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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瓷质纸槌瓶的独特造型，一直以来都备受学界关注，众多学者们对它的来源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和研究，但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本文结合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资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尝试讨论了瓷质纸槌瓶造型与伊斯兰玻璃器的关联性，论证了瓷质纸槌瓶的造型来源于伊斯兰玻璃器。
关键词：瓷质纸槌瓶;伊斯兰玻璃器，中外交流
瓷质纸槌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小口、直颈、鼓腹、及具有明显折肩的瓶式器物，在中国瓷器以圆润柔美的线条为主的审美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对于其造型的讨论和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其造型来自于9-12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谢明良、马文宽、叶英挺、李特、董波、吕变庭都认为这一论点较为合理;二是本土对于打衣槌一类棒槌型物件的仿制，谢明良和马文宽曾在各自文中提出过这种假设，但没有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说，前一种说法认同度较高，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以及纸槌瓶的造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纸槌瓶造型来源于伊斯兰玻璃器。
一.瓷质纸槌瓶的年代与造型演变
常见的纸槌瓶多为青瓷。目前最早可以证实的纸槌瓶造型见于北宋末年汝窑，时间约为公元1100年前后，后延续至南宋官窑、汝窑、龙泉窑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纸槌瓶的造型发生了一定的元素变化，南宋时的龙泉窑有了在颈部两侧施加凤耳作为装饰的情况，折肩线条出现圆润化，但仍然保留了最基本的小口、直颈和鼓腹的特点。至元代，纸槌瓶的造型多承袭宋代的特点，在釉色与纹饰上更为丰富，但较宋代时整体造型更加敦实而挺拔不足，缺少了宋代瓷质纸槌瓶的秀美。
二、辽宋时期的伊斯兰玻璃瓶的发现
伊斯兰玻璃是在吸收了罗马和伊朗萨珊王朝玻璃的传统制作基础上生产的，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商品曾输出许多国家。在我国对于伊斯兰玻璃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唐代的《经行记》，“大食国……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可见唐代时已有将玻璃器作为贡品的习惯。同时，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批伊斯兰玻璃器也可以成为玻璃器受到皇室珍藏的佐证。
由于玻璃器的纯净透明，除去作为皇室的用具以外，还常被用于佛教圣地，遼宋时的墓葬及佛塔中也有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出土。
1983年出土于天津市蓟县独乐寺塔的磨刻花平沿细颈折肩玻璃瓶，该墓葬年代推定为辽道宗清宁四年，即公元1058年。该瓶的器型与纹饰，均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保管的10世纪伊朗水瓶相同，且经化学成分检测为钠钙玻璃，与一般的伊斯兰玻璃器成分相同，认定属于伊斯兰玻璃器无疑;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的刻花平沿细颈折肩玻璃瓶，墓葬年代为辽圣宗开泰七年，即公元1018年，瓶型与以色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玻璃瓶器型几乎相同，是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型。墓中同期出土的玻璃杯残片的成分测定为一般的钠钙玻璃，与伊斯兰玻璃器一致，推定属于9-10世纪的产物。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出土的一件磨刻花折肩浅蓝色玻璃瓶，地宫修建年代推定为公元977年左右;1971年出土于安徽省无为县宋塔的一件磨刻花敞口细颈折肩蓝色玻璃瓶，该塔封闭年代约为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公元1036年。这几件玻璃瓶均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具体年代可考、造型与出现于北宋末年的瓷质纸槌瓶造型类似的器物。
三.纸槌瓶仿制伊斯兰玻璃器的原因及证据
从目前已出土的玻璃瓶年代推定上来看，最早的细颈折肩式伊斯兰玻璃瓶传入宋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1036年以前，早于瓷质纸槌瓶最早出现的时间公元1100年，在时间上存在合理的前后关系;其次，从已发现的瓷质纸槌瓶的窑址来看，北宋汝窑、张公巷窑、南宋龙泉窑等均属于北宋或南宋时期的官瓷出产地。而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器作为外来贡品，从其目前所出土的位置均为寺庙或权贵阶层墓葬可以看出，这类器物造型在当时的上流阶层审美中也有着较高的地位，多为权贵及皇室使用或收藏，受到当时士大夫及王室的喜爱，各官窑极有可能以仿制伊斯兰玻璃瓶的外形，追随审美潮流。
