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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30 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汪杲还是觉得幸福满满。而且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憧憬着什么时候可以穿上检察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她，有一天也会沿着父亲的检察之路走下去。
在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汪杲的相册里，有一张她特别珍藏起来的照片。那是1986年，父亲汪椿为了纪念她初中毕业，特意招呼全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汪杲记得，当时看到父亲穿着第一代米黄色夏季检察制服时，心里特别痒痒，便和哥哥穿上父母过去的制服，高高兴兴地站在了镜头下。
时间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汪杲还是觉得幸福满满。而且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憧憬着什么時候可以穿上检察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她，有一天也会沿着父亲的检察之路走下去。
在汪杲眼里，父亲汪椿是一个非常奋进的人。翻开父亲的履历，他的职业生涯跌宕起伏，当过学徒工、通信员、武装部战士……虽然职业岗位屡次变动，但他最热爱的还是在检察机关工作的那二十年。
1979年，汪椿调入安庆市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员，汪杲记得，父亲平时十分刻苦努力，经常下班回到家，还会认真研究案子，反复进行演练。工作之余，他还参加了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遇到重要案件时，他也不怕辛苦，积极投入办案中，有时候碰到一些复杂案件，便会和同事一起去案发地调查取证，一去就是一个月。
1982年，汪椿办理了一起轰动全市的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坚曾是安庆市某厂一名工人，因不符合享受自行车票的条件，班组组长没有给他发放自行车票，两人后来发生口角，继而扭打。情急之下，张某坚用尖头錾子击打对方的脑部和颈部，最终导致对方死亡。
1986年， 汪杲和哥哥、父母一家人拍的全家福。（来源：资料图片）
当时，汪椿作为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坚用危险性武器击打他人，主观上具有放任对方死亡的间接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部门负责人认为张某坚主观上是教训对方，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认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因对案件的定性存在分歧，汪椿和部门负责人一起向省院进行了汇报，省院支持了汪椿的意见。最终张某坚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汪椿每次接手的案子都颇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80年代，安庆的一家建筑公司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建筑公司工人每天下班前都需要先对搅拌机的内部进行清洗，然后再关闭机器。案发当天，该名工人未检查搅拌机里是否有人，就启动机器，把蹲在搅拌机里正在清理的工人绞死了。当时，刑法尚未出台“重大安全事故罪”。在辩护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启动按钮的行为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作为公诉人，汪椿提出下意识不能等同于无意识，而是一种潜在意识，是能够支配人行为的主观思想，存在间接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双方对“有意识”和“无意识”行为进行了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在汪椿据理力争下，法院最终采纳了汪椿的公诉意见，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并不多。”汪杲说道。父亲严谨慎重的执法态度让我既感叹于父亲的魄力，也让我暗下决心，向父亲学习。
1983，汪椿开始担任安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汪杲觉得自己的父亲越来越忙了，因为基层院办理的一些重大案件的突审，汪椿都会亲自参加。“那时因为要经常熬夜审讯，父亲便会抽烟提神，有时候烟瘾一来，一天能抽三包烟，结果后来一次在出差途中肺结核发作，吐了很多血，情况非常危急，把在场的人都吓坏后。住院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又‘生龙活虎’的，不曾料想为后来的肺癌埋下了隐患。”汪杲回忆父亲往日辛勤的工作经历，语气里满是心疼。
“20世纪80年代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还没有几年，压力大、人员少这些难题是全国检察机关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汪椿在工作时从没抱怨过这些，也没将困难放在过心上。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哪有容易干的工作。”老同事李光胜说。
