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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足球最大的事儿，就是足协换届了。第11届全国足代会选举出新一届足协执委会。足代会开了11届，意味着刚选举出的足协执委会也是第11届了。这第11届执委会之所以比前10届更受关注，是由于这是中国足协第一次由体育系统之外的人士出任足协主席，而且足协执委会的构成也与前10届有巨大的差异。
因此，有人说这是中国足协脱胎换骨的一次改革，“动真格”的了。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脱的是“皮”而不是“骨”，换的是“瓶”而不是“酒”。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次堪称足协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换届改革呢？个人观点，新足协的特点是“两新”和“一旧”。“两新”给人以期待，“一旧”则给这种期待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
“两新”：人员新，组建的思路新
这次足协换届的“两新”，首先是足协主席由体育系统之外的原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出任。陈戌源尽管不能说与体育完全无关，中超卫冕冠军上港俱乐部就是他任期内亮帜并从恒大手里抢走中超桂冠的，不过，与前10届足协主席全部出自国家体委或体育总局领导、基本是正部级或副部级领导（只有个别情况下是正局级，比如年维泗）相比，把足协主席大权交给一个局外人，已然算是改朝换代了。有人担心陈戌源没有实权，其实他不仅会有实权，实际权力还会比他的前任大。
因为，这次足协换届有着完全不同以往的特殊背景。中国足球国家级球队层面的战绩每况愈下，青训荒废、人才短缺，职业联赛“伪职业”现象严重，社会舆论评价极为负面，把足协主席这块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而从最高领导人到最基层球迷对改变中国足球面貌的急切心情乃至国足下届世预赛出线的硬性指标，使体育系统决策层急于找人“接棒”转移压力。陈戌源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之下走上前台的。
为什么陈戌源会比他的前任更有实权？原因很简单，如果陈主席背后有人干预过多，一旦改革最终没有达到目标（概率要远远大于达到目标），责任是不好区分的。过去袁伟民是正部级，蔡振华是副部级，理论上权力很大，但他们既不懂足球，又不是只管足球，充其量只是个分管领导，与现代足球要求的高度职业化、市场化和专业管理能力格格不入。该干的事他们没动力干，也不会干。陈戌源就不一样了。他已退休，专干这件事。他想干好，至于能不能干好，不好讲，可是与他的前任比较，干好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些。
陈戌源是不是最理想的人选？肯定不是。足协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篮协改革成功的刺激，姚明的存在使中国篮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可惜中国足球没有姚明。于是，只能从投资人层面去寻找新的足协掌门人。够威望够资格的候选人只有3个：王健林，许家印，陈戌源。陈是3人里唯一的国企代表，足协主席转到国企老板手里，比直接交给私企老板，从“政治正确”角度是决策方更容易接受的。这3个人都不是干副职的材料，一个上位，另外两个只能出局。
另一“新”，是足协执委会的组成人员新。这个新不是单纯指换届换人，而是结构变了。以往足协执委会主要由足球重要省份的体育局长或足管中心主任组成，虽然也会吸收个别圈外人士加入，但基本是打酱油的，挂名而已。足协自身是官办机构，组成人员又大都是官员，办事机构成员全是体育系统身份，官场作风、政绩思路和短期行为是避免不了的。这一届打破了前10届的惯例，执委会35人是人数最多的一届，更在于人员结构有了颠覆性改变。
35名执委里，除主席陈戌源和秘书长、前lMG中国副总裁刘奕之外，来自总局体育系统的官员只有副主席杜兆才、纪委书记闫占河和执委张剑3人;地方体育官员只有天津市体育局长李克敏1人;省市足协代表，只有北京刘军、武汉付翔、新疆许明、内蒙古吴刚、成都辜建明5人，其中许明是企业老板;俱乐部代表亦是5人，包括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京辉、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孙华 ，另外3人是建业出来的河南足球基金会理事长杨楠、恒大俱乐部党支部书记乐庸文、绿城中国总裁张亚东。球员、教练出身的有5人，副主席高洪波、孙雯，主要是弥补足协没有姚明的遗憾，代表专业人士;执委沈祥福、马明宇、邵佳一将负责足协技术、训练等部门;金哨孙葆洁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裁判界代表。