宋代时社会经济都处在较为稳定发达的时期，海上贸易繁盛，社会风气开放，伊斯兰玻璃因此而得以大量传入。这些器物在当时的社会受到文人士大夫、权贵王室阶层的珍视和欢迎——当时文人为官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伊斯兰玻璃器的运输路途十分艰辛，于是这类透明精致又饱经风雨的器物，符合了宋代时文人对于高洁品质的期待，适时成为了当时文人们寄托品格情思的物件。有关这一情况，我们在许多的诗词中都能够窥见其身影，例如北宋张耒在《琉璃瓶歌赠晁二》中对于伊斯兰玻璃器运输过程的描写：“大舶映天日百程，怒帆吼风战飞鹏。舟中之人怪眉睛，兽肌鸟舌髻翘撑。万金明珠络如绳，白衣夜明非缟缯。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以及下半阙对于器物本身的赞美：“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择人而归今子授。烂然光辉子文章，清明无垢君肺肠。比君之德君勿忘，与君同升白玉堂。”不难看出，伊斯兰玻璃器已然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之间收藏和互赠的良好选择以及君子品格的体现。
伊斯兰玻璃器来自海外，数量稀少而珍贵，除去造型深受喜爱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斯兰玻璃的成分多为钠钙玻璃，且吹制技术成熟，气泡少，耐热耐冷，实用性比本土玻璃要高。但当时中国本土的玻璃生产并不尽如人意，大多属于铅钡玻璃，耐热性较差，多只能用作装饰品，无法生产出足以媲美伊斯兰玻璃器的玻璃制品。这也成为选择伊斯兰玻璃器进行瓷化仿制的原因。
当时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以御贡瓷窑对伊斯兰玻璃瓶进行瓷化改造和模仿的方式，来留住玻璃器的美丽，是十分可行的。通过对当时汝窑瓷釉的成分测定和相关文献记载，汝窑的玻璃釉开始采用玛瑙入釉，也就是二氧化硅。它与玻璃的成分相同，且其中碱式助熔剂的成分增多，致使瓷釉成色更好，达到玻璃般纯粹的效果，从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瓷器“类冰似玉”的追求。而碱式助熔剂正是伊斯兰玻璃器烧制时所常采用的方式。另外，我们从打捞于印尼、年代约为五代末宋初的井里汶沉船遗物中可以窥见当时伊斯兰玻璃的交易情况：船上除了成型的玻璃器外，还有部分没有定型的玻璃，推测可能是运往中国成为本土玻璃的原料。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传入到中国的伊斯兰玻璃极有可能为当时的官瓷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有部分玻璃也成为了瓷釉的原料。 除去造型上的相似以外，宋代瓷器中的部分刻花装饰手法，也和伊斯兰玻璃普遍采用的磨刻花技法有共同之处，这一点谢明良与马文宽在讨论时都有提到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当时的瓷窑，对于精致的外来伊斯兰玻璃器，确实存在有模仿和学习的行为。
四.结语
瓷质纸槌瓶最早出现于宋代，而后随着时间变化，朝代更替，对于瓷器审美的不断变化发展，也逐渐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的确成为了中国瓷器燒制中独特的一道风景，秀致沉稳，简洁素雅，是风采绰约的宋瓷系统中的代表之一。
本文采用对比法，对于宋代瓷质纸槌瓶的造型来源进行了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思考，梳理了辽宋时期我国境内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的造型、传入时间，以及宋代汝窑、张公巷窑等窑口出产的瓷质纸槌瓶的造型和生产时间，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了瓷质纸槌瓶与伊斯兰玻璃器的仿制关系，在器型、原料以及工艺技法上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谢明良：院藏两件汝窑纸槌瓶及相关问题.陶瓷手记卷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3]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研究[M].文物出版社.1989.
[5]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文物出版社.2005.
[6]张耒：张右使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影印旧抄本.1922.
[7]杜佑：通典[G]，商务印书馆，1935.
[8]吕变庭：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民族历史研究.2009（01）.
[9]吕成龙：试论汝窑的几个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04）.
[10]叶英挺：宋代龙泉窑纸槌瓶漫谈[J].东方收藏.2014（01）.
[11]董波：试论伊斯兰玻璃对宋代官瓷的影响[J].中国美术研究.2019（01）.
[12]刘刚：法门寺出土玻璃器——伊斯兰早期玻璃的发现与探索[J].上海文博论丛.2005（01）.
[13]李特：瓷质纸槌瓶溯源[J].艺术市场.2018（09）.
[14]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物札记[J].故宫博物馆院刊.2007（06）.
[15]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J].考古.1990（12）.
[16]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独乐寺塔[J].考古学报.1989（01）.
[17]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11）.
[18]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J].文物.1972（08）.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简介[J].文物.1972（01）.
