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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色情行业，强哥说，“在一个社会的发展里，到哪一步都是有考慮的。你发展工业，喂，整个都是工业，可行吗？就算你有工业都好，我为什么一定要去你那个地方发展？譬如我想投资，我到那里，是穿州过省，是‘一支公’（一个人）过去的。我也有需要，难道飞回去找老婆？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被孤立的“小姐”
香港不禁止成人之间的有偿性行为，允许一楼一凤存在。所谓一楼一凤，是指一个单元里面可以有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这名女子被称为“凤姐”。但如果一个单元里有超过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即“一楼多凤”，她们将被视为卖淫集团，属违法，此地也被视为违法的卖淫场所，在警方清扫之列。
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137条规定：“任何人明知而完全或部分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这是港人俗称的“不得依靠妓女为生”法例，即若有第三者通过他人的性交易而获利，比如组织管理者、皮条客等，都不合法。 也正因此，香港的色情场所例如夜总会、桑拿等，原则上不允许有直接的性交易。在夜总会里，“小姐”分木鱼和金鱼两种，木鱼可出台，金鱼则只给客人看。客人有性需要，只能在场内和“小姐”谈好价，然后到外面的酒店完成交易。如果警方查到场内有性交易，场子拥有者会因组织卖淫遭到起诉，而嫖客和“小姐”不会受到处罚，但警方会通知其家属来领人——在华人社会里，这已是很大的惩罚。
不过，由于香港管理方式含糊，一些夜场会给客人提供性服务，只是这种方式未成为主流，且店方不能就此宣传张扬。肥龙说，“香港这个地方，尊重人的欲望，给你谋生的空间，让你玩。但无论是嫖客也好，老板也好，都不能太张扬。毕竟香港的定位是大都市，不可能让色情业出位的。”
关于行业状况，肥龙逐一向我们介绍：“香港的色情场所，高档的是大型夜总会——现在基本上倒闭了。所谓的大型夜总会，是类似大富豪、中国城这种场子，你进去的话，每晚没有5000元（港币，下同）就不能出来，这5000元还只是酒水，不包括出台费。次一等的夜总会，700元两个小时，还苟延残喘着。”
“还有一种就是一楼一凤，这是香港传统就有的。一楼一凤胜在安全，不会被抓的。在一楼一凤之外，就增添了一样‘上楼骨’（做按摩服务的个体户），最近很流行。”
“再低档一点的有两种，一种叫马槛，一种叫指压。马槛的挂牌是时租酒店，客人来了后，马槛的人会叫马夫（皮条客）带女的过来，35分钟，服务是简单直接的性行为。所谓指压呢，其实跟‘上楼骨’差不多，就是女的年纪大一点。”
陆广（化名）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罪案新闻采访的香港资深媒体人，他说：“香港的寻欢文化，是比较含蓄的，着重在一间房里喝酒、聊天、唱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下半场（性交易）的。有些地方的色情服务，是单纯为了满足客人的发泄。”
香港的色情场所是否有选秀？肥龙说，“那不行，没那么多女的，另外警方不会允许这种出头鸟存在，一定打你。枪打出头鸟，在各地都一样的。”
香港有家网站，刚开始只是在网上做卖淫宣传，后来发展成一条龙：到内地找“小姐”下来，自己开场经营，自己做宣传推广。肥龙说，“香港不能组织卖淫，而且他们太出位了，最近就被警方端了，判刑估计不会轻。”
