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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周翰先生
去年十一月初的一天，身患癌症的周翰先生从医院告假回到家中，我们得知消息后下楼去探望。走进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只见老人正和衣斜倚在南窗下的一张单人小床上，眯缝着双眼养神。听见我们进来，他脸上漾起那熟悉的慈祥的微笑，招呼我们随便就坐。当问及先生为何出院，他回答说，“我一直想回来一趟，把我的东西清理收拾一下。”啊——我们顿时醒悟，却一时语塞了。先生向来是一位cleandesk man,每日工作完毕，那书籍、文具、纸张，都要各归其位，然后才休息安寝。这已经成为老人家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老人打破沉默，指着四壁书架上的藏书，平静地一笑说，“现在，我的这些新书架终于都做好了，但我却做不动了，该休息了。”
顺着老人手指方向看去，这几千册陪伴了老人一生的藏书，此刻像接受检阅似地码放得整整齐齐。屋西床头是一稍小的书柜，平日主要摆放的是供先生临睡前随意浏览的读物，一些新到的国内外出版的新书，有时也放在这里；南墙的架上是各种辞典和工具书；西墙和北墙的几个书架都是中文典籍，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百家集注，孤本元明杂剧，各种钞本、诗话，以及国内出版的各种世界名著译本；而靠东的一墙则都是西文典籍，这里有最新版本的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文集，整套《剑桥英国文学史》，由于先生专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献专著都摆放在写字台座椅后的最近手处。若以此为中心，藏书的陈列似乎可以看出从英国到欧美、从名著原作到研究专著、从文学到哲学、美学这样一种由中心向外缘的辐射。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论》等这些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专著竟也放在离中心不远的上方。在这间不足十八平方米的书房中央，是一张现在已不多见的红木大写字台，它所占据的位置，不啻象征着它的主人对于这四壁藏书的统辖和驾驭。接着，先生告诉我们，他近年来潜心撰写的比较文学方面的心得《镜子与七巧板》一书的清样已经校毕，了却了这桩心愿，他过些日子就可以安心赴西安继续就医了。十多年来，我们和一些同学曾无数次来到这里，与先生闲聊漫谈。我们知道，只要一谈起书，先生免不了又会兴奋起来，为不使他老人家过于劳累，这一次我们却只好主动岔开话题，告辞退下。
与许多卓然成家的学者一样，杨先生也拥有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的藏书；但也像他们一样，他一生最大的乐趣还不仅仅在藏书，更在于读书、用书。我们如今已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岗位上独立工作多年，然而，每当我们伏案准备讲稿，或定下某一课题，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先生这些年来关于如何读书、用书的谆谆教诲，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仿效的参照。
一九七八年，我们考上北大西语系的研究生，分在杨先生的名下攻读英美文学。由于十年文革的耽搁，此时已经三十出头的我们，对于究竟应该如何读书、选题、撰写论文等却实在是一无所知。记得一入学就遇上了两门重头课，一是李赋宁先生的英国文学选读，从日尔曼人入侵讲起；另一门是杨先生的英国文学史。李先生每周授课两次，一次两小时，每每讲到精彩处，他会情不自禁地把衣袖越捋越高，连下课时间也忘了。杨先生却不讲课，只布置每人去图书馆借一本比较详细的英国文学史，自己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做好笔记。说也奇怪，杨先生布置以后便从不过问，但当时选课的十名文学研究生却个个照办，未敢讨巧敷衍。先生虽不在堂上讲课，却定期将大家召集到一起，以文学史的分期为单元，开出专题必读书单，布置思考题，并要每人将读书心得写成书面的报告。先生对每份读书报告都仔细批阅，并在文章之后密密麻麻地写上一长段评语。遇到特别满意的报告，他就把撰写人找去个别谈话，提出更加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建议可以在学刊上发表。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自己所撰文字成为铅字印刷品的人来说，听到先生这样的赞许，惊奇的程度恐怕更甚于欣喜。我们最初发表的学术论文，如《乔叟和兰格朗》、《德莱顿和英国古典主义》、《<李尔王>中的三对矛盾》等，就是这些作业的修改稿。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我们心里却总是有一点疑问：难道这些作为作业而完成的读书报告，也能成为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
