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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武汉，太阳在空中懒懒地照着，这天正是立秋。气象部门预告的气温是37摄氏度。尽管现在是上午，可人们的眼睛已被顺额头流下来的汗水浸得睁不开。
与眼下热度相同的，是武汉老年大学的报名状况。在武昌粮道街白土塘路18号，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估计又有近1000个学员报不上名。
在武汉，这样的尴尬已经持续多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老学员不毕业，新学员进不来，而政府的资助有限，学校名额只有那么多。武汉老年大学管理人员彭琼说，在武汉各老年大学，光是上学22年一直不毕业的学员就有好几百个。
爱校胜过爱家，22年不毕业
武汉市现有103万老年人，占全市人口的12.59％。武汉市的老年大学，已有22年的历史，如今13个城区共有36所老年大学，100多所老年学校，加起来共有10多万学员，所以应该说，能进老年大学的，都属于幸运者。
90岁的顾衍堃老人就是一位上学22年一直不毕业的学员。在武汉马场角路都市花园的家中，童颜鹤发的顾衍堃老人不等记者坐到沙发上，就笑着问记者，今天是不是为了“四个半博士”而来?不等回话，他就幽默地解释说，自己从1985年开始在武汉老年大学上学，至今已有22年。五年毕业一个博士，这22年，算起来就该是“四个半博士。”
顾衍堃开始先学绘画，跟着又学习英文、跳舞、音乐、电脑、卫生保健、时装表演等等，“可以说，这22年，我学会了十八般武艺!英文也越来越好。而且，我现在能够活得这么长，也是因为在老年大学上学有寄托。”顾衍堃老人说。
顾衍堃原来有些英文底子。去老年大学上英文，一半是复习一半是学习。1989年，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武汉召开老年教学会议，他用纯正的“英式”英语致欢迎辞，令各国与会者惊讶不已。
不仅仅是英文，在其他方面，顾衍堃也样样出色。学声乐，他多次带队参加各种合唱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也参加过省、市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并获一直好评，后来又干脆自己组织了十个人左右的小合唱队；学电脑，他学会了上网、FLASH、制作网页；学跳舞，他会跳许多年轻人都跳不好的伦巴、探戈；演节目、时装表演，他经常得奖，他时装表演的舞台照还在1999年成为《当代老年》杂志的封面。
当记者问这位明星老人，过完90岁生日还去不去老年大学，他大笑着说：
“去，当然去，为什么不去呢，不去是不可能的，哈哈。只要还能动，我过完一百岁也照样去!”
这就是老年大学工作人员的难处。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对记者说，尽管武昌老年大学下个学期要开138个班，可是好多班都满了，新学员进不来，而老学员不是因为有特别的困难，或是身体不好，他们就都一直上，不退学。
叶爱玲说，学校曾经想过能不能劝老学员毕业让更多的新学员进来，可是老学员们都说，我们长期在这里上学，也一直支持老师和学校；学校已经是我们的家了，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要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赶出“家门”。
上学是活着的一种方式
老人们为什么这样不愿离开老年大学?用另一位念了22年老年大学的李愉明老人的话来总结：“上学已成为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75岁的李愉明在老年大学学会了画瓷盘画。1997年的时候，为迎接香港回归，李愉明的一幅题为《祖国万岁》的瓷盘画，在当年全国老年书画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武昌黄鹤街的家中，李愉明翻出这些年画过的所有自己保存完好的瓷盘画给记者看。别看这一个个盘子面积不大，她每画一个，都要耗时半个月到几个月不等。她说，这些画，是她上武昌老年大学22年的成就，也是她活着的一种方式。
1995年初，李愉明连着做了六次手术，出院后在家休养，有好几个月时间，她都不能去上老年大学。那段日子对李愉明来说，就像在监狱一样。
李愉明说，那时她心情十分地烦躁，天天数着可以走动去上学的时间。白天，她无法安静下来做任何事情，哪怕是简单的家务也做不下去。有时，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外孙也莫名其妙地心中生怨。
“连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那样生气，我在生哪个的气。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没有上学，人在家里呆霉了。”她说。
另一位老年大学学员，50岁的学员朱菊英内退前在武汉汽车挂车厂工作。之前，因单位效益不好，她天天跟领导闹着要退休。可等真正退下来了，才发现自己“完了、老了，对社会没有用了、也没有人再需要了。” 她成天疑神疑鬼，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腰不舒服，就怀疑自己得了肾炎；感冒头痛头昏，就怀疑自己是老年痴呆。她说，退休后的那种感觉很怪，连自己都搞不懂，发现自己不是自己。她在家里经常跟女儿吵架，感觉在人眼皮底下讨人嫌，有时急了，就跟女儿大吼，“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看哪个该让哪个!”
