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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大妈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出现，绝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女性个体自我聚合的结果。20世纪以来，在整个国家追逐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几代中国女性所共同遭受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境遇变迁，在广场上形成了历史投影与现实反照。国家、父权、市场等因素，正在以看不见的手，建构、规范、定义、消溶着她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世界。
在历史、文化、社会的深层断裂之中，这些卑微的个体正在以一种积极主动甚至整齐划一的心态，风雨无阻地参与到广场舞中。对于中老年女性重建个人意义世界的深层心理需求而言，广场舞几乎成为了她们唯一的选择。
回到广场，回到宏大叙事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成果之一，就是女性不再淡出历史视野，而是作为社会“进步”与否的象征，被纳入到强国梦的宏大叙事之中。
“广场舞大妈”这一代也一样，这些人大都有过广场政治的早期经验，正是在广场政治日益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她们学会了“压迫”、“剥削”、“翻身”、“解放”等等政治词汇，用以泾渭分明地分析历史、解释世界、憧憬未来。无论是聚在一起载歌载舞，还是组织起来共同膜拜领袖的指示，广场上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鲜明的秩序感和无穷的意义感。而年轻的她们又是多么地积极上进，多么地热血沸腾，多么地充满了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内心渴望。
然而，当广场政治于70年代中后期被政权抛弃，伴随着广场政治而生的一代人，也丧失了生命的激情与人生的意义感。此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再参与大型集体活动、公共社交和群体性运动。而在几年前，当几个年龄相仿的中老年妇女聚在或大或小的广场和空地上，随着摆在地上的录音机里的音乐伸胳膊动腿的时候，她们仿佛重新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新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感。
在最初的几年里，广场舞大妈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松散的自发组织，无疑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身份。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氛围影响下，公民健康议题的重要性被高调提出，并成为了国家回应外界质疑、向国际社会展示软实力的举措，而广场舞大妈随处可见的、充满活力的健身行为，正好契合了国家发展战略。于是，代表着权威的政府部门和官方媒体开始把正当性、合法性赋予广场舞，把大妈们当作全民健身的“代表”、“象征”和“典范”。中国大妈早们已远离这些激动人心的字眼儿，她们对于重回主流视野感到价值重现，在政府推动的培训、汇演、竞赛体系中表现出极大热情，广场舞的狂潮在中老年女性群体一发不可收拾。
广场舞的兴起，既应和了民间需求，也受益于政府扶持，对于大妈们而言，这意味着可以以健身、消遣的名义，重新培养、建立对广场及类似的公共空间的情感联系，重新体验那种熟悉的意义感与价值感。
不存在的“解放”与必然的“出走”
广场舞大妈大多出生、成长于1949年之后，他们成长的日子里，在所有学到的政治词汇中，最能在她们内心引起跌宕情绪的，无疑就是“妇女的解放”。从广场上荡气回肠的高音喇叭广播中她们知道，自己生在比以往任何年代的妇女都幸福的时期，可以自由地走出家门，从事社会劳动，参与国家大事和祖国的建设。因此，不管是和亲友一起上山种地，还是与伙伴聚在广场上高呼口号、背诵语录，或者后来幸运地招工进厂、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一切的一切都让她们相信，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尽管新政权打破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约束与规制，将她们正式引入公共领域，但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社会系统的父权制却一直以一种隐身的方式奇偶默默延续下来。女性在完成每日的劳动、工作之余，仍要承担传统的家务角色，相夫教子。相比之下，丈夫们尚有余暇喝酒、饮茶、下棋、读书、吹拉弹唱，有一些足以舒缓身心的闲情逸致，但“新女性”却要承受工作、家务双重负累的叠加，也导致了她们精神生活的长期匮乏，从而进一步瓦解和摧毁着她们的价值世界。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家庭哺育功能和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没有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得到充分的尊重，反而成为了她们天生低劣的判断标准，造成了她们在日后的职业、社会竞争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健康与精神愉悦的双重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意义的虚无感，共同构成了广场舞大妈的现实生存状况。
可以想见，当广场舞这种对技术难度、身体状况、专业功底、场地大小等等都要求不高的健身形式出现，对于这一群体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吸引力。每到饭后茶余，她们结束了琐碎无聊的家务劳动，短暂地从家庭环境“出走”，聚合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随着音乐开始舞动，进入某种程度的个人世界的时候，此刻的她们，正在凭借自身的努力，尽力去消解这种生命的无意义感，重新寻找作为“自我”而存在的主体性地位。
寻找属于她们的世界
在成长的过程中，广场舞大妈们无疑曾被刻上集体主义的深深印记。随着时代的转变，“市场”、“竞争”、“个人奋斗”取代“革命”、“奉献”、“阶级敌人”，成为新的政治词汇，集体主义的土壤也土崩瓦解，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这一代中老年女性熟悉的生活场景的深刻变迁，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世界被尽数掏空。
曾经聚在一起互相揶揄、互帮互助的乡里乡亲，成为了市场导向下的隔膜者与竞争者；曾经探头探脑打听对方隐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搬进了对面铁窗紧锁的防盗门；曾经吵吵嚷嚷、但又不乏天伦之乐的大家庭，随着儿女工作的搬迁而变得安静异常，令人心慌；曾经在乡土社会游刃有余的人情礼法与价值法则，在现代社会的人情淡薄中处处碰壁，毫无借鉴意义……
孤独、寂寥、对外界无可把握的深深恐惧，正在成为大妈们晚年生活最为深切的生命体验。
只有在清晨或傍晚，生活才变得熟悉起来。几个老姐妹一起跳着舞蹈，或是在音乐结束后彼此分享儿女的故事，彼此收获羡慕、鼓励或者接受同情、理解，这一刻，她们仿佛重新回到了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重新感受到了日益消逝的生命激情，重新想起了已然迟暮的自己拥有过的生命意义。在她们的心目中，无论是大还是小，门前的那片广场，都成为她们抵御个体恐慌、找寻生命意义的唯一场域。
然而，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意义世界，很快受到外界的质疑与挑战，广场舞大妈重新陷入了困惑与迷茫。对于这些孤独的个体而言，公民权利、公众利益、个人自由，都是有些陌生、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词汇，它们将构成大妈们自我更新、自我调整、自我定位的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