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眼下，社会上的戾气似乎越来越浓，仇富的情绪在蔓延。开宝马车的人，一不留神与人发生纠纷，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弄得不好，还会招来网上声讨，甚至追杀。有人说这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声讨民营资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张杀富济贫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
当然，贫富差距的加大，特别是加大的幅度比较快的时候，的确会对社会产生冲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权力所致的“贵”和财产所致的“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果这些富且贵之人再富贵骄人，甚至为富不仁，那么，底层社会难免会要有压不住的火往上窜。
不过我不相信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大得多，为什么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仇富？就算宝马车在那里不算什么，但好像也没听说那里的穷人朝豪华游艇扔石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财产是一种境界。而承认贫富差距，维持上升管道的畅通，又是一个境界。两种境界都可以导致稳定，不过显然后者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无论有多少议论追念中国曾经有过的平均的“好日子”，谁都知道，那种日子回不来了，已经走到今天的中国，只能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保持发展。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社会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畅通与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发家致富，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们争相致富的斗志。这对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是好事。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不至于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无论如何挣扎，也上不去，永远沉沦。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见得直径很大，关键要通畅，不能有干扰。中国王朝政治的时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时宽时窄，明清两代，三年取士一次，录取进士不过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谓不窄，但由于国家刻意遏制科场舞弊，基本上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据吴晗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科举取士，还是以来自中下层的士人居多，贵胄子弟，从来无法垄断和控制科举。因此，这个制度，大体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
前者，由于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扩招，高校基本上难以维持既有水准，无法使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素质，加上公务员考试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最后关头的面试又难以避免权力和人情的干扰，因此，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后者，找不到国家正式工作的学生，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个体户的数量，一直在逐年减少。至于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想从摆小摊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国，最诱人最持久的传说，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穷小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大人物的故事。这个梦，已经是种文化了，有这样文化的国度，无论存在多少问题，上升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梦，不是梦见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马桶(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梦)，也不是梦见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妇(这是多数中国男人的梦)，而是梦见自己经过奋斗，终于有了美好富足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管道畅通无阻。
眼下，社会上的戾气似乎越来越浓，仇富的情绪在蔓延。开宝马车的人，一不留神与人发生纠纷，就会陷入麻烦之中，弄得不好，还会招来网上声讨，甚至追杀。有人说这是贫富差距加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声讨民营资本家原罪者有之，主张杀富济贫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
当然，贫富差距的加大，特别是加大的幅度比较快的时候，的确会对社会产生冲击，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富，尤其暴富，往往都跟权力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权力所致的“贵”和财产所致的“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分彼此。如果这些富且贵之人再富贵骄人，甚至为富不仁，那么，底层社会难免会要有压不住的火往上窜。
不过我不相信贫富差距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大得多，为什么人家没有像我们这样仇富？就算宝马车在那里不算什么，但好像也没听说那里的穷人朝豪华游艇扔石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稳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财产是一种境界。而承认贫富差距，维持上升管道的畅通，又是一个境界。两种境界都可以导致稳定，不过显然后者对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无论有多少议论追念中国曾经有过的平均的“好日子”，谁都知道，那种日子回不来了，已经走到今天的中国，只能在承认差距的前提下，保持发展。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社会稳定的因素，实际上最突出的，就是上升管道的畅通与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有人发家致富，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激起嫉妒，也可以激起人们争相致富的斗志。这对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都是好事。国家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们致富渠道的畅通，保障人们改变地位身份的渠道畅通，不至于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使得上面的人垄断了所有的好事，下面的人无论如何挣扎，也上不去，永远沉沦。也就是说，一个拥有摩天大楼的富人和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穷小子，并存在同一个地面上，并不一定会导致骚乱，只要那个穷小子知道那个富人从前也跟他一样，自己经过奋斗也可以上升，那他就不一定非要劫富济贫不可。
上升的管道，不见得直径很大，关键要通畅，不能有干扰。中国王朝政治的时代，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取士时宽时窄，明清两代，三年取士一次，录取进士不过三四百人，管道不可谓不窄，但由于国家刻意遏制科场舞弊，基本上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据吴晗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科举取士，还是以来自中下层的士人居多，贵胄子弟，从来无法垄断和控制科举。因此，这个制度，大体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稳定。
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最好能变成国家公务员；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富，打工，摆摊，开店，办中小企业，最终走上富裕之路。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
前者，由于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扩招，高校基本上难以维持既有水准，无法使学生获得谋生的技能和素质，加上公务员考试各自为政，标准不一，最后关头的面试又难以避免权力和人情的干扰，因此，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后者，找不到国家正式工作的学生，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在国家的统计数据中，个体户的数量，一直在逐年减少。至于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想从摆小摊做起，所遭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可克服的。
在美国，最诱人最持久的传说，是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穷小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变成大人物的故事。这个梦，已经是种文化了，有这样文化的国度，无论存在多少问题，上升的管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梦，不是梦见每人都能坐上抽水马桶(这是周谷城先生上世纪30年代的梦)，也不是梦见自己娶了漂亮的媳妇(这是多数中国男人的梦)，而是梦见自己经过奋斗，终于有了美好富足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人们实现自己梦想的管道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