“我那时就只做四件事：吃饭、做饭、睡觉、等死。是老年大学让我找回了活着的感觉!”她说。
上不了大学很无奈
童隆琴女士是襄樊铁路局的会计师，今年59岁，现在武昌老年大学学习民族舞和健身舞。她进老年大学可不太容易。2006年秋，她报名时，民族舞班已经满员，她本来是报不上名的，但学校被她远道来武昌上学的行动感染，就破例收了她。这样，每个星期五晚上，她从襄樊坐火车来武昌，星期六上午上完两节课后，下午再坐火车回襄樊。童隆琴知道，自己能进来，不仅是学校决定要她，也是后面排着队上学的学员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她。因此她很认真，学完回到襄樊，再去教其他的人，在单位组织活动和节目。
而上不了老人大学的老人们，就非常无奈了。
68岁的钟淑芳老人站在白土塘路武昌老年大学门口，带着一脸期待。她家离这里只有半站地。“我没有多少文化，想去学跳民族舞和电子琴，但是我去了五次都没有报上名。”钟淑芳小声地对记者说。
她说，因为自己是工人，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表示想上学，儿女晓得了也会说她老都老了不在屋里好好呆着，还想些什么花样儿上大学。
钟淑芳现在和刚刚结婚的小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年轻时，钟淑芳贪睡，现在不工作没压力了，她反而睡不着，每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醒后她往往躺在床上想年轻时的事情，到六点的时候才起床，做好四个人的饭。吃完饭，儿子儿媳上班去了，老伴也出去喝茶，她就在街上随便走走，顺便买些菜回家。之后就无事可做。
有时，她在家看看电视，有时在街上看看别人打麻将，有时找姐妹们说说话，聊的内容大都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中午只有她和老伴两个在家吃饭，加上收拾屋里的时间，整个不到一个小时。吃完饭，她想跟老伴说说话，可老伴要午睡。钟淑芳 睡不着，只好躺在床上想些杂七杂八的事，直到想得头昏脑胀为止。
每天下午是钟淑芳最难过的时候。她说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别家的婆婆都有孙子外孙要去接，可她自己的孙子辈都在汉口读书，太远不可能去接。整个下午，就是不晓得自己做啥子事好。有时，不知不觉，钟淑芳就走到老年大学了，但每次走到这里，她又悄悄地退回来，怕别人见了笑她。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儿子儿媳吃完饭忙着出去娱乐。还没跟老伴说上几句话，老伴就忙着去搞他的花草，钟淑芳就又成了“孤家寡人”。
钟淑芳说，她年轻时拖了四个孩子，最后这个是四十岁才生的，还要上班，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受过。现在的日子，她觉得自己根本上就是个活死人。
“人没有老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到老人的难处。我老伴就一再跟我说，不要把想上学的事情让儿女晓得，让他们在工作上分心。其实我心头清楚：要是他们晓得了，会怪我不在家里好好安度晚年，只会给后人找麻烦。”钟淑芳说。
在老年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止相差几十年
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告诉记者：“我几十年一直搞教育工作，看到学员进不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我自己也是老人之一，特别能理解进不来的那些老人的心情，可没有办法呀。”
“老学员进来了都不愿意走，进不来的老人就抱怨总是报不上名。直接来找我想进来的人也多，可是没有办法，想进来的人都得先排队等哪个学期有人不想读走了，就按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到了谁谁才能进。”叶爱玲说。
