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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巫山蓝家寨遗址2012W LH1灰坑出土的动物骨骼为样本，分析其表面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探讨其内在反映出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丰富巫山地区的动物考古内容。
关键词：巫山蓝家寨；动物骨骼；人类行为
【中图分类号】K878
巫山蓝家寨遗址2012W L H1年代为东周时期，以春秋为主。其主要包含物为动物骨骼，其与人类及其它动物活动有关的痕迹标本，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可以做些有意义的分析。
一、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标本
人类在动物骨骼表面遗留痕迹，一般可分为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和文化意识性行为痕迹2类。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约包括狩猎性行为痕迹、屠宰分食性痕迹、食用加工性痕迹、驯化使用性生产痕迹、骨料加工与骨器制作痕迹等。文化意识性痕迹包括文字与符号刻划、艺术品创作等。蓝家寨遗址骨骼表面主要发现有一些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
（一）屠宰分食性痕迹
2012 L H1：29，狗右肱骨。在肱骨头下面的凹窝处，有3条切割性痕迹。1条在内侧面，从内上方向外下方切割，该切割痕迹较短。另2条在外侧面，从外上方向内下方切割；1条切割痕迹较短，1条切割痕迹较长。较长的1条与内侧切割痕迹延伸线相交约呈90゜。在该肱骨远端外侧髁表面，也发现有1条较长的切割痕迹。切割痕迹基本呈横向，痕迹长轴与肱骨长轴接近垂直。蓝家寨遗址这几件保存有屠宰分食性痕迹的标本上，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其分布位置有规律，均处于骨骼关节连接部位。这种分布位置的规律性，显示主体（工作者）在对客体（动物）进行屠宰分割时，其分割位置具有选择性和固定性。二是其切割痕迹基本都与骨骼长轴垂直，清楚地显现出具有把不同骨骼相分离的工作意图。三是这些切割痕迹主要是粗细均匀的细线型，与金属刃具的工作状况相符，而与史前遗址中石器刃具切割痕特征相异。此前人们已认识到，石器刃具切割痕一般较短、较粗，边缘具骨纤维质断层翘边现象，而金属刃具切割痕一般较长、较细，痕迹粗细匀称、边缘整齐。
（二）食用加工性痕迹
2012 L H1：S15，猪右di2。该枚家猪乳门齿，其它部位形态、颜色呈自然状态，唯独门齿唇侧临近齿根部位（该部位处于嘴唇处），有很明显的火烧过的黑色痕迹。局部火烧痕较重，有碳化迹象。遗址中发现被火烧过的骨骼，以前常见有骨骼内外壁均呈黑色，或者牙齿上整体被烧成黑色。我们发现的这件的家畜猪门齿，却是牙齿其它部分都保持原色未变（齿冠仍保持哺乳动物乳齿规律性的洁白色），而与嘴唇连接的齿根却被烧得很重。考虑到该处火烧痕迹的所处位置，与人们对猪头火烧去毛或熏烧制腊时重点火烧的部位相同，我们认为该处火烧痕可能是人们对猪头进行食物加工时（火烧去毛或熏烧制腊）所遗留。
（三）驯化使用性生产痕迹
該类痕迹现象，主要是在1件马第2上前臼齿嚼面上，发现有被马衔磨蚀留下的痕迹。2012 L H1：31，马左P2，该枚上前臼齿齿冠面保存完整，但在齿冠前端嚼面，被磨蚀出一个宽浅的斜凹槽。这种宽浅的磨耗痕，是给马佩戴马衔、驾驭马所致。马衔是放置在马嘴里的金属条状物，现代人使用马衔，一般安放在马门齿和前臼齿之间的齿隙中，也有使用不规范，放置于马前臼齿之上的。但无论是放在齿隙间或者前臼齿之上，由于马衔的活动性，常常会在马前臼齿嚼面上磨耗出较重的磨蚀痕。中国先秦时期的马衔已出土较多，其形态主要是由2根相互连接的铜条组成 。利用马衔驾驭马在先秦时已使用广泛，如《战国策·秦策一》记“伏轼撙衔，横历天下”。但是，在动物考古骨骼材料上，发现使用马衔所产生的痕迹现象还缺乏报道。蓝家寨遗址的标本，为以后从骨骼材料上分析马具使用情况增添了资料。
二、骨骼痕迹反映出的区域经济、文化交流