几年以后，我们从国外进修回来，自己开始独挡一面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这个疑问才有了答案。先生当年指导我们读书，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之为点面结合的方法。通读一部比较详细的文学史，认真做笔记，是要我们对英国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是面上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当然读文学史必须与读经典作品结合起来，李先生的课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按文学史分期开出必读书单，按照那些思考题去读书、比较、分析、综合，将思考的心得组织成文，这就是点上的专题研究，而这一步的关键则在于开什么样的书单，出什么样的思考题。我们现在明白了，先生在开书单和出思考题之前，早已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心中有数，他的书单已经包括这一课题目前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他的思考题则是他认为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术方向。这样，我们按照他的书单、思考题去读书、思考，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引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就拿莎士比亚那个单元为例。几百年来的莎评著作浩如烟海，如果漫无目的地一头扎进这浩瀚的书海，随便抄起什么就读，“拾进篮子里就是菜”，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握莎评发展的脉络的。而当时杨先生则布置我们，在粗略涉猎二十世纪以前莎评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本世纪。他开列的必读参考书单从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九○四)开始，因为布氏代表了自柯尔律治以来“浪漫派”莎评的顶峰，接下来是二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现实派”代表E·E·斯托尔，G·H·哈里森，蒂里亚德，J.丹比；“新批评”以后出现的“意象—象征—语义派”代表G·布鲁克斯和F·R·李维斯；从人类学角度开展批评研究的w·奈特；从宗教文化影响入手的H·D·F·基托；存在主义莎评的代表人物扬·柯特等等，此外，先生又布置我们阅读自二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和英美诸国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我国莎学专家的代表性论说。但说来惭愧，当时读书时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味地前行，未曾细细咂摸先生的良苦用心，只到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精心挑选的范本，正是二十世纪整个莎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的缩影，这份书单实在是先生在莎学研究方面大半生心血的结晶。
先生读书，最提倡的，一是“取法乎上”，二是“择善而从”。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我是折衷主义者，择其善者而从之，为我所用。”他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针对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的理论热说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各种批评思潮和方法被介绍进来，文学理论成了大热门。外国文学的研究如何更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可是，近年来人们听到的却是“重引进而轻消化”、“空谈理论而不付诸实践”的抱怨。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有一条，就是多数从事理论著述的学者本人的文学功力火候不济，因而从理论到理论的文章愈做愈火爆，而扎扎实实地把新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引上一个新的台阶，很少有人问津。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年来，已近古稀之年的杨先生却不事张扬地从事着这项工作。
杨先生其实对新思潮、新理论、新方法一向非常重视。他每次从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回来，都带回许多重要的、最新的信息。但是，我们从与他的谈话中发现，他对这些形形色色、各执一词的新学说，又始终坚持一种静观、辨析、择善而从的态度。早在一九八一年，国内的理论热尚未兴起，杨先生就曾率先对“新批评”理论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和批评，既肯定这种“我们所不习惯的分析方法”的借鉴价值，又指出其过于绝对化的局限。一九八五年九月，杨先生出席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大会。回国后，他对比较文学领域出现的新动向作了详细介绍。他在肯定这些新理论可以提供新的批评角度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最大的缺点是“在概念里兜圈子，离文学实践越来越远，……抽掉了文学中复杂的‘人’的因素”。
杨先生是公认的莎学专家和外国文学史专家。然而，正是在莎学和编撰文学史这两大学术领域内，先生却敢于不断引进吸收新理论、新方法中的合理成分，扬弃自己的学术成果，实现自我的超越。“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介绍最近才刚刚起步，但早在一九八七年，先生就对我们谈过，“美国伯克利的格林布莱特教授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很有点道理。”第二年，先生撰写了近四万言的长篇论文《莎作内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一向被认为是莎作核心的人文主义进行再思考。这篇论文引证大量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用“从微弱的开始到全盛，而衰落”的曲线发展过程。这篇论文从论点的提出到论证阐发的过程，都可以明显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影响，在国内莎学研究中至少标志着方法论上的突破。