进不来的人会说，我们想来你不要我们没有道理，老年大学是所有老年人的大学；有的人一直占着位子上学让我们进不来，这不公平，这还叫什么招生呀?可是，进不来的学员一旦进来了，也没有几个真的就会把位子让给别人的。而叶爱玲说，老年大学的学员一旦进来了，只要学员本人愿意学，我们都绝不赶人走的。
李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武汉早在1993年就正式步入老龄化城市，比全国提前了整整6年。其实武汉的老人进不去老年大学成为新闻，这说明这里老年大学还相对比较多，老人们还知道可以去老年大学，在更多的大中城市，老人生活的周围压根儿就没有老年大学，那就不是进不去的问题了，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去。
武汉市老龄委综合处副处长胡志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几个数据：在1993年到2005年的13年间，武汉的老年人口从71万增长到了98万，60岁以上老人以每年平均3％的速度增长，2007年，武汉老年人口达到103万。
胡志洪说，从2004年开始，武汉市老龄委就与武汉社科院联合进行空巢老人(即不与子女一起住的老人)调查。他们的调查显示，全市的空巢老人近30万人，空巢率达30％。有30％的空巢老人月收入在220元以下；20％的空巢老人身体差且无钱看病；25％的空巢老人生活单调寂寞，渴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尽管从2006年起，武汉市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老年“购时服务”，即为老人请保姆服务，每天一个小时，受惠老人已达到2000多人，但是，这些措施可以解决部分老人的实际的物质和生活困难，对老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却是远远不够的。
武汉市有多少老人能够参加到老人大学和武汉老龄委、武汉老体协、武汉老年科协、武汉老干局办的上千支文体团队?胡志洪说，这个数字只能估计：目前武汉大学共有学员1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10％左右；各个协会共吸纳会员近20万人，占老人总数的20％左右；各层各级活动参与者共10余万人，占老人总数的10％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参与活动的老人就有40万占老人总数的40％，因为许多老人是重复参加活动的。
胡志洪也承认，很多身体好的老人还是更愿意去老年大学。因为在老年大学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能交到更长期的朋友。而且对老人们来说，花费也是相当低廉：许多课一学期的费用不过数十元，价格最高的钢琴课才不过180元。办学校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一般情况下，每年拨款数十万。
李汉林说，如今的老年人追求欢乐、健康，渴望新知识，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需要。可是中国的养老体制，根本没法跟国外的成熟状态相比，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止相差几十年，而是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的整个社会的重点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包里的钱包有没有鼓起来，至于老人退休后生活精神过得好不好，往往会被社会忽略。
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人坐在城市的马路边下棋、在小区绿地旁打牌、或仅仅是无所事事地聊天时，都市里正忙碌着的上班族们会感觉老人的问题将影响到全社会的生活质量吗?