“青鸟”是香港的一个NGO，为当地性工作者提供各种帮助。该组织的项目主任徐敏姿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虽然一楼一凤不违法，但香港有‘不得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法例，性工作者不能雇佣中介、保安、清洁阿姨，不能上街拉客（《刑事罪行条例》第147条：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或在公众可见的情况下，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即属犯罪），只能等客人来。也就是说，她们是被孤立了的。”
有一个案例在香港曾引起争议。由于工作需要，“凤姐”需要用到大量毛巾，她们将毛巾拿到洗衣店去。有家洗衣店因此被认为可能涉嫌“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徐敏姿说，“香港这条法例引起很多争议，衍生出很多问题。有人说，如果严格执行，那么性工作者的子女是不是也应该被抓捕？因为他们也是‘依靠他人卖淫收入为生’啊。所以法官在裁决这种案子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外部环境因素，比如刚刚说的那家洗衣店，需要分析它的收入里，有多少比例是从性工作者那里来的，还要考虑这家店当初是否为了做性工作者的生意而开设的。”
不过，马夫这一类人群，则可以因为触犯这条法例而入罪，因为马夫就是俗称的“皮条客”，其收入完全跟卖淫有关。也正因此，马夫带“小姐”去马槛时，在路上一般要跟“小姐”拉开十几步的距离，以示自己和对方没有关系。
会为了LV包卖淫
蓝玉（化名）是香港油尖旺区一家色情场所的按摩女，接受我们采访当日，她没有浓妆，也不见口红，行头和街上所见的普通女士没有区别，只是可以明显看出有很重的黑眼圈。
“上班是通宵，可能血气不足吧，我的手脚经常是冰冻的。”蓝玉今年26岁，香港人，在场子里的服务项目是全套。她上班以来，还没有见过警察来查，“人人都說我们做这一行的收入高，但不管你信不信都好，我每天下来，通常只挣到1000元而已。”
她3个月前入行，拒绝透露入行的原因，每月除了例假外，其余时间都上班。“有些北姑很厉害，比如我们这里的一个头牌，每个月干10天，挣到两三万，然后就回内地玩20天，没钱了再回来开工。”
这位一线从业者告诉我们，有部分香港玩家，到外面转了一圈之后，反而喜欢回到本地玩，“其实出来玩嘛，无非就那几样东西，你非要给人家那么多花巧的服务项目，一会儿问你‘先生你要不要这个啊’，过一会儿又问你‘先生你要不要那个啊’，会让客人觉得敷衍，像走过场一样。”
“在我们这边，‘吹’的时候都要求客人戴套，这是行规了。也有不守规矩的，如果客人肯额外给女的小费，女的又愿意，可以不用戴。外地客人挺多的，碰上豪气的，给的小费最少都是三四千元。”蓝玉说。
不戴避孕套会给健康带来隐患。在这一点上，肥龙喜欢日本的管理：在横滨有一条街，都是色情场所，街道东边的场子要求客人戴避孕套，西边的场子则可以不戴，经营者会将这些说得清清楚楚，客人需要哪种服务，就自己选择去哪边。
下班之后，蓝玉很少与同事接触，她很早就离家租房子住，跟爸妈说在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工作。当被记者问及准备做多久、转行的话想干什么时，她眼神迷茫，但回答得干脆利落，“不知道。”
“小姐”入行的原因五花八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钱。陆广说，“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又缺钱，还有哪个行当比这一行来钱快？不要太理性地去讨论她们为什么做这个、以后做什么，她们是今日不知明日事。职业周期？她们想的是能过今周而已。年轻漂亮的，去夜场，年纪大了就转去做一楼一凤。有很多凤姐还是有子女的，没了老公，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做凤姐之外，还有哪一份工作，能让她既挣到钱养家，还可以有时间照顾孩子？” 陆广顿了顿，继续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们进这一行，挣的是‘容易钱’。一旦挣开了这种容易钱，往往就抽不了身了。你叫她们转行去做服务员，既辛苦，钱又少，她们愿意吗？”至于刚入行的“小姐”，經营者也不需要对其进行心理诱导，“那是香港70年代的做法，现在早已经不需要了。大家都明白的，不是想做‘小姐’赚钱的，就不会进这一行。”
