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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1日，北京初秋。12岁的女孩王姝音在妈妈的陪同下，从陕西赶到位于万寿寺路1号的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报到。
附中的全称是“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是一所全国顶尖的舞蹈中专院校。王姝音是该校在陕西录取的唯一学生。
对王姝音来说，进入附中意味着可以远离父母的管束，以及尚不清晰的舞蹈梦。对于父母来说，则意味着女儿的“铁饭碗”——进入附中就意味着拥有了干部身份。
妈妈在忙着相看女儿的同学。她告诉王姝音，同学里有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瓜子脸，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就是小王姝音1岁的章子怡。
开学没几天，王姝音就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在专业课排舞蹈站位时，她被分在了第一排最边上。这是个不太显眼的位置。队形中最重要的位置，是第一排的正中间，这是领舞的位置。距其越远，越意味着边缘。
排练室有一面大大的镜子，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王姝音说，她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一个痛苦的心理历练从此开始。这种历练一直伴随了她6年。
张淑芳是王姝音的专业课老师，后来还做过半年的班主任。她说，舞蹈是一门很讲究基本功的艺术，这与天赋有很大关系。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的条件包括：身体柔韧性和协调性好；爆发力强；腿长、分得比较开、腿上的肌肉能力好、弹跳能力强；脚背好、肩膀比较开等等。
与章子怡一样，王姝音的这些条件在班级中不算突出。王姝音的短板是偏胖，章子怡则是身体有点硬。来附中之前，王姝音在陕西一家私立培训机构学习过一段时间，章子怡则在北京宣武少年宫学了3年。
由于每天都有五六个小时的专业课排练，这种由舞蹈站位带来的心理反应，无时不在。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这激发起了每一个不甘于被边缘同学的竞争意识，产生了一种“困兽之斗”的连锁反应。
后来成为舞蹈学院附中的老师后，王姝音曾分析过学舞蹈的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区别。她发现，两者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产生对比心理的频率：普通学校的学生通常会在考试时才会有对比的心理，而这样的考试一年没有几次；但学舞蹈的学生则每天会面临这样的对比，面前的镜子则放大了这种对比。镜子就像是一直盯着舞台的观众的眼睛，它逼着这些学生不得不做出反应：要么努力往中间站，要么甘心被边缘。
12岁的王姝音不得不逼着自己减肥。“在舞蹈学校，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她说，有一个同学因为减肥过度，得了厌食症。
“身体有点硬”的章子怡，则在夜里偷偷地躲在教室里练。怕被老师发现，她不敢开灯，就黑着灯躺着压腿，一压就是40分钟。压完后，她发现自己都麻木了。腿收回来时，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没有声音。
在每一次看到站位中的自己时，王姝音都会有一个自我激励的心理过程。久而久之，这磨砺出了一个坚强的神经。王姝音说，她们班16个女生的性格，都是在奔放中带有很强的坚韧，没有一个是婉约型的。
章子怡身上的“劲”尤其突出。专业课上，每一次需要高难度的开翻动作时，老师问，谁第一个做呀，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章子怡第一个站出来。
但这门对天赋非常依赖的艺术，有时候会带来一种“入不敷出”的挫折感。张淑芳有时能从章子怡的眼睛里看到一些委屈。这时候，张淑芳就会送上一个鼓励的眼神。但在那些先天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心里，未来的出路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王姝音和章子怡都面临这个问题。
在附中学习的6年，学生能参加的校外比赛不多，其中“桃李杯”是最受关注的一个比赛。
“桃李杯”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发起的一项青少年舞蹈大赛，后来发展为国内规格最高的舞蹈大赛，2005年被纳入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的子类奖项，相当于戏曲界的“梅花奖”。第一届举办于1982年，每三年一次。到了1994年，已经是第四届了。