2021年，汪杲受聘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来源：资料图片） 
1983年，汪椿出庭公诉张某坚故意杀人案发表公诉词。（来源：资料图片）
1997年汪椿离开工作近二十年的检察系统，调至安庆市司法局任局长，2004年调至安庆市政协任法制委主任。“好不容易从繁重的工作中稍得清闲，父亲却患上肺癌，发现肿瘤已经是中晚期。2007年通过手术，医院切除了父亲左肺的上半叶。”汪杲感慨道，“手术打开了整个胸腔，留下了很大的创口，因此术后的半年父亲只能坐着睡觉，不能躺着睡。第二年癌细胞转移到小脑，父亲还做了放射和中医治疗。”
面对病情，汪椿一直抱持乐观的心态，所以治疗效果很好。2009年退休之后，汪椿加入安庆市癌症康复协会，并担任了一届协会会长。“每年协会都会组织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情况复检，每个月还会在病友间开展一些活动。虽然十四年过去了，父亲周围很多病友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好。”除了有些耳背，如今75岁的汪椿已经把这种绝症当成了一种慢性病来看。 “我知道父亲的一生献给了检察事业，虽然他并没有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努力工作，但他面对逆境的乐观和敬业精神塑造了我。”
1992年，汪杲从安徽省司法学校毕业，如愿以偿跟随父辈的足迹走上了检察战线，进入安庆市迎江区检察院工作。
当穿上第二代检察制服，佩戴上肩章、领花和大盖帽的瞬间，汪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抹豆绿色、接近军装款式的制服像是在告诉我，她不仅代表着一名执法者、检察官的形象，更代表着检察机关、国家的形象。穿着这身制服，就是一种传承，必须捍卫法律的尊严，守护公平正义，维护群众利益。”
怀着激动、愉悦又忐忑的心情，汪杲走进迎江区检察院的大门。那时候的迎江区检察院办公条件非常简陋，狭小陈旧的办公楼坐落在居民社区内，仅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唯一一部电话，和一辆三轮摩托车。每天早上，汪杲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不远处的开水房去打水，然后擦灰扫地泡茶。夏天没有空调还好，可冬天没有暖气的日子真是难以忍受，汪杲不得不在屋里生一盆火给同事们取暖。“父亲那时候冬天办案也是这般寒冷，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汪杲有时候会想。
虽然院里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但是迎江检察人的干劲十足，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办理了一个又一个大要案。汪杲还记得当时院里老同志自豪地向兄弟单位介绍：“1989年，‘两院通告’期间，迎江区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达到了一个顶峰，全年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36件，位居全市第一！即便过去这么多年，这项纪录仍然没有被打破。”
1993年4月，迎江区检察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汪杲回忆，搬迁的那天，整个院里的家当加起来也只五六板车，因为路不太远，汪杲一直跟在板车后面，生怕东西丢失。到了新办公楼，瞬间感叹700平方米四层楼的“高大”。
一楼进门是一个大厅，连接着一个大会议室和一个控申科接待窗口。汪杲最欣喜的是：“刑检科安排在三楼，终于不用七八个人共享一间办公室了。”以前全院共享一部电话的情况也得到改观，一层楼共享一部电话，她很自觉的当起了“接线员”和“传声筒”。楼道里经常会想起“高科长，电话——陈科长，电话——刘科长，电话——”汪杲自嘲自己的大嗓门也是那时候练就的。“检察院像是我第二个家了，我把办公室当家，在这里我有归属感，就像当年父亲一样。”
汪杲记得那时候案件不是太多，刑事检察科的五六位老同志每次要去提审都会带上汪杲。一个星期下来，汪杲总会跑两三次看守所，有时候上午去了，下午还要去。“后来，看守所守门的小武警看到我就会放行，不会再仔细检查证件，直接‘刷脸’。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我熟悉了批捕、起诉，熟悉了提审、记录，熟悉了统计、总结。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十年间，院里添置了沙发、空调、摩托、汽车、BB机、移动电话;汪杲和同事们一起争创了全国文明接待室、全省“五好”“两满意”检察院;从铅字油墨印刷到286计算机、386计算机和打印机的更新换代。
时间的车轮就在这样的发展中不断前行。汪杲从最初的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成长为检察员，从一名共青团员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1998年，汪杲从工作了7年的刑检科调整到政工科，开始了漫长的“爬格子”。“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所有的材料都是手写，年终总结和人大报告至少誊写三遍。为了保证写材料的时间和质量，每到写这些大材料的时候，检察长都会放我几天假，回家工作，每次我都深感责任重大。有时候我会跟父亲交流最近的工作，他都会语气严肃地告诫我不能放松。我跟他开玩笑：‘放心吧，有其父必有其女，你当年是个工作狂，我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2000年10月1日，第三代检察制服启用，汪杲和同事们告别佩戴了17年的大盖帽和肩章。“双领花变为大小检徽，豆绿色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春秋两季藏蓝色西服式制服，夏季天蓝色衬衫式制服，让检察监督融入了更多的理性、温情、平和的色彩，少了一絲威严，多了几许亲切。那一年，新旧制服更迭的纪念照成为大部分检察人的必选项目。新式西装制服彰显了检察人员的庄严、大气，淡化了权力本位色彩，强化了公平意识、服务意识，使检察人员更容易贴近群众。我还拍了照片拿回家给我爸看，他羡慕极了。”汪杲对第三代检察制服情有独钟。