遗址中发现的中华鲟标本，反映出了三峡地区长江干流和周围支流深山腹地之间的重要经济交流现象。长江干流截流前中华鲟天然产卵场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下游，每年9～11月洄游至产卵场产卵。产卵场江面宽1～2公里，河道弯曲，有12～25米的水下深槽，复杂的地形使江水不断上下翻滚。三峡河道，是中华鲟上溯的通道，但并不是产卵场。三峡江段的支流，均为水面狭窄、溯源迅速变浅或干涸的山溪类型。大宁河虽然是该江段的主要支流，然亦“冬令水涸”。因此，中华鲟在三峡江段没有游入支流的生态，即使有，也不可能在枯水期溯支流进入深山腹地（中华鲟进入三峡时间为冬月）。因此，蓝家寨遗址发现的中华鲟标本，毫无疑问是长江干流临江而居的人们的渔获物。该标本应是江边居民渔获后，与周围深山地区人们在进行物质交流时，被流传、携带至至周围地区的。蓝家寨遗址距长江约35公里，该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至少在沿江35公里的范围之内，三峡地区存在有频繁的经济交流。
遗址中发现有马上前臼齿被马衔磨蚀、改造的痕迹，该标本以马的骨骼变化状况，体现三峡地区春秋时期人们使用马衔对马进行驾驭的技术行为。使用马衔驾驭马，在我国先秦时期已很普遍。《诗经·秦风·驷驖》“輶车鸾镳”，“镳”即马嚼子露出口外的部分。从先秦“輶车鸾镳”，到西汉“断镳衔以驰骛兮”，至于北魏孝文帝说出“分路扬镳”，我们可以看出，“扬镳”是中国自古以来通过利用马嚼子驱马向前的固定性技术动作。蓝家寨遗址骨骼标本，向我们以骨骼实物展示出古代人以马嚼子驾驭马的技术行为，以及该技术在我国古代的长期传承与传播。
参考文献：
[1]武仙竹：《微痕考古初论》，《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第124～140页。
[2] 袁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3] 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4] 安家媛、袁靖：《新疆察吾乎沟口一、三号墓地动物骨骼研究报告》，《考古》1998年第7期。
[5] 杜迺松编：《中国古代青铜器小辞典》，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6～67页。
[6] 四川省长江水资源调查组：《长江鲟鱼类生物學及人工繁殖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页。
[7]杨伟兵：《渝宜段川江水系的历史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16（1）：168～22页。
作者简介：
姓名：刘玉洁（1986.12—） 河南 登封人
关键词：巫山蓝家寨；动物骨骼；人类行为
【中图分类号】K878
巫山蓝家寨遗址2012W L H1年代为东周时期，以春秋为主。其主要包含物为动物骨骼，其与人类及其它动物活动有关的痕迹标本，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可以做些有意义的分析。
一、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痕迹标本
人类在动物骨骼表面遗留痕迹，一般可分为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和文化意识性行为痕迹2类。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约包括狩猎性行为痕迹、屠宰分食性痕迹、食用加工性痕迹、驯化使用性生产痕迹、骨料加工与骨器制作痕迹等。文化意识性痕迹包括文字与符号刻划、艺术品创作等。蓝家寨遗址骨骼表面主要发现有一些经济生产性行为痕迹。
（一）屠宰分食性痕迹
2012 L H1：29，狗右肱骨。在肱骨头下面的凹窝处，有3条切割性痕迹。1条在内侧面，从内上方向外下方切割，该切割痕迹较短。另2条在外侧面，从外上方向内下方切割；1条切割痕迹较短，1条切割痕迹较长。较长的1条与内侧切割痕迹延伸线相交约呈90゜。在该肱骨远端外侧髁表面，也发现有1条较长的切割痕迹。切割痕迹基本呈横向，痕迹长轴与肱骨长轴接近垂直。蓝家寨遗址这几件保存有屠宰分食性痕迹的标本上，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其分布位置有规律，均处于骨骼关节连接部位。这种分布位置的规律性，显示主体（工作者）在对客体（动物）进行屠宰分割时，其分割位置具有选择性和固定性。二是其切割痕迹基本都与骨骼长轴垂直，清楚地显现出具有把不同骨骼相分离的工作意图。三是这些切割痕迹主要是粗细均匀的细线型，与金属刃具的工作状况相符，而与史前遗址中石器刃具切割痕特征相异。此前人们已认识到，石器刃具切割痕一般较短、较粗，边缘具骨纤维质断层翘边现象，而金属刃具切割痕一般较长、较细，痕迹粗细匀称、边缘整齐。
