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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去”与“沉下来”
中国文化走出去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阶段以后，这也是自然的要求。从现实的层面看，走出去首先需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前提。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来说，对孔子、老子等思想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除此以外，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走出去”和“沉下来”是相互关联的：当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沉下来形成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和本土化也是并行不悖的。如果我们把走出去变成某种外在“姿态”的宣示，那么，它的意义和价值便可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二、走出去的二重前提
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在一个实质的层面上，走出去的东西应该真正对西方文化、欧美文化能够产生影响。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从实质层面来说，我们推出去的东西同时应当是欧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亦即人无我有，其独特品格、独特价值为他们需要，但又是他们所缺乏，这样的东西才真正会受到欢迎，并使西方文化愿意接受、乐意接受。另一方面，我们介绍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跟西方已有文化之间相互对立，不能使之对他们而言成为格格不入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文化交流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里可以简单回顾二个方面，一个是佛教的传入，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当佛教传入的时候，当时中国确实需要印度相关文化、宗教。佛教传入之所以后来能够形成重要的影响，也与之相关。一方面，它在实质层面上提供了当时中国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具体而言，包括终极层面的关切、对精神生活细致的分析，等等。这是汉民族以往传统文化比较缺乏的，而在那时候恰恰是汉民族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从接受方式来讲，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一开始外来的印度文化跟已有的中国文化之间也有摩擦，但是后来逐渐他们走上一条和中国已有文化相容的道路。例如，佛教后来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学性善的观念，把佛性与性善结合起来，同时，又结合中国日用即道的观念，对此岸和彼岸进行沟通，于是逐渐地不再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异己形态，相反，能够与之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一种文化要对另外一个文化产生真正的影响，需要以上提到的实质与形式二个前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方文化的早期传入。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也希望“走出去”，到东方产生影响。当时传教士们便带着他们的宗教理念到中国来。但是开始时候，他们介绍西方文化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他们提出一些诸如“天主实义”等观念，从实质层面上看没有真正构成当时中国的需要。到了近代，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人开始自己迫切向西方需求真理，西方文化则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历史需要，由此，它们逐渐在语言、观念等不同程度上也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历史提示我们，现在讲走出去，既要考虑西方文化到底有一些什么层面的需要，也要考虑我们以什么方式进入到它们已有的文化当中去，使他们能够认同和接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已产生了一定的实际结果，这里可以提出三个词或观念。一是“道”，二是“功夫”，三是“关系”。这三个词在英语世界中现在都用音译，以保持其原有的中国涵义。“道”（dao）这个词是形而上层面的，跟西方的逻各斯（logos）差不多在一个层面上，尽管它取得了英文的形式（dao），但其涵义依然保持了“道”这一中国概念原有的内容。第二是“功夫”，相对于形而上的“道”，它具有形而下的内涵。现在的外国年轻人，对“功夫”是非常热衷的，而且他们就用gongfu（功夫）这一音译，该词在观念和狭义的行为方式上已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某种影响。第三个词是介于形上与形下之间，即“关系”（guanxi），现在已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西方不用relationship或tie来翻译，而是直接用guanxi来表示，其中保留、隐含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蕴，后者也随着这个词进入西方社会而影响到西方文化。外国商人做生意，或者学术交往，有时候也往往会注意到guanxi这个方面。以上现象从一个层面表明，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可以提供一些西方文化中也需要的文化观念和内涵，并在实质方面对他们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他们已有的文化并非截然冲突，而是他们可以认同，可以接受的。
与此相关，在价值观层面上，同样地要跟西方进行对话。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似乎老是处于被动的格局中，往往被迫应战。然而，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比如像人权这种观念，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容纳到我们所理解的人权观念之中，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其他核心价值理念，比如像自由、民主、正义等等，我们现在在考虑价值体系的时候也可以从新的层面上，把他们融合到我们系统之中，所谓“范围而又超越之”。这样，我们在价值观层面上，便可以在更理直气壮，而不是处于劣势、被迫招架的格局。换言之，我们应避免简单的拒斥，而是以更宽洪的气度，把它们的某些观念消化、容纳到我们自己的系统之中，从我们独特的传统文化中，赋予它以更深的内涵。走出去不仅仅是形式的上的层面，而是观念层面上的，包括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念上走出去。
三、走出去的具体方式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并逐渐蔓延的做法，即在中国办外文的学术刊物，或者到国外开中国的学术会议，也就是所谓将各级学术会议开到国外去。从实质层面上，这类举措的意义是非常有限。从学术刊物来说，我们与其自己办一个学术刊物，自娱自乐式地在国外学者一无所知的自办“外文”杂志上发表论文，还不如尽可能到在各个领域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展示我们的研究结果。实际上，国内办的“外文”刊物国外学者通常是不予理会的：汉学家直接看中文杂志，非汉学家则关注已在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的外文杂志。自办的“外文”刊物可以说没有人看的。
学术会议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地到国外某个高校，哪怕是一个很知名的高校开一个学术会议，国外真正一流的学者往往未必会参加。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参与在西方文化已经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在这种学术会议发表我们的意见，传播我们的声音，那么，这个影响就要远远比我们兴师动众地去国外办一个学会来得大。走出去“办会”，往往如同杂技演出，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效应，实质的影响远远谈不上。总之，学术上的走出去，主要在于进入国外的主流学术共同体，并在这种共同体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我们的学术声音。