在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汪杲的相册里，有一张她特别珍藏起来的照片。那是1986年，父亲汪椿为了纪念她初中毕业，特意招呼全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汪杲记得，当时看到父亲穿着第一代米黄色夏季检察制服时，心里特别痒痒，便和哥哥穿上父母过去的制服，高高兴兴地站在了镜头下。
时间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汪杲还是觉得幸福满满。而且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憧憬着什么時候可以穿上检察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她，有一天也会沿着父亲的检察之路走下去。
父亲的魄力
在汪杲眼里，父亲汪椿是一个非常奋进的人。翻开父亲的履历，他的职业生涯跌宕起伏，当过学徒工、通信员、武装部战士……虽然职业岗位屡次变动，但他最热爱的还是在检察机关工作的那二十年。
1979年，汪椿调入安庆市检察院任助理检察员，汪杲记得，父亲平时十分刻苦努力，经常下班回到家，还会认真研究案子，反复进行演练。工作之余，他还参加了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遇到重要案件时，他也不怕辛苦，积极投入办案中，有时候碰到一些复杂案件，便会和同事一起去案发地调查取证，一去就是一个月。
1982年，汪椿办理了一起轰动全市的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坚曾是安庆市某厂一名工人，因不符合享受自行车票的条件，班组组长没有给他发放自行车票，两人后来发生口角，继而扭打。情急之下，张某坚用尖头錾子击打对方的脑部和颈部，最终导致对方死亡。
当时，汪椿作为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张某坚用危险性武器击打他人，主观上具有放任对方死亡的间接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部门负责人认为张某坚主观上是教训对方，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认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因对案件的定性存在分歧，汪椿和部门负责人一起向省院进行了汇报，省院支持了汪椿的意见。最终张某坚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汪椿每次接手的案子都颇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80年代，安庆的一家建筑公司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建筑公司工人每天下班前都需要先对搅拌机的内部进行清洗，然后再关闭机器。案发当天，该名工人未检查搅拌机里是否有人，就启动机器，把蹲在搅拌机里正在清理的工人绞死了。当时，刑法尚未出台“重大安全事故罪”。在辩护人看来，犯罪嫌疑人启动按钮的行为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作为公诉人，汪椿提出下意识不能等同于无意识，而是一种潜在意识，是能够支配人行为的主观思想，存在间接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双方对“有意识”和“无意识”行为进行了激烈辩论，辩论的焦点就是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在汪椿据理力争下，法院最终采纳了汪椿的公诉意见，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并不多。”汪杲说道。父亲严谨慎重的执法态度让我既感叹于父亲的魄力，也让我暗下决心，向父亲学习。
父亲的精神塑造了我
1983，汪椿开始担任安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汪杲觉得自己的父亲越来越忙了，因为基层院办理的一些重大案件的突审，汪椿都会亲自参加。“那时因为要经常熬夜审讯，父亲便会抽烟提神，有时候烟瘾一来，一天能抽三包烟，结果后来一次在出差途中肺结核发作，吐了很多血，情况非常危急，把在场的人都吓坏后。住院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又‘生龙活虎’的，不曾料想为后来的肺癌埋下了隐患。”汪杲回忆父亲往日辛勤的工作经历，语气里满是心疼。
“20世纪80年代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还没有几年，压力大、人员少这些难题是全国检察机关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汪椿在工作时从没抱怨过这些，也没将困难放在过心上。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哪有容易干的工作。”老同事李光胜说。
1997年汪椿离开工作近二十年的检察系统，调至安庆市司法局任局长，2004年调至安庆市政协任法制委主任。“好不容易从繁重的工作中稍得清闲，父亲却患上肺癌，发现肿瘤已经是中晚期。2007年通过手术，医院切除了父亲左肺的上半叶。”汪杲感慨道，“手术打开了整个胸腔，留下了很大的创口，因此术后的半年父亲只能坐着睡觉，不能躺着睡。第二年癌细胞转移到小脑，父亲还做了放射和中医治疗。”