王姝音此时是附中4年级。她没有报名参加“桃李杯”。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纵横对比后，班上有一半的人对这样的比赛不抱幻想，而章子怡则属于另外一半。
当时，班里要选出3个人参加“桃李杯”。在要不要派章子怡参加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她基本功不够扎实，在班里的排名中等偏上，达不到参加“桃李杯”的标准。但如果从表演的角度看，章子怡在班里很突出，尤其是她有双“会说话的眼睛”。
王姝音这个班，专业叫“中国民族民间舞”，这是附中第一次招这个专业。以前民间舞附属于古典舞，是其中的辅助课程。
1987年，舞蹈学院民间舞从古典舞独立出来，成立了民族民间舞系，由被奉为“民族民间舞‘舞尊’”的潘志涛任系主任。3年后，附中开始招收民间舞专业的学生。但她们招生的方式，跟古典舞不一样。“古典舞是从脚开始选，民间舞则是从脸开始选。”
这源于两种舞蹈不同的表现方式。借鉴了芭蕾舞的训练体系的古典舞，腿部动作很多，剧情主要用肢体来表现，因而对腿脚的要求较高；民间舞的重点则不在腿上，有些民间舞甚至看不到腿，比如民间舞的经典剧目《孔雀》。它也不可能完全靠肢体来表现，比如跳朝鲜舞，只能靠表演。所以民间舞招生的时候，都是从脸和膀子挑起，先要长得好看，特别是上半身好看，然后要有灵气。
民间舞的这个标准，与挑演员的标准异曲同工。王姝音班上的16个女孩，后来有8个走上了演戏的道路。
在潘志涛教授的坚持下，章子怡最终入选“桃李杯”。潘志涛当时问了大家一句话，说你们是要舞蹈呢，还是要脸盘？如果两者都要，章子怡就是个很好的人选。
“桃李杯”要比赛一个剧目两个组合，章子怡的剧目跳的是杨丽萍的《孔雀》。组合一个是风格性组合，一个是技术技巧组合。风格性组合跳的是安徽花鼓灯的《大兰花》，技术技巧组合跳的是苗族舞蹈。这个苗族舞蹈由舞蹈学院老师游开文创作，劲道十足，很考验演员的爆发力。比赛前，张淑芳还担心，一向以柔美示人的章子怡，能否跳好这个劲道十足的舞蹈。结果大大出乎张淑芳的意料。这个舞蹈成为比赛的一个亮点。章子怡在台上很放松，“按说按她的条件，她是有压力的。”张淑芳说。 章子怡最终拿到了表演奖。班主任张淑芳很满意。但在“桃李杯”上获奖，没有坚定章子怡留在舞蹈路上的信心。相反，她在跳舞上的局限和在表演上的优势，都在这次比赛中展露无遗。
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三年级时，一位老师的一番话，给了王姝音一盏明灯。
此前，她一直深陷与肥胖做斗争的痛苦中。每次上专业课，老师都要点她一下，这让她很困惑：体胖如我，到底适不适合从事舞蹈工作？
三年级的时候，她们开始上剧目课，全班的同学被分成两拨：一拨跳独舞，一拨跳群舞。班里的前几名可以跳独舞，其余的跳群舞。王姝音没有跳过独舞，章子怡也很少跳。
这时候，一位经常观察王姝音的老师对她说，你虽然胖，但脑子蛮好使，将来可以上大学当老师。
此后，王姝音的学习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课学得很细致，她要求自己不仅要跳得出来，还要记清楚动作要求。文化课也抓得很紧，“因为以后要考大学。”
更多的同学则在为进入歌舞团准备。虽然其中的一些人天赋一般，不会在跳舞的道路上有很大发展，但要放弃多年的专业学习另寻他路，并非易事。
真正考大学的很少。班上31人，最后只有4人考了大学，其中包括章子怡，一毕业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专业的舞蹈团体，更倾向于从附中而不是大学里选人，因为附中的学生年龄小，舞台生涯可以长些，再上几年大学，就会压缩跳舞的空间。“只有实在当不了演员的，才会考大学。”王姝音说，中央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到目前还是主要来自于舞蹈学院附中。
6年级毕业时，中央歌舞团从王姝音班上要走了10个人，厦门歌舞团要走了5个。章子怡也在中央歌舞团所要学生的名单中，但她此时已经认定了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当时，中央歌舞团还是很多舞蹈从业者梦寐以求的去处。
王姝音发现，章子怡所走的每一步，好像都是选择好的。她们班后来演戏的8个女生，除了章子怡外，都是先到歌舞团当演员，发现没有什么发展，才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到现在才想清楚的事，她（章子怡）十几岁时就想清楚了。”
毕业的时候，章子怡和同学还有一个机会。当时，她们被邀请到清华大学表演，引起轰动，班主任召集她们开了个会，说清华领导看了她们的表演后，非常欣赏，希望她们全班以特长生的形式，到清华大学上学，看她们意下如何。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
一位学生描述了当时在清华大学表演的景象：她们在上面跳舞，下面黑漆漆地坐了很多戴眼镜的学生，“灯光一打，底下全像小样片似的。”而在舞蹈学院，她们一年也见不到几个戴眼镜的人。