（二）食用加工性痕迹
2012 L H1：S15，猪右di2。该枚家猪乳门齿，其它部位形态、颜色呈自然状态，唯独门齿唇侧临近齿根部位（该部位处于嘴唇处），有很明显的火烧过的黑色痕迹。局部火烧痕较重，有碳化迹象。遗址中发现被火烧过的骨骼，以前常见有骨骼内外壁均呈黑色，或者牙齿上整体被烧成黑色。我们发现的这件的家畜猪门齿，却是牙齿其它部分都保持原色未变（齿冠仍保持哺乳动物乳齿规律性的洁白色），而与嘴唇连接的齿根却被烧得很重。考虑到该处火烧痕迹的所处位置，与人们对猪头火烧去毛或熏烧制腊时重点火烧的部位相同，我们认为该处火烧痕可能是人们对猪头进行食物加工时（火烧去毛或熏烧制腊）所遗留。
（三）驯化使用性生产痕迹
該类痕迹现象，主要是在1件马第2上前臼齿嚼面上，发现有被马衔磨蚀留下的痕迹。2012 L H1：31，马左P2，该枚上前臼齿齿冠面保存完整，但在齿冠前端嚼面，被磨蚀出一个宽浅的斜凹槽。这种宽浅的磨耗痕，是给马佩戴马衔、驾驭马所致。马衔是放置在马嘴里的金属条状物，现代人使用马衔，一般安放在马门齿和前臼齿之间的齿隙中，也有使用不规范，放置于马前臼齿之上的。但无论是放在齿隙间或者前臼齿之上，由于马衔的活动性，常常会在马前臼齿嚼面上磨耗出较重的磨蚀痕。中国先秦时期的马衔已出土较多，其形态主要是由2根相互连接的铜条组成 。利用马衔驾驭马在先秦时已使用广泛，如《战国策·秦策一》记“伏轼撙衔，横历天下”。但是，在动物考古骨骼材料上，发现使用马衔所产生的痕迹现象还缺乏报道。蓝家寨遗址的标本，为以后从骨骼材料上分析马具使用情况增添了资料。
二、骨骼痕迹反映出的区域经济、文化交流
遗址中发现的中华鲟标本，反映出了三峡地区长江干流和周围支流深山腹地之间的重要经济交流现象。长江干流截流前中华鲟天然产卵场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下游，每年9～11月洄游至产卵场产卵。产卵场江面宽1～2公里，河道弯曲，有12～25米的水下深槽，复杂的地形使江水不断上下翻滚。三峡河道，是中华鲟上溯的通道，但并不是产卵场。三峡江段的支流，均为水面狭窄、溯源迅速变浅或干涸的山溪类型。大宁河虽然是该江段的主要支流，然亦“冬令水涸”。因此，中华鲟在三峡江段没有游入支流的生态，即使有，也不可能在枯水期溯支流进入深山腹地（中华鲟进入三峡时间为冬月）。因此，蓝家寨遗址发现的中华鲟标本，毫无疑问是长江干流临江而居的人们的渔获物。该标本应是江边居民渔获后，与周围深山地区人们在进行物质交流时，被流传、携带至至周围地区的。蓝家寨遗址距长江约35公里，该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至少在沿江35公里的范围之内，三峡地区存在有频繁的经济交流。
遗址中发现有马上前臼齿被马衔磨蚀、改造的痕迹，该标本以马的骨骼变化状况，体现三峡地区春秋时期人们使用马衔对马进行驾驭的技术行为。使用马衔驾驭马，在我国先秦时期已很普遍。《诗经·秦风·驷驖》“輶车鸾镳”，“镳”即马嚼子露出口外的部分。从先秦“輶车鸾镳”，到西汉“断镳衔以驰骛兮”，至于北魏孝文帝说出“分路扬镳”，我们可以看出，“扬镳”是中国自古以来通过利用马嚼子驱马向前的固定性技术动作。蓝家寨遗址骨骼标本，向我们以骨骼实物展示出古代人以马嚼子驾驭马的技术行为，以及该技术在我国古代的长期传承与传播。
参考文献：
[1]武仙竹：《微痕考古初论》，《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第124～140页。
[2] 袁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3] 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4] 安家媛、袁靖：《新疆察吾乎沟口一、三号墓地动物骨骼研究报告》，《考古》1998年第7期。
[5] 杜迺松编：《中国古代青铜器小辞典》，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6～67页。
[6] 四川省长江水资源调查组：《长江鲟鱼类生物學及人工繁殖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69页。
[7]杨伟兵：《渝宜段川江水系的历史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16（1）：168～22页。
作者简介：
姓名：刘玉洁（1986.12—） 河南 登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