中国文化走出去现在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当前这样一个阶段以后，这也是自然的要求。从现实的层面看，走出去首先需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前提。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来说，对孔子、老子等思想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除此以外，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走出去的东西？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走出去”和“沉下来”是相互关联的：当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沉下来形成具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和本土化也是并行不悖的。如果我们把走出去变成某种外在“姿态”的宣示，那么，它的意义和价值便可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二、走出去的二重前提
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一个要求，在一个实质的层面上，走出去的东西应该真正对西方文化、欧美文化能够产生影响。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从实质层面来说，我们推出去的东西同时应当是欧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亦即人无我有，其独特品格、独特价值为他们需要，但又是他们所缺乏，这样的东西才真正会受到欢迎，并使西方文化愿意接受、乐意接受。另一方面，我们介绍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跟西方已有文化之间相互对立，不能使之对他们而言成为格格不入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文化交流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这里可以简单回顾二个方面，一个是佛教的传入，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当佛教传入的时候，当时中国确实需要印度相关文化、宗教。佛教传入之所以后来能够形成重要的影响，也与之相关。一方面，它在实质层面上提供了当时中国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具体而言，包括终极层面的关切、对精神生活细致的分析，等等。这是汉民族以往传统文化比较缺乏的，而在那时候恰恰是汉民族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从接受方式来讲，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一开始外来的印度文化跟已有的中国文化之间也有摩擦，但是后来逐渐他们走上一条和中国已有文化相容的道路。例如，佛教后来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学性善的观念，把佛性与性善结合起来，同时，又结合中国日用即道的观念，对此岸和彼岸进行沟通，于是逐渐地不再表现为中国文化的异己形态，相反，能够与之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一种文化要对另外一个文化产生真正的影响，需要以上提到的实质与形式二个前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方文化的早期传入。明清之际，西方文化也希望“走出去”，到东方产生影响。当时传教士们便带着他们的宗教理念到中国来。但是开始时候，他们介绍西方文化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他们提出一些诸如“天主实义”等观念，从实质层面上看没有真正构成当时中国的需要。到了近代，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人开始自己迫切向西方需求真理，西方文化则适应了中国当时的历史需要，由此，它们逐渐在语言、观念等不同程度上也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历史提示我们，现在讲走出去，既要考虑西方文化到底有一些什么层面的需要，也要考虑我们以什么方式进入到它们已有的文化当中去，使他们能够认同和接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已产生了一定的实际结果，这里可以提出三个词或观念。一是“道”，二是“功夫”，三是“关系”。这三个词在英语世界中现在都用音译，以保持其原有的中国涵义。“道”（dao）这个词是形而上层面的，跟西方的逻各斯（logos）差不多在一个层面上，尽管它取得了英文的形式（dao），但其涵义依然保持了“道”这一中国概念原有的内容。第二是“功夫”，相对于形而上的“道”，它具有形而下的内涵。现在的外国年轻人，对“功夫”是非常热衷的，而且他们就用gongfu（功夫）这一音译，该词在观念和狭义的行为方式上已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某种影响。第三个词是介于形上与形下之间，即“关系”（guanxi），现在已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西方不用relationship或tie来翻译，而是直接用guanxi来表示，其中保留、隐含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蕴，后者也随着这个词进入西方社会而影响到西方文化。外国商人做生意，或者学术交往，有时候也往往会注意到guanxi这个方面。以上现象从一个层面表明，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可以提供一些西方文化中也需要的文化观念和内涵，并在实质方面对他们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和他们已有的文化并非截然冲突，而是他们可以认同，可以接受的。
与此相关，在价值观层面上，同样地要跟西方进行对话。在这方面，我们目前似乎老是处于被动的格局中，往往被迫应战。然而，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比如像人权这种观念，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容纳到我们所理解的人权观念之中，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其他核心价值理念，比如像自由、民主、正义等等，我们现在在考虑价值体系的时候也可以从新的层面上，把他们融合到我们系统之中，所谓“范围而又超越之”。这样，我们在价值观层面上，便可以在更理直气壮，而不是处于劣势、被迫招架的格局。换言之，我们应避免简单的拒斥，而是以更宽洪的气度，把它们的某些观念消化、容纳到我们自己的系统之中，从我们独特的传统文化中，赋予它以更深的内涵。走出去不仅仅是形式的上的层面，而是观念层面上的，包括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念上走出去。
三、走出去的具体方式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并逐渐蔓延的做法，即在中国办外文的学术刊物，或者到国外开中国的学术会议，也就是所谓将各级学术会议开到国外去。从实质层面上，这类举措的意义是非常有限。从学术刊物来说，我们与其自己办一个学术刊物，自娱自乐式地在国外学者一无所知的自办“外文”杂志上发表论文，还不如尽可能到在各个领域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展示我们的研究结果。实际上，国内办的“外文”刊物国外学者通常是不予理会的：汉学家直接看中文杂志，非汉学家则关注已在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的外文杂志。自办的“外文”刊物可以说没有人看的。
学术会议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地到国外某个高校，哪怕是一个很知名的高校开一个学术会议，国外真正一流的学者往往未必会参加。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参与在西方文化已经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在这种学术会议发表我们的意见，传播我们的声音，那么，这个影响就要远远比我们兴师动众地去国外办一个学会来得大。走出去“办会”，往往如同杂技演出，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效应，实质的影响远远谈不上。总之，学术上的走出去，主要在于进入国外的主流学术共同体，并在这种共同体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传播我们的学术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