其实，家有老人的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
陈江华老人的女儿喻琳发现，自从送妈妈去了老年大学，妈妈晚上再也不缠着她和爸爸说事儿，或是抱怨她不教妈妈知识，而且妈妈的精神和身体都比退休前好了。而顾衍堃老人的女儿顾敏说，每次遇到她爸爸有畏难情绪的时候，她都是激情和耐心共用，想办法让爸爸去上学，因为她知道，只有在老年大学，她爸爸才会真正快乐。这些做儿女的发现，老人们上老年大学，不仅找回了活着的价值和位置，也让晚辈们自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李汉林对记者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4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97％以上。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多。
“目前，各种老年问题还没有集中爆发，问题还处于隐形阶段，还来得及引导和缓解。但是，随着老人的数量的增加和文化层次与精神要求越来越高，老年问题如不得到很好重视与解决，终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李汉林说。
与眼下热度相同的，是武汉老年大学的报名状况。在武昌粮道街白土塘路18号，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估计又有近1000个学员报不上名。
在武汉，这样的尴尬已经持续多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老学员不毕业，新学员进不来，而政府的资助有限，学校名额只有那么多。武汉老年大学管理人员彭琼说，在武汉各老年大学，光是上学22年一直不毕业的学员就有好几百个。
爱校胜过爱家，22年不毕业
武汉市现有103万老年人，占全市人口的12.59％。武汉市的老年大学，已有22年的历史，如今13个城区共有36所老年大学，100多所老年学校，加起来共有10多万学员，所以应该说，能进老年大学的，都属于幸运者。
90岁的顾衍堃老人就是一位上学22年一直不毕业的学员。在武汉马场角路都市花园的家中，童颜鹤发的顾衍堃老人不等记者坐到沙发上，就笑着问记者，今天是不是为了“四个半博士”而来?不等回话，他就幽默地解释说，自己从1985年开始在武汉老年大学上学，至今已有22年。五年毕业一个博士，这22年，算起来就该是“四个半博士。”
顾衍堃开始先学绘画，跟着又学习英文、跳舞、音乐、电脑、卫生保健、时装表演等等，“可以说，这22年，我学会了十八般武艺!英文也越来越好。而且，我现在能够活得这么长，也是因为在老年大学上学有寄托。”顾衍堃老人说。
顾衍堃原来有些英文底子。去老年大学上英文，一半是复习一半是学习。1989年，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武汉召开老年教学会议，他用纯正的“英式”英语致欢迎辞，令各国与会者惊讶不已。
不仅仅是英文，在其他方面，顾衍堃也样样出色。学声乐，他多次带队参加各种合唱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也参加过省、市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并获一直好评，后来又干脆自己组织了十个人左右的小合唱队；学电脑，他学会了上网、FLASH、制作网页；学跳舞，他会跳许多年轻人都跳不好的伦巴、探戈；演节目、时装表演，他经常得奖，他时装表演的舞台照还在1999年成为《当代老年》杂志的封面。
当记者问这位明星老人，过完90岁生日还去不去老年大学，他大笑着说：
“去，当然去，为什么不去呢，不去是不可能的，哈哈。只要还能动，我过完一百岁也照样去!”
这就是老年大学工作人员的难处。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对记者说，尽管武昌老年大学下个学期要开138个班，可是好多班都满了，新学员进不来，而老学员不是因为有特别的困难，或是身体不好，他们就都一直上，不退学。
叶爱玲说，学校曾经想过能不能劝老学员毕业让更多的新学员进来，可是老学员们都说，我们长期在这里上学，也一直支持老师和学校；学校已经是我们的家了，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要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赶出“家门”。
上学是活着的一种方式
老人们为什么这样不愿离开老年大学?用另一位念了22年老年大学的李愉明老人的话来总结：“上学已成为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75岁的李愉明在老年大学学会了画瓷盘画。1997年的时候，为迎接香港回归，李愉明的一幅题为《祖国万岁》的瓷盘画，在当年全国老年书画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在武昌黄鹤街的家中，李愉明翻出这些年画过的所有自己保存完好的瓷盘画给记者看。别看这一个个盘子面积不大，她每画一个，都要耗时半个月到几个月不等。她说，这些画，是她上武昌老年大学22年的成就，也是她活着的一种方式。
1995年初，李愉明连着做了六次手术，出院后在家休养，有好几个月时间，她都不能去上老年大学。那段日子对李愉明来说，就像在监狱一样。
李愉明说，那时她心情十分地烦躁，天天数着可以走动去上学的时间。白天，她无法安静下来做任何事情，哪怕是简单的家务也做不下去。有时，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外孙也莫名其妙地心中生怨。
“连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那样生气，我在生哪个的气。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没有上学，人在家里呆霉了。”她说。
另一位老年大学学员，50岁的学员朱菊英内退前在武汉汽车挂车厂工作。之前，因单位效益不好，她天天跟领导闹着要退休。可等真正退下来了，才发现自己“完了、老了，对社会没有用了、也没有人再需要了。” 她成天疑神疑鬼，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腰不舒服，就怀疑自己得了肾炎；感冒头痛头昏，就怀疑自己是老年痴呆。她说，退休后的那种感觉很怪，连自己都搞不懂，发现自己不是自己。她在家里经常跟女儿吵架，感觉在人眼皮底下讨人嫌，有时急了，就跟女儿大吼，“青春期遇到更年期，看哪个该让哪个!”
