿着梧州市检察院出具的鉴定结论，三名员工直奔北京，最终北京两所权威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与父亲团队的结论完全一致。三名员工洗脱贪污嫌疑，他们从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父亲，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哗哗直流，握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