“香港没有逼良为娼这回事了，基本上都是自愿的。”肥龙说，“我还见过一些90后卖淫的，原因仅仅是为了买一个LV包，她们干活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场所，在楼梯里就可以进行了。”
徐敏姿认为，“小姐”进入这一行业，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钱，二是工作时间有弹性。而她在与“小姐”的接触中发现，“工作时间有弹性”这个因素占的比例更高，对于有孩子的单身凤姐来说尤其如此。
也有大学生干这个的，“她们还在读书，有的突然间家里经济环境不好了，就要自己去挣学费，因为还没毕业，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能为她提供一笔大额的钱，那么就只有去做这一行了。”
在“青鸟”办公室的一张留言板上，记录着“小姐”们的心声或状态：
“入行赚钱养囡囡（女儿），希望能提供一个好的教育平台给她。”
“我有两个仔（儿子），我很开心！”
“讲心里话，这行业有苦也有乐，有时候会遇到人渣，有时候也会遇到谦和君子，赚好多，财色兼获。”
“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揾钱（挣钱），然后离开……”
她们如果转行，大多去做了美容、按摩，还是跟原来的行业相关。似乎她们都有开店的梦想，但在徐敏姿的记忆中，能开成店铺的并不多。
浮生劬劳
接近凌晨一点，庙街附近的一家潮州打冷（港人对潮式冷盘熟食的称呼）店外，摆了一张方形小桌，桌上放着一瓶容量3升的轩尼诗，酒瓶已空了三分之二。喝酒的不是客人，而是店老板。五六十岁的他身材瘦削，已喝得迷迷糊糊，摇晃之中与旧识肥龙相遇，还能清晰地唤出肥龙的名字。
店内有一桌人在吃饭，这些人也不是食客，而是老板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子及儿媳妇都在这间店里，一家大小打理店铺，每天忙到深夜才能喘一口气。老板的儿子还在整理食物，见到肥龙，点头示意。老板娘出来与肥龙寒暄几句，无奈地说，老板每天都这样喝一大瓶酒，即使没有朋友陪喝，也会独酌，不醉不休。
那樽高耸的“大炮”级酒瓶，是港人劬劳生命中的一个慰藉。
粤语称谋生为“揾食”。在香港这个人多地狭的都市里，各式人等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无论是官方还是市民，他们对于目的是“揾食”的事情，即使是色情行业，态度也相对通达。
“有一些所谓的‘捞家’，开娱乐场所赚钱，我们把这些叫‘捞偏门’，它不是黑社会，是没问题的，只是生意而已。香港的宽容度很大，只要不是明说嫖妓就行了。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只要我不是打家劫舍，我能挣到钱，大家都能接受的。”肥龙说。
甚至是社团之间，只要是涉及到“揾食”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和气商量。“你们不要受《古惑仔》影响，以为社团就一定是打打杀杀的，其实不是那样的。”肥龙笑说，“90年代我去旺角活动，那边社团多，刚开始时我也很害怕，后来发现社团之间都很和气。也许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是‘揾食’而已，不用头破血流的。一楼一凤大多数是个体经营。或者是盗亦有道吧，社团很少插手一楼一凤，他们多数是去开马槛。即使两个社团开的马槛相邻，都能相安无事，在‘小姐’不够的时候，大家还会互通有无。我知道有个地方的马槛，甚至是3个不同的社团合伙开的。”
大场的经营者，一般也不怕警察前来清查，反而是更怕媒体记者，“担心场子上了报纸”，成了出头鸟。
徐敏姿说，“小姐”们最为担心的，“一是财务不稳定，做这一行，今日开工，永远不知道能接到多少个客人；二是对客人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客人是什么态度。我认识的一个凤姐，每次迎接新的客人，在开门的那一刻，她的手都是发抖的。”