“我那时就只做四件事：吃饭、做饭、睡觉、等死。是老年大学让我找回了活着的感觉!”她说。
上不了大学很无奈
童隆琴女士是襄樊铁路局的会计师，今年59岁，现在武昌老年大学学习民族舞和健身舞。她进老年大学可不太容易。2006年秋，她报名时，民族舞班已经满员，她本来是报不上名的，但学校被她远道来武昌上学的行动感染，就破例收了她。这样，每个星期五晚上，她从襄樊坐火车来武昌，星期六上午上完两节课后，下午再坐火车回襄樊。童隆琴知道，自己能进来，不仅是学校决定要她，也是后面排着队上学的学员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她。因此她很认真，学完回到襄樊，再去教其他的人，在单位组织活动和节目。
而上不了老人大学的老人们，就非常无奈了。
68岁的钟淑芳老人站在白土塘路武昌老年大学门口，带着一脸期待。她家离这里只有半站地。“我没有多少文化，想去学跳民族舞和电子琴，但是我去了五次都没有报上名。”钟淑芳小声地对记者说。
她说，因为自己是工人，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表示想上学，儿女晓得了也会说她老都老了不在屋里好好呆着，还想些什么花样儿上大学。
钟淑芳现在和刚刚结婚的小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年轻时，钟淑芳贪睡，现在不工作没压力了，她反而睡不着，每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醒后她往往躺在床上想年轻时的事情，到六点的时候才起床，做好四个人的饭。吃完饭，儿子儿媳上班去了，老伴也出去喝茶，她就在街上随便走走，顺便买些菜回家。之后就无事可做。
有时，她在家看看电视，有时在街上看看别人打麻将，有时找姐妹们说说话，聊的内容大都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中午只有她和老伴两个在家吃饭，加上收拾屋里的时间，整个不到一个小时。吃完饭，她想跟老伴说说话，可老伴要午睡。钟淑芳 睡不着，只好躺在床上想些杂七杂八的事，直到想得头昏脑胀为止。
每天下午是钟淑芳最难过的时候。她说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别家的婆婆都有孙子外孙要去接，可她自己的孙子辈都在汉口读书，太远不可能去接。整个下午，就是不晓得自己做啥子事好。有时，不知不觉，钟淑芳就走到老年大学了，但每次走到这里，她又悄悄地退回来，怕别人见了笑她。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儿子儿媳吃完饭忙着出去娱乐。还没跟老伴说上几句话，老伴就忙着去搞他的花草，钟淑芳就又成了“孤家寡人”。
钟淑芳说，她年轻时拖了四个孩子，最后这个是四十岁才生的，还要上班，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难受过。现在的日子，她觉得自己根本上就是个活死人。
“人没有老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到老人的难处。我老伴就一再跟我说，不要把想上学的事情让儿女晓得，让他们在工作上分心。其实我心头清楚：要是他们晓得了，会怪我不在家里好好安度晚年，只会给后人找麻烦。”钟淑芳说。
在老年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止相差几十年
武昌老年大学副校长叶爱玲告诉记者：“我几十年一直搞教育工作，看到学员进不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我自己也是老人之一，特别能理解进不来的那些老人的心情，可没有办法呀。”
“老学员进来了都不愿意走，进不来的老人就抱怨总是报不上名。直接来找我想进来的人也多，可是没有办法，想进来的人都得先排队等哪个学期有人不想读走了，就按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到了谁谁才能进。”叶爱玲说。
进不来的人会说，我们想来你不要我们没有道理，老年大学是所有老年人的大学；有的人一直占着位子上学让我们进不来，这不公平，这还叫什么招生呀?可是，进不来的学员一旦进来了，也没有几个真的就会把位子让给别人的。而叶爱玲说，老年大学的学员一旦进来了，只要学员本人愿意学，我们都绝不赶人走的。
李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武汉早在1993年就正式步入老龄化城市，比全国提前了整整6年。其实武汉的老人进不去老年大学成为新闻，这说明这里老年大学还相对比较多，老人们还知道可以去老年大学，在更多的大中城市，老人生活的周围压根儿就没有老年大学，那就不是进不去的问题了，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去。