面对病情，汪椿一直抱持乐观的心态，所以治疗效果很好。2009年退休之后，汪椿加入安庆市癌症康复协会，并担任了一届协会会长。“每年协会都会组织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情况复检，每个月还会在病友间开展一些活动。虽然十四年过去了，父亲周围很多病友已经离开，但是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好。”除了有些耳背，如今75岁的汪椿已经把这种绝症当成了一种慢性病来看。 “我知道父亲的一生献给了检察事业，虽然他并没有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努力工作，但他面对逆境的乐观和敬业精神塑造了我。”
穿上这身制服就是一种传承
1992年，汪杲从安徽省司法学校毕业，如愿以偿跟随父辈的足迹走上了检察战线，进入安庆市迎江区检察院工作。
当穿上第二代检察制服，佩戴上肩章、领花和大盖帽的瞬间，汪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抹豆绿色、接近军装款式的制服像是在告诉我，她不仅代表着一名执法者、检察官的形象，更代表着检察机关、国家的形象。穿着这身制服，就是一种传承，必须捍卫法律的尊严，守护公平正义，维护群众利益。”
怀着激动、愉悦又忐忑的心情，汪杲走进迎江区检察院的大门。那时候的迎江区检察院办公条件非常简陋，狭小陈旧的办公楼坐落在居民社区内，仅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唯一一部电话，和一辆三轮摩托车。每天早上，汪杲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不远处的开水房去打水，然后擦灰扫地泡茶。夏天没有空调还好，可冬天没有暖气的日子真是难以忍受，汪杲不得不在屋里生一盆火给同事们取暖。“父亲那时候冬天办案也是这般寒冷，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汪杲有时候会想。
虽然院里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但是迎江检察人的干劲十足，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办理了一个又一个大要案。汪杲还记得当时院里老同志自豪地向兄弟单位介绍：“1989年，‘两院通告’期间，迎江区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达到了一个顶峰，全年共办理职务犯罪案件36件，位居全市第一！即便过去这么多年，这项纪录仍然没有被打破。”
1993年4月，迎江区检察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汪杲回忆，搬迁的那天，整个院里的家当加起来也只五六板车，因为路不太远，汪杲一直跟在板车后面，生怕东西丢失。到了新办公楼，瞬间感叹700平方米四层楼的“高大”。
一楼进门是一个大厅，连接着一个大会议室和一个控申科接待窗口。汪杲最欣喜的是：“刑检科安排在三楼，终于不用七八个人共享一间办公室了。”以前全院共享一部电话的情况也得到改观，一层楼共享一部电话，她很自觉的当起了“接线员”和“传声筒”。楼道里经常会想起“高科长，电话——陈科长，电话——刘科长，电话——”汪杲自嘲自己的大嗓门也是那时候练就的。“检察院像是我第二个家了，我把办公室当家，在这里我有归属感，就像当年父亲一样。”
汪杲记得那时候案件不是太多，刑事检察科的五六位老同志每次要去提审都会带上汪杲。一个星期下来，汪杲总会跑两三次看守所，有时候上午去了，下午还要去。“后来，看守所守门的小武警看到我就会放行，不会再仔细检查证件，直接‘刷脸’。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我熟悉了批捕、起诉，熟悉了提审、记录，熟悉了统计、总结。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
时光变迁难改检察初衷
十年间，院里添置了沙发、空调、摩托、汽车、BB机、移动电话;汪杲和同事们一起争创了全国文明接待室、全省“五好”“两满意”检察院;从铅字油墨印刷到286计算机、386计算机和打印机的更新换代。
时间的车轮就在这样的发展中不断前行。汪杲从最初的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成长为检察员，从一名共青团员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1998年，汪杲从工作了7年的刑检科调整到政工科，开始了漫长的“爬格子”。“那时候没有计算机，所有的材料都是手写，年终总结和人大报告至少誊写三遍。为了保证写材料的时间和质量，每到写这些大材料的时候，检察长都会放我几天假，回家工作，每次我都深感责任重大。有时候我会跟父亲交流最近的工作，他都会语气严肃地告诫我不能放松。我跟他开玩笑：‘放心吧，有其父必有其女，你当年是个工作狂，我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2000年10月1日，第三代检察制服启用，汪杲和同事们告别佩戴了17年的大盖帽和肩章。“双领花变为大小检徽，豆绿色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春秋两季藏蓝色西服式制服，夏季天蓝色衬衫式制服，让检察监督融入了更多的理性、温情、平和的色彩，少了一絲威严，多了几许亲切。那一年，新旧制服更迭的纪念照成为大部分检察人的必选项目。新式西装制服彰显了检察人员的庄严、大气，淡化了权力本位色彩，强化了公平意识、服务意识，使检察人员更容易贴近群众。我还拍了照片拿回家给我爸看，他羡慕极了。”汪杲对第三代检察制服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