1998年，章子怡拍《我的父亲母亲》，当时王姝音正在北京舞蹈学院读大二，她告诉身边的同学，张艺谋导演真会抓特点，抓住了章子怡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附中的全称是“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是一所全国顶尖的舞蹈中专院校。王姝音是该校在陕西录取的唯一学生。
对王姝音来说，进入附中意味着可以远离父母的管束，以及尚不清晰的舞蹈梦。对于父母来说，则意味着女儿的“铁饭碗”——进入附中就意味着拥有了干部身份。
妈妈在忙着相看女儿的同学。她告诉王姝音，同学里有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瓜子脸，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就是小王姝音1岁的章子怡。
站位的磨砺
开学没几天，王姝音就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
在专业课排舞蹈站位时，她被分在了第一排最边上。这是个不太显眼的位置。队形中最重要的位置，是第一排的正中间，这是领舞的位置。距其越远，越意味着边缘。
排练室有一面大大的镜子，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王姝音说，她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一个痛苦的心理历练从此开始。这种历练一直伴随了她6年。
张淑芳是王姝音的专业课老师，后来还做过半年的班主任。她说，舞蹈是一门很讲究基本功的艺术，这与天赋有很大关系。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的条件包括：身体柔韧性和协调性好；爆发力强；腿长、分得比较开、腿上的肌肉能力好、弹跳能力强；脚背好、肩膀比较开等等。
与章子怡一样，王姝音的这些条件在班级中不算突出。王姝音的短板是偏胖，章子怡则是身体有点硬。来附中之前，王姝音在陕西一家私立培训机构学习过一段时间，章子怡则在北京宣武少年宫学了3年。
由于每天都有五六个小时的专业课排练，这种由舞蹈站位带来的心理反应，无时不在。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这激发起了每一个不甘于被边缘同学的竞争意识，产生了一种“困兽之斗”的连锁反应。
后来成为舞蹈学院附中的老师后，王姝音曾分析过学舞蹈的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区别。她发现，两者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产生对比心理的频率：普通学校的学生通常会在考试时才会有对比的心理，而这样的考试一年没有几次；但学舞蹈的学生则每天会面临这样的对比，面前的镜子则放大了这种对比。镜子就像是一直盯着舞台的观众的眼睛，它逼着这些学生不得不做出反应：要么努力往中间站，要么甘心被边缘。
12岁的王姝音不得不逼着自己减肥。“在舞蹈学校，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她说，有一个同学因为减肥过度，得了厌食症。
“身体有点硬”的章子怡，则在夜里偷偷地躲在教室里练。怕被老师发现，她不敢开灯，就黑着灯躺着压腿，一压就是40分钟。压完后，她发现自己都麻木了。腿收回来时，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没有声音。
在每一次看到站位中的自己时，王姝音都会有一个自我激励的心理过程。久而久之，这磨砺出了一个坚强的神经。王姝音说，她们班16个女生的性格，都是在奔放中带有很强的坚韧，没有一个是婉约型的。
章子怡身上的“劲”尤其突出。专业课上，每一次需要高难度的开翻动作时，老师问，谁第一个做呀，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章子怡第一个站出来。
但这门对天赋非常依赖的艺术，有时候会带来一种“入不敷出”的挫折感。张淑芳有时能从章子怡的眼睛里看到一些委屈。这时候，张淑芳就会送上一个鼓励的眼神。但在那些先天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心里，未来的出路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王姝音和章子怡都面临这个问题。
争议“桃李杯”
在附中学习的6年，学生能参加的校外比赛不多，其中“桃李杯”是最受关注的一个比赛。
“桃李杯”是由北京舞蹈学院发起的一项青少年舞蹈大赛，后来发展为国内规格最高的舞蹈大赛，2005年被纳入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的子类奖项，相当于戏曲界的“梅花奖”。第一届举办于1982年，每三年一次。到了1994年，已经是第四届了。