其余13人，2人是地方政府主官，5人出自教育系统，3人出自媒体，1人出自球迷协会，再加上军委训练管理部负责军事体育训练的官员代表，还有取得亚足联赛事媒体版权的当代明诚董事长易仁涛。可以说，这份执委名单基本涵盖了与中国足球有关的各行各业。
一把手是新的，整个执委会人员结构是新的，新足协的工作思路也会是新的。
“一旧”：“两个一流”是俗套更是羁绊
只是，这“两新”会不会为中国足球带来质变，现在谁也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足球数十年痼疾积重难返，指望足协主席换人和足协执委会变结构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无异于天方夜谭。姚明在中国篮协的成功，来源于他以自己的NBA经历和权威，把中国篮球带上了按规律办事的道路。陈戌源能否成为足球界的姚明，关键因素亦是“规律”二字。
陈戌源正式入主足协后多次表态，中国足球要按规律办事，不能急功近利。他谈到的尽快成立职业联盟、推动体教结合增加足球人口、打好青训基础和“归化不会成为常态和主流”等，也的确都是涉及足球规律的原则性问题。但是，陈戌源对中国足球规划中“两个一流”的强调，与他的前任并无差别，是跟“两新”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旧”。
“两个一流”，即“10年内，中国男足进入亚洲一流，中国女足进入世界一流”。这是2016年中国足球规划里的提法。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符合足球發展规律。“亚洲一流”指什么？是指中超联赛达到亚洲一流，还是指国家队达到亚洲一流？恐怕只能是国家队。女足的“世界一流”就更明确，显然是指国家队世界大赛成绩一流。这种提法，是“国家队优先”思路的延续。说句实话，无论男女足，10年之内都很难达到这两个“一流”。
比如男足，公认的“亚洲一流”，应是国家队必须成为世界杯决赛圈常客;女足的“世界一流”，至少要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上跻身四强。实事求是地讲，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做不到还要当规划和任务提出来，而且有具体时间限制，新足协也只能像老足协那样，回到全力以赴抓国家队的老路上去。陈戌源说，我要抓明天，更要抓今天，今天的当务之急便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明年东京奥运会足球赛。可是，光抓今天你就忙不过来，明天谁去抓呢？
中国足球的症结，正在于人人都想摘果子，却没有人愿意去栽果树。有人说，日本足球、韩国足球20年前就已经做了的事情，中国足球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做。陈戌源是那个甘愿为20年后的中国足球栽树的人吗？到那时，他83岁。
因此，有人说这是中国足协脱胎换骨的一次改革，“动真格”的了。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脱的是“皮”而不是“骨”，换的是“瓶”而不是“酒”。那么，该如何看待这次堪称足协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换届改革呢？个人观点，新足协的特点是“两新”和“一旧”。“两新”给人以期待，“一旧”则给这种期待蒙上一层薄薄的阴影。
“两新”：人员新，组建的思路新
这次足协换届的“两新”，首先是足协主席由体育系统之外的原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出任。陈戌源尽管不能说与体育完全无关，中超卫冕冠军上港俱乐部就是他任期内亮帜并从恒大手里抢走中超桂冠的，不过，与前10届足协主席全部出自国家体委或体育总局领导、基本是正部级或副部级领导（只有个别情况下是正局级，比如年维泗）相比，把足协主席大权交给一个局外人，已然算是改朝换代了。有人担心陈戌源没有实权，其实他不仅会有实权，实际权力还会比他的前任大。
因为，这次足协换届有着完全不同以往的特殊背景。中国足球国家级球队层面的战绩每况愈下，青训荒废、人才短缺，职业联赛“伪职业”现象严重，社会舆论评价极为负面，把足协主席这块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而从最高领导人到最基层球迷对改变中国足球面貌的急切心情乃至国足下届世预赛出线的硬性指标，使体育系统决策层急于找人“接棒”转移压力。陈戌源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之下走上前台的。
为什么陈戌源会比他的前任更有实权？原因很简单，如果陈主席背后有人干预过多，一旦改革最终没有达到目标（概率要远远大于达到目标），责任是不好区分的。过去袁伟民是正部级，蔡振华是副部级，理论上权力很大，但他们既不懂足球，又不是只管足球，充其量只是个分管领导，与现代足球要求的高度职业化、市场化和专业管理能力格格不入。该干的事他们没动力干，也不会干。陈戌源就不一样了。他已退休，专干这件事。他想干好，至于能不能干好，不好讲，可是与他的前任比较，干好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些。