作者简介：宋蕾杰（1997.09—），女，湖南省湘潭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瓷质纸槌瓶;伊斯兰玻璃器，中外交流
瓷质纸槌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小口、直颈、鼓腹、及具有明显折肩的瓶式器物，在中国瓷器以圆润柔美的线条为主的审美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对于其造型的讨论和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其造型来自于9-12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玻璃器，谢明良、马文宽、叶英挺、李特、董波、吕变庭都认为这一论点较为合理;二是本土对于打衣槌一类棒槌型物件的仿制，谢明良和马文宽曾在各自文中提出过这种假设，但没有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说，前一种说法认同度较高，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以及纸槌瓶的造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纸槌瓶造型来源于伊斯兰玻璃器。
一.瓷质纸槌瓶的年代与造型演变
常见的纸槌瓶多为青瓷。目前最早可以证实的纸槌瓶造型见于北宋末年汝窑，时间约为公元1100年前后，后延续至南宋官窑、汝窑、龙泉窑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纸槌瓶的造型发生了一定的元素变化，南宋时的龙泉窑有了在颈部两侧施加凤耳作为装饰的情况，折肩线条出现圆润化，但仍然保留了最基本的小口、直颈和鼓腹的特点。至元代，纸槌瓶的造型多承袭宋代的特点，在釉色与纹饰上更为丰富，但较宋代时整体造型更加敦实而挺拔不足，缺少了宋代瓷质纸槌瓶的秀美。
二、辽宋时期的伊斯兰玻璃瓶的发现
伊斯兰玻璃是在吸收了罗马和伊朗萨珊王朝玻璃的传统制作基础上生产的，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商品曾输出许多国家。在我国对于伊斯兰玻璃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唐代的《经行记》，“大食国……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可见唐代时已有将玻璃器作为贡品的习惯。同时，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批伊斯兰玻璃器也可以成为玻璃器受到皇室珍藏的佐证。
由于玻璃器的纯净透明，除去作为皇室的用具以外，还常被用于佛教圣地，遼宋时的墓葬及佛塔中也有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出土。
1983年出土于天津市蓟县独乐寺塔的磨刻花平沿细颈折肩玻璃瓶，该墓葬年代推定为辽道宗清宁四年，即公元1058年。该瓶的器型与纹饰，均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保管的10世纪伊朗水瓶相同，且经化学成分检测为钠钙玻璃，与一般的伊斯兰玻璃器成分相同，认定属于伊斯兰玻璃器无疑;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的刻花平沿细颈折肩玻璃瓶，墓葬年代为辽圣宗开泰七年，即公元1018年，瓶型与以色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玻璃瓶器型几乎相同，是典型的伊斯兰玻璃器型。墓中同期出土的玻璃杯残片的成分测定为一般的钠钙玻璃，与伊斯兰玻璃器一致，推定属于9-10世纪的产物。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出土的一件磨刻花折肩浅蓝色玻璃瓶，地宫修建年代推定为公元977年左右;1971年出土于安徽省无为县宋塔的一件磨刻花敞口细颈折肩蓝色玻璃瓶，该塔封闭年代约为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公元1036年。这几件玻璃瓶均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具体年代可考、造型与出现于北宋末年的瓷质纸槌瓶造型类似的器物。
三.纸槌瓶仿制伊斯兰玻璃器的原因及证据
从目前已出土的玻璃瓶年代推定上来看，最早的细颈折肩式伊斯兰玻璃瓶传入宋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1036年以前，早于瓷质纸槌瓶最早出现的时间公元1100年，在时间上存在合理的前后关系;其次，从已发现的瓷质纸槌瓶的窑址来看，北宋汝窑、张公巷窑、南宋龙泉窑等均属于北宋或南宋时期的官瓷出产地。而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玻璃器作为外来贡品，从其目前所出土的位置均为寺庙或权贵阶层墓葬可以看出，这类器物造型在当时的上流阶层审美中也有着较高的地位，多为权贵及皇室使用或收藏，受到当时士大夫及王室的喜爱，各官窑极有可能以仿制伊斯兰玻璃瓶的外形，追随审美潮流。
宋代时社会经济都处在较为稳定发达的时期，海上贸易繁盛，社会风气开放，伊斯兰玻璃因此而得以大量传入。这些器物在当时的社会受到文人士大夫、权贵王室阶层的珍视和欢迎——当时文人为官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伊斯兰玻璃器的运输路途十分艰辛，于是这类透明精致又饱经风雨的器物，符合了宋代时文人对于高洁品质的期待，适时成为了当时文人们寄托品格情思的物件。有关这一情况，我们在许多的诗词中都能够窥见其身影，例如北宋张耒在《琉璃瓶歌赠晁二》中对于伊斯兰玻璃器运输过程的描写：“大舶映天日百程，怒帆吼风战飞鹏。舟中之人怪眉睛，兽肌鸟舌髻翘撑。万金明珠络如绳，白衣夜明非缟缯。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以及下半阙对于器物本身的赞美：“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择人而归今子授。烂然光辉子文章，清明无垢君肺肠。比君之德君勿忘，与君同升白玉堂。”不难看出，伊斯兰玻璃器已然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之间收藏和互赠的良好选择以及君子品格的体现。