王姝音此时是附中4年级。她没有报名参加“桃李杯”。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纵横对比后，班上有一半的人对这样的比赛不抱幻想，而章子怡则属于另外一半。
当时，班里要选出3个人参加“桃李杯”。在要不要派章子怡参加的问题上，争论非常激烈。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她基本功不够扎实，在班里的排名中等偏上，达不到参加“桃李杯”的标准。但如果从表演的角度看，章子怡在班里很突出，尤其是她有双“会说话的眼睛”。
王姝音这个班，专业叫“中国民族民间舞”，这是附中第一次招这个专业。以前民间舞附属于古典舞，是其中的辅助课程。
1987年，舞蹈学院民间舞从古典舞独立出来，成立了民族民间舞系，由被奉为“民族民间舞‘舞尊’”的潘志涛任系主任。3年后，附中开始招收民间舞专业的学生。但她们招生的方式，跟古典舞不一样。“古典舞是从脚开始选，民间舞则是从脸开始选。”
这源于两种舞蹈不同的表现方式。借鉴了芭蕾舞的训练体系的古典舞，腿部动作很多，剧情主要用肢体来表现，因而对腿脚的要求较高；民间舞的重点则不在腿上，有些民间舞甚至看不到腿，比如民间舞的经典剧目《孔雀》。它也不可能完全靠肢体来表现，比如跳朝鲜舞，只能靠表演。所以民间舞招生的时候，都是从脸和膀子挑起，先要长得好看，特别是上半身好看，然后要有灵气。
民间舞的这个标准，与挑演员的标准异曲同工。王姝音班上的16个女孩，后来有8个走上了演戏的道路。
在潘志涛教授的坚持下，章子怡最终入选“桃李杯”。潘志涛当时问了大家一句话，说你们是要舞蹈呢，还是要脸盘？如果两者都要，章子怡就是个很好的人选。
“桃李杯”要比赛一个剧目两个组合，章子怡的剧目跳的是杨丽萍的《孔雀》。组合一个是风格性组合，一个是技术技巧组合。风格性组合跳的是安徽花鼓灯的《大兰花》，技术技巧组合跳的是苗族舞蹈。这个苗族舞蹈由舞蹈学院老师游开文创作，劲道十足，很考验演员的爆发力。比赛前，张淑芳还担心，一向以柔美示人的章子怡，能否跳好这个劲道十足的舞蹈。结果大大出乎张淑芳的意料。这个舞蹈成为比赛的一个亮点。章子怡在台上很放松，“按说按她的条件，她是有压力的。”张淑芳说。 章子怡最终拿到了表演奖。班主任张淑芳很满意。但在“桃李杯”上获奖，没有坚定章子怡留在舞蹈路上的信心。相反，她在跳舞上的局限和在表演上的优势，都在这次比赛中展露无遗。
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选择
三年级时，一位老师的一番话，给了王姝音一盏明灯。
此前，她一直深陷与肥胖做斗争的痛苦中。每次上专业课，老师都要点她一下，这让她很困惑：体胖如我，到底适不适合从事舞蹈工作？
三年级的时候，她们开始上剧目课，全班的同学被分成两拨：一拨跳独舞，一拨跳群舞。班里的前几名可以跳独舞，其余的跳群舞。王姝音没有跳过独舞，章子怡也很少跳。
这时候，一位经常观察王姝音的老师对她说，你虽然胖，但脑子蛮好使，将来可以上大学当老师。
此后，王姝音的学习发生了一些变化：专业课学得很细致，她要求自己不仅要跳得出来，还要记清楚动作要求。文化课也抓得很紧，“因为以后要考大学。”
更多的同学则在为进入歌舞团准备。虽然其中的一些人天赋一般，不会在跳舞的道路上有很大发展，但要放弃多年的专业学习另寻他路，并非易事。
真正考大学的很少。班上31人，最后只有4人考了大学，其中包括章子怡，一毕业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专业的舞蹈团体，更倾向于从附中而不是大学里选人，因为附中的学生年龄小，舞台生涯可以长些，再上几年大学，就会压缩跳舞的空间。“只有实在当不了演员的，才会考大学。”王姝音说，中央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到目前还是主要来自于舞蹈学院附中。
6年级毕业时，中央歌舞团从王姝音班上要走了10个人，厦门歌舞团要走了5个。章子怡也在中央歌舞团所要学生的名单中，但她此时已经认定了要考中央戏剧学院。当时，中央歌舞团还是很多舞蹈从业者梦寐以求的去处。
王姝音发现，章子怡所走的每一步，好像都是选择好的。她们班后来演戏的8个女生，除了章子怡外，都是先到歌舞团当演员，发现没有什么发展，才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到现在才想清楚的事，她（章子怡）十几岁时就想清楚了。”
毕业的时候，章子怡和同学还有一个机会。当时，她们被邀请到清华大学表演，引起轰动，班主任召集她们开了个会，说清华领导看了她们的表演后，非常欣赏，希望她们全班以特长生的形式，到清华大学上学，看她们意下如何。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
一位学生描述了当时在清华大学表演的景象：她们在上面跳舞，下面黑漆漆地坐了很多戴眼镜的学生，“灯光一打，底下全像小样片似的。”而在舞蹈学院，她们一年也见不到几个戴眼镜的人。
1998年，章子怡拍《我的父亲母亲》，当时王姝音正在北京舞蹈学院读大二，她告诉身边的同学，张艺谋导演真会抓特点，抓住了章子怡那双“会说话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