由杨先生领头，与吴达元、赵萝蕤先生共同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文科必读教材，颇得外国文学界的好评。但是，说到这套书，先生自己的评语是：“那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一九七八年起，先生曾就文学史编撰问题多次发表谈话，其实有不少意见也是对自己这部文学史的批评和修正。这种批评并不是一般的“昨非今是”的应景话，而是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追求。由于年事已高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修一部欧洲文学史已不可能，于是先生将自己多年研究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心得汇集成册，权作对过去所编文学史的补充，而且每有机会，先生就对以往编写文学史时的指导思想、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编撰论述的方法等不断进行经验总结，提出各种建设性的修订意见，留作后人参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在晚年又将注意力投向元历史、元叙述的理论层次，在我国学术界鲜有人涉足的一个新领域奋力冲刺。而他撰写的这篇题为《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的论文，其中就熔铸了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叙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现在回想起来，这十多年来从杨先生处得益最深的，可能并不是他在课堂上的讲解，而是平日在他家中漫谈时得到的这种点拨。先生属于那种笔语思考型学者，他说起话来声音总是轻轻的，时而会若有所思地停顿，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说听他的报告是莫大的享受。然而，在平日那种漫不经心的闲谈中，他常常会吐出一串对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绝妙评语，他的学识、经历和数十年的治学之道，都会化作思想的火花迸发。他曾不止一次说过：“mindworksonmind.”在北大做研究生三年，也许最值得留恋的就是这种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砥砺。
“润物细无声”。就这样，杨先生一步一步把我们领进了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大门。然而，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先生缓步走上讲台，笑吟吟地与全体与会者说，“这三年来，我带了八名研究生。他们替我读了不少书，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轻轻的，但传得很远，很远。
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于北大中关园
去年十一月初的一天，身患癌症的周翰先生从医院告假回到家中，我们得知消息后下楼去探望。走进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只见老人正和衣斜倚在南窗下的一张单人小床上，眯缝着双眼养神。听见我们进来，他脸上漾起那熟悉的慈祥的微笑，招呼我们随便就坐。当问及先生为何出院，他回答说，“我一直想回来一趟，把我的东西清理收拾一下。”啊——我们顿时醒悟，却一时语塞了。先生向来是一位cleandesk man,每日工作完毕，那书籍、文具、纸张，都要各归其位，然后才休息安寝。这已经成为老人家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老人打破沉默，指着四壁书架上的藏书，平静地一笑说，“现在，我的这些新书架终于都做好了，但我却做不动了，该休息了。”
顺着老人手指方向看去，这几千册陪伴了老人一生的藏书，此刻像接受检阅似地码放得整整齐齐。屋西床头是一稍小的书柜，平日主要摆放的是供先生临睡前随意浏览的读物，一些新到的国内外出版的新书，有时也放在这里；南墙的架上是各种辞典和工具书；西墙和北墙的几个书架都是中文典籍，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百家集注，孤本元明杂剧，各种钞本、诗话，以及国内出版的各种世界名著译本；而靠东的一墙则都是西文典籍，这里有最新版本的柏拉图、亚理士多德文集，整套《剑桥英国文学史》，由于先生专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献专著都摆放在写字台座椅后的最近手处。若以此为中心，藏书的陈列似乎可以看出从英国到欧美、从名著原作到研究专著、从文学到哲学、美学这样一种由中心向外缘的辐射。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论》等这些当代西方文论的最新专著竟也放在离中心不远的上方。在这间不足十八平方米的书房中央，是一张现在已不多见的红木大写字台，它所占据的位置，不啻象征着它的主人对于这四壁藏书的统辖和驾驭。接着，先生告诉我们，他近年来潜心撰写的比较文学方面的心得《镜子与七巧板》一书的清样已经校毕，了却了这桩心愿，他过些日子就可以安心赴西安继续就医了。十多年来，我们和一些同学曾无数次来到这里，与先生闲聊漫谈。我们知道，只要一谈起书，先生免不了又会兴奋起来，为不使他老人家过于劳累，这一次我们却只好主动岔开话题，告辞退下。