伊斯兰玻璃器来自海外，数量稀少而珍贵，除去造型深受喜爱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伊斯兰玻璃的成分多为钠钙玻璃，且吹制技术成熟，气泡少，耐热耐冷，实用性比本土玻璃要高。但当时中国本土的玻璃生产并不尽如人意，大多属于铅钡玻璃，耐热性较差，多只能用作装饰品，无法生产出足以媲美伊斯兰玻璃器的玻璃制品。这也成为选择伊斯兰玻璃器进行瓷化仿制的原因。
当时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以御贡瓷窑对伊斯兰玻璃瓶进行瓷化改造和模仿的方式，来留住玻璃器的美丽，是十分可行的。通过对当时汝窑瓷釉的成分测定和相关文献记载，汝窑的玻璃釉开始采用玛瑙入釉，也就是二氧化硅。它与玻璃的成分相同，且其中碱式助熔剂的成分增多，致使瓷釉成色更好，达到玻璃般纯粹的效果，从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瓷器“类冰似玉”的追求。而碱式助熔剂正是伊斯兰玻璃器烧制时所常采用的方式。另外，我们从打捞于印尼、年代约为五代末宋初的井里汶沉船遗物中可以窥见当时伊斯兰玻璃的交易情况：船上除了成型的玻璃器外，还有部分没有定型的玻璃，推测可能是运往中国成为本土玻璃的原料。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传入到中国的伊斯兰玻璃极有可能为当时的官瓷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有部分玻璃也成为了瓷釉的原料。 除去造型上的相似以外，宋代瓷器中的部分刻花装饰手法，也和伊斯兰玻璃普遍采用的磨刻花技法有共同之处，这一点谢明良与马文宽在讨论时都有提到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当时的瓷窑，对于精致的外来伊斯兰玻璃器，确实存在有模仿和学习的行为。
四.结语
瓷质纸槌瓶最早出现于宋代，而后随着时间变化，朝代更替，对于瓷器审美的不断变化发展，也逐渐进行了更加本土化的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出现的确成为了中国瓷器燒制中独特的一道风景，秀致沉稳，简洁素雅，是风采绰约的宋瓷系统中的代表之一。
本文采用对比法，对于宋代瓷质纸槌瓶的造型来源进行了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思考，梳理了辽宋时期我国境内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的造型、传入时间，以及宋代汝窑、张公巷窑等窑口出产的瓷质纸槌瓶的造型和生产时间，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了瓷质纸槌瓶与伊斯兰玻璃器的仿制关系，在器型、原料以及工艺技法上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谢明良：院藏两件汝窑纸槌瓶及相关问题.陶瓷手记卷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马文宽：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3]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研究[M].文物出版社.1989.
[5]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文物出版社.2005.
[6]张耒：张右使文集[G].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影印旧抄本.1922.
[7]杜佑：通典[G]，商务印书馆，1935.
[8]吕变庭：伊斯兰玻璃制品对宋朝经济生活的影响[J].民族历史研究.2009（01）.
[9]吕成龙：试论汝窑的几个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04）.
[10]叶英挺：宋代龙泉窑纸槌瓶漫谈[J].东方收藏.2014（01）.
[11]董波：试论伊斯兰玻璃对宋代官瓷的影响[J].中国美术研究.2019（01）.
[12]刘刚：法门寺出土玻璃器——伊斯兰早期玻璃的发现与探索[J].上海文博论丛.2005（01）.
[13]李特：瓷质纸槌瓶溯源[J].艺术市场.2018（09）.
[14]齐东方：玻璃料与八卦镜——井里汶沉船文物札记[J].故宫博物馆院刊.2007（06）.
[15]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J].考古.1990（12）.
[16]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独乐寺塔[J].考古学报.1989（01）.
[17]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11）.
[18]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J].文物.1972（08）.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简介[J].文物.1972（01）.
作者简介：宋蕾杰（1997.09—），女，湖南省湘潭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