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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成了40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纸质阅读和钢笔写字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但不妨碍写得多，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也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须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我渐渐慢了下来，更多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似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岗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不过是一种不作声罢了。
不知为何，父亲去世后，每出一本新书时，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5年前，做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睡觉。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水平最高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谢谢我的朋友、本书的责任编辑孙轶女士，若没有她的厚爱和督促，我不会自觉编这样一本选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耍你的东西，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古代”一点，所以很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秋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长久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纸质阅读和钢笔写字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但不妨碍写得多，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也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须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我渐渐慢了下来，更多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似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岗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不过是一种不作声罢了。
不知为何，父亲去世后，每出一本新书时，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5年前，做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睡觉。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水平最高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谢谢我的朋友、本书的责任编辑孙轶女士，若没有她的厚爱和督促，我不会自觉编这样一本选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耍你的东西，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古代”一点，所以很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秋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长久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