与许多卓然成家的学者一样，杨先生也拥有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的藏书；但也像他们一样，他一生最大的乐趣还不仅仅在藏书，更在于读书、用书。我们如今已在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岗位上独立工作多年，然而，每当我们伏案准备讲稿，或定下某一课题，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先生这些年来关于如何读书、用书的谆谆教诲，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仿效的参照。
一九七八年，我们考上北大西语系的研究生，分在杨先生的名下攻读英美文学。由于十年文革的耽搁，此时已经三十出头的我们，对于究竟应该如何读书、选题、撰写论文等却实在是一无所知。记得一入学就遇上了两门重头课，一是李赋宁先生的英国文学选读，从日尔曼人入侵讲起；另一门是杨先生的英国文学史。李先生每周授课两次，一次两小时，每每讲到精彩处，他会情不自禁地把衣袖越捋越高，连下课时间也忘了。杨先生却不讲课，只布置每人去图书馆借一本比较详细的英国文学史，自己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做好笔记。说也奇怪，杨先生布置以后便从不过问，但当时选课的十名文学研究生却个个照办，未敢讨巧敷衍。先生虽不在堂上讲课，却定期将大家召集到一起，以文学史的分期为单元，开出专题必读书单，布置思考题，并要每人将读书心得写成书面的报告。先生对每份读书报告都仔细批阅，并在文章之后密密麻麻地写上一长段评语。遇到特别满意的报告，他就把撰写人找去个别谈话，提出更加具体的修改意见，并建议可以在学刊上发表。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自己所撰文字成为铅字印刷品的人来说，听到先生这样的赞许，惊奇的程度恐怕更甚于欣喜。我们最初发表的学术论文，如《乔叟和兰格朗》、《德莱顿和英国古典主义》、《<李尔王>中的三对矛盾》等，就是这些作业的修改稿。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我们心里却总是有一点疑问：难道这些作为作业而完成的读书报告，也能成为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
几年以后，我们从国外进修回来，自己开始独挡一面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这个疑问才有了答案。先生当年指导我们读书，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之为点面结合的方法。通读一部比较详细的文学史，认真做笔记，是要我们对英国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是面上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当然读文学史必须与读经典作品结合起来，李先生的课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按文学史分期开出必读书单，按照那些思考题去读书、比较、分析、综合，将思考的心得组织成文，这就是点上的专题研究，而这一步的关键则在于开什么样的书单，出什么样的思考题。我们现在明白了，先生在开书单和出思考题之前，早已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心中有数，他的书单已经包括这一课题目前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他的思考题则是他认为可以有所作为的学术方向。这样，我们按照他的书单、思考题去读书、思考，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引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就拿莎士比亚那个单元为例。几百年来的莎评著作浩如烟海，如果漫无目的地一头扎进这浩瀚的书海，随便抄起什么就读，“拾进篮子里就是菜”，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握莎评发展的脉络的。而当时杨先生则布置我们，在粗略涉猎二十世纪以前莎评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本世纪。他开列的必读参考书单从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九○四)开始，因为布氏代表了自柯尔律治以来“浪漫派”莎评的顶峰，接下来是二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历史—现实派”代表E·E·斯托尔，G·H·哈里森，蒂里亚德，J.丹比；“新批评”以后出现的“意象—象征—语义派”代表G·布鲁克斯和F·R·李维斯；从人类学角度开展批评研究的w·奈特；从宗教文化影响入手的H·D·F·基托；存在主义莎评的代表人物扬·柯特等等，此外，先生又布置我们阅读自二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和英美诸国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我国莎学专家的代表性论说。但说来惭愧，当时读书时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味地前行，未曾细细咂摸先生的良苦用心，只到事后才恍然大悟，这些精心挑选的范本，正是二十世纪整个莎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的缩影，这份书单实在是先生在莎学研究方面大半生心血的结晶。
先生读书，最提倡的，一是“取法乎上”，二是“择善而从”。他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我是折衷主义者，择其善者而从之，为我所用。”他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针对近年来文学批评界的理论热说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各种批评思潮和方法被介绍进来，文学理论成了大热门。外国文学的研究如何更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可是，近年来人们听到的却是“重引进而轻消化”、“空谈理论而不付诸实践”的抱怨。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有一条，就是多数从事理论著述的学者本人的文学功力火候不济，因而从理论到理论的文章愈做愈火爆，而扎扎实实地把新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引上一个新的台阶，很少有人问津。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年来，已近古稀之年的杨先生却不事张扬地从事着这项工作。