对“小姐”不利的，不仅有变态的客人，还有警察。一些凤姐透露，由于香港不允许“一楼多凤”，一些警察就假扮成嫖客上门光顾，其间引诱凤姐多叫一两个女的进来服务，可以给她加价。根据香港法例，只要凤姐口头答应警察的要求，凭警察的供词就可将她入罪。 港人称警方这种做法为“放蛇”，这与内地的“钓鱼执法”庶几近之。根据规定，香港警察到一楼一凤处“放蛇”，最多能接受鳳姐的手淫服务，而且必须事先得到高级警司签字允许。不过在实际的执行当中，一些警察会接受凤姐的全套服务，并在事后表明身份，以此作为要挟，不付费用就走。这种吃“霸王餐”的状况，曾引起一些“凤姐”抗议。
一生的关系都是假的
“你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家人，如何看待男性家庭成员嫖娼这种行为？香港人怎样看待家人从事这个行业？”带着这些问题，我遍询了各位受访者。
陆广几乎不需要任何组织语言和反应的时间，“当然不能接受！虽然她们不会认为你去嫖娼是犯了多大的事，但是会觉得你很‘核突’（恶心）、邋遢。”
一位受访的香港资深影视人说，“不能接受，这是永恒的。我的朋友也多数是中产阶层，他们也不能让老婆知道自己去嫖妓。在香港，结了婚的人是绝对不能堂堂正正说自己去嫖妓的，否则会影响婚姻，不管你在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不能公开宣称自己是黑社会，以及不能公开宣称自己去嫖过娼，是香港人的两种“政治正确”，触犯前者将可能被警方检控，触犯后者则会危害家庭。
家人的容忍度最多到达什么程度？肥龙说，“你最多只能跟老婆说陪客人去了夜总会，绝对不能跟老婆说去了马槛、指压这些地方。如果是做这一行的，大多是跟家里人说在夜总会做带位员，不能说做陪客。如果说自己做按摩女也比较麻烦，要说骨场的其他职位。”
徐敏姿和同事不会劝说或鼓励“小姐”转行，因为“青鸟”的立场是把性工作视为一份正常的职业。她说，“如果我的男朋友做过这种事（找“小姐”），我会先去了解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里面是不是有隐情。不过……始终是在华人社会，都是很难接受的。”
大概是四年前的暑期前夕，一名凤姐想送女儿跟游学团出国，有关方面需要她出示监护人收入证明，证明她这份工作所赚的钱足以支付女儿在游学团的费用，但她无法出示证明。“她觉得很内疚，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女儿，让女儿失去这种机会。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即使是在行情最好的时候，从业者能赚很多钱，但仍然没有经济地位。”徐敏姿说。
普通的从业者，难以进入华人社会的正常价值体系内，而即便是行业翘楚，也难逃枯寂宿命。
嘉露姐（真名西光琼）是香港声名显赫的夜总会女强人，于上世纪70年代出道，因年轻貌美，成了香港夜场万人迷。精明干练的她，逐步打通黑白两道，事业越做越大，在90年代就掌控过10间夜总会，拥有多个豪宅，黑白两道的人都为她倾倒。
1998年，嘉露姐供职于新花都夜总会时，被竞争对手大富豪夜总会重金挖了过去，“转会费”100万元。由于她平素优待部下，转会之后，新花都的当红妈咪和近百名小姐，也跟着跳槽到了大富豪。这起转会事件引发了江湖追杀令，导致嘉露姐的一位心腹姐妹命丧刀下。
进入新世纪，嘉露姐罹患喉癌，人生开始沉寂。病情得到控制后，她重操旧业，再度经营夜总会，2007年还试图再开新店。今年2月，她被发现死在独居的单人公屋里。她生前育有两子，一直以来都与儿子疏远。临终的时候，两个儿子远在国外。
今年情人节，嘉露姐出殡，其灵位被设在殡仪馆一个异常偏狭的角落里，无人致祭，也没有人为她焚烧纸元宝。这位曾叱咤香港色情业的女强人，死后只有三炷清香，在她的遗像前袅袅生烟。
一位知情者说，“干这一行的人，一生的关系全部都是假的。那些黑社会大佬死了之后，都会有很多人来拜，但这些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