陈戌源是不是最理想的人选？肯定不是。足协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篮协改革成功的刺激，姚明的存在使中国篮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可惜中国足球没有姚明。于是，只能从投资人层面去寻找新的足协掌门人。够威望够资格的候选人只有3个：王健林，许家印，陈戌源。陈是3人里唯一的国企代表，足协主席转到国企老板手里，比直接交给私企老板，从“政治正确”角度是决策方更容易接受的。这3个人都不是干副职的材料，一个上位，另外两个只能出局。
另一“新”，是足协执委会的组成人员新。这个新不是单纯指换届换人，而是结构变了。以往足协执委会主要由足球重要省份的体育局长或足管中心主任组成，虽然也会吸收个别圈外人士加入，但基本是打酱油的，挂名而已。足协自身是官办机构，组成人员又大都是官员，办事机构成员全是体育系统身份，官场作风、政绩思路和短期行为是避免不了的。这一届打破了前10届的惯例，执委会35人是人数最多的一届，更在于人员结构有了颠覆性改变。
35名执委里，除主席陈戌源和秘书长、前lMG中国副总裁刘奕之外，来自总局体育系统的官员只有副主席杜兆才、纪委书记闫占河和执委张剑3人;地方体育官员只有天津市体育局长李克敏1人;省市足协代表，只有北京刘军、武汉付翔、新疆许明、内蒙古吴刚、成都辜建明5人，其中许明是企业老板;俱乐部代表亦是5人，包括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京辉、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孙华 ，另外3人是建业出来的河南足球基金会理事长杨楠、恒大俱乐部党支部书记乐庸文、绿城中国总裁张亚东。球员、教练出身的有5人，副主席高洪波、孙雯，主要是弥补足协没有姚明的遗憾，代表专业人士;执委沈祥福、马明宇、邵佳一将负责足协技术、训练等部门;金哨孙葆洁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裁判界代表。
其余13人，2人是地方政府主官，5人出自教育系统，3人出自媒体，1人出自球迷协会，再加上军委训练管理部负责军事体育训练的官员代表，还有取得亚足联赛事媒体版权的当代明诚董事长易仁涛。可以说，这份执委名单基本涵盖了与中国足球有关的各行各业。
一把手是新的，整个执委会人员结构是新的，新足协的工作思路也会是新的。
“一旧”：“两个一流”是俗套更是羁绊
只是，这“两新”会不会为中国足球带来质变，现在谁也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足球数十年痼疾积重难返，指望足协主席换人和足协执委会变结构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无异于天方夜谭。姚明在中国篮协的成功，来源于他以自己的NBA经历和权威，把中国篮球带上了按规律办事的道路。陈戌源能否成为足球界的姚明，关键因素亦是“规律”二字。
陈戌源正式入主足协后多次表态，中国足球要按规律办事，不能急功近利。他谈到的尽快成立职业联盟、推动体教结合增加足球人口、打好青训基础和“归化不会成为常态和主流”等，也的确都是涉及足球规律的原则性问题。但是，陈戌源对中国足球规划中“两个一流”的强调，与他的前任并无差别，是跟“两新”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旧”。
“两个一流”，即“10年内，中国男足进入亚洲一流，中国女足进入世界一流”。这是2016年中国足球规划里的提法。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符合足球發展规律。“亚洲一流”指什么？是指中超联赛达到亚洲一流，还是指国家队达到亚洲一流？恐怕只能是国家队。女足的“世界一流”就更明确，显然是指国家队世界大赛成绩一流。这种提法，是“国家队优先”思路的延续。说句实话，无论男女足，10年之内都很难达到这两个“一流”。
比如男足，公认的“亚洲一流”，应是国家队必须成为世界杯决赛圈常客;女足的“世界一流”，至少要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上跻身四强。实事求是地讲，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做不到还要当规划和任务提出来，而且有具体时间限制，新足协也只能像老足协那样，回到全力以赴抓国家队的老路上去。陈戌源说，我要抓明天，更要抓今天，今天的当务之急便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明年东京奥运会足球赛。可是，光抓今天你就忙不过来，明天谁去抓呢？
中国足球的症结，正在于人人都想摘果子，却没有人愿意去栽果树。有人说，日本足球、韩国足球20年前就已经做了的事情，中国足球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做。陈戌源是那个甘愿为20年后的中国足球栽树的人吗？到那时，他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