杨先生其实对新思潮、新理论、新方法一向非常重视。他每次从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察回来，都带回许多重要的、最新的信息。但是，我们从与他的谈话中发现，他对这些形形色色、各执一词的新学说，又始终坚持一种静观、辨析、择善而从的态度。早在一九八一年，国内的理论热尚未兴起，杨先生就曾率先对“新批评”理论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和批评，既肯定这种“我们所不习惯的分析方法”的借鉴价值，又指出其过于绝对化的局限。一九八五年九月，杨先生出席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大会。回国后，他对比较文学领域出现的新动向作了详细介绍。他在肯定这些新理论可以提供新的批评角度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最大的缺点是“在概念里兜圈子，离文学实践越来越远，……抽掉了文学中复杂的‘人’的因素”。
杨先生是公认的莎学专家和外国文学史专家。然而，正是在莎学和编撰文学史这两大学术领域内，先生却敢于不断引进吸收新理论、新方法中的合理成分，扬弃自己的学术成果，实现自我的超越。“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的介绍最近才刚刚起步，但早在一九八七年，先生就对我们谈过，“美国伯克利的格林布莱特教授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很有点道理。”第二年，先生撰写了近四万言的长篇论文《莎作内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一向被认为是莎作核心的人文主义进行再思考。这篇论文引证大量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用“从微弱的开始到全盛，而衰落”的曲线发展过程。这篇论文从论点的提出到论证阐发的过程，都可以明显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影响，在国内莎学研究中至少标志着方法论上的突破。
由杨先生领头，与吴达元、赵萝蕤先生共同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多年来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文科必读教材，颇得外国文学界的好评。但是，说到这套书，先生自己的评语是：“那只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一九七八年起，先生曾就文学史编撰问题多次发表谈话，其实有不少意见也是对自己这部文学史的批评和修正。这种批评并不是一般的“昨非今是”的应景话，而是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追求。由于年事已高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修一部欧洲文学史已不可能，于是先生将自己多年研究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心得汇集成册，权作对过去所编文学史的补充，而且每有机会，先生就对以往编写文学史时的指导思想、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编撰论述的方法等不断进行经验总结，提出各种建设性的修订意见，留作后人参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在晚年又将注意力投向元历史、元叙述的理论层次，在我国学术界鲜有人涉足的一个新领域奋力冲刺。而他撰写的这篇题为《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的论文，其中就熔铸了当代西方历史学和叙述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现在回想起来，这十多年来从杨先生处得益最深的，可能并不是他在课堂上的讲解，而是平日在他家中漫谈时得到的这种点拨。先生属于那种笔语思考型学者，他说起话来声音总是轻轻的，时而会若有所思地停顿，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说听他的报告是莫大的享受。然而，在平日那种漫不经心的闲谈中，他常常会吐出一串对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绝妙评语，他的学识、经历和数十年的治学之道，都会化作思想的火花迸发。他曾不止一次说过：“mindworksonmind.”在北大做研究生三年，也许最值得留恋的就是这种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在思想上的相互砥砺。
“润物细无声”。就这样，杨先生一步一步把我们领进了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大门。然而，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先生缓步走上讲台，笑吟吟地与全体与会者说，“这三年来，我带了八名研究生。他们替我读了不少书，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轻轻的，但传得很远，很远。
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