武汉市老龄委综合处副处长胡志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几个数据：在1993年到2005年的13年间，武汉的老年人口从71万增长到了98万，60岁以上老人以每年平均3％的速度增长，2007年，武汉老年人口达到103万。
胡志洪说，从2004年开始，武汉市老龄委就与武汉社科院联合进行空巢老人(即不与子女一起住的老人)调查。他们的调查显示，全市的空巢老人近30万人，空巢率达30％。有30％的空巢老人月收入在220元以下；20％的空巢老人身体差且无钱看病；25％的空巢老人生活单调寂寞，渴望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尽管从2006年起，武汉市政府投入资金用于老年“购时服务”，即为老人请保姆服务，每天一个小时，受惠老人已达到2000多人，但是，这些措施可以解决部分老人的实际的物质和生活困难，对老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却是远远不够的。
武汉市有多少老人能够参加到老人大学和武汉老龄委、武汉老体协、武汉老年科协、武汉老干局办的上千支文体团队?胡志洪说，这个数字只能估计：目前武汉大学共有学员1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10％左右；各个协会共吸纳会员近20万人，占老人总数的20％左右；各层各级活动参与者共10余万人，占老人总数的10％左右。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参与活动的老人就有40万占老人总数的40％，因为许多老人是重复参加活动的。
胡志洪也承认，很多身体好的老人还是更愿意去老年大学。因为在老年大学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能交到更长期的朋友。而且对老人们来说，花费也是相当低廉：许多课一学期的费用不过数十元，价格最高的钢琴课才不过180元。办学校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一般情况下，每年拨款数十万。
李汉林说，如今的老年人追求欢乐、健康，渴望新知识，更注重精神方面的需要。可是中国的养老体制，根本没法跟国外的成熟状态相比，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止相差几十年，而是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的整个社会的重点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包里的钱包有没有鼓起来，至于老人退休后生活精神过得好不好，往往会被社会忽略。
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人坐在城市的马路边下棋、在小区绿地旁打牌、或仅仅是无所事事地聊天时，都市里正忙碌着的上班族们会感觉老人的问题将影响到全社会的生活质量吗?
其实，家有老人的人们已经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
陈江华老人的女儿喻琳发现，自从送妈妈去了老年大学，妈妈晚上再也不缠着她和爸爸说事儿，或是抱怨她不教妈妈知识，而且妈妈的精神和身体都比退休前好了。而顾衍堃老人的女儿顾敏说，每次遇到她爸爸有畏难情绪的时候，她都是激情和耐心共用，想办法让爸爸去上学，因为她知道，只有在老年大学，她爸爸才会真正快乐。这些做儿女的发现，老人们上老年大学，不仅找回了活着的价值和位置，也让晚辈们自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李汉林对记者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4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97％以上。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多。
“目前，各种老年问题还没有集中爆发，问题还处于隐形阶段，还来得及引导和缓解。但是，随着老人的数量的增加和文化层次与精神要求越来越高，老年问题如不得到很好重视与解决，终将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李汉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