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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早在秦汉时期，即有海商进入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沿海地区，人口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在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泛称“南洋”，后沿用至20世纪中期。
近代之所以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
就国内而言，闽粤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鸦片战争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下南洋”的两次浪潮
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1860年代，在经历太平天国、两广洪兵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东南地区满目疮痍，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各国纷纷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东南亚地区就有大约200万华工前往，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契约华工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华工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貿易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时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急需熟练劳工，仅1922年-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二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新中国建立后，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下南洋”自明代中叶开始，在1950年代戛然而止，持续近300年。俗话说“海水到处，就有华人”。海外华人华侨的总数，目前比较认可的数字是3500万，80%分布在东南亚，其中印尼华人数量最多，约有600万;马来西亚次之，有500万左右;华人占多数的唯一国家是新加坡，约占总人口的75%以上。
“下南洋”的血泪史
清代发生的著名移民浪潮，如“湖广填四川”、“渡台海”、“闯关东”、“走西口”、“客家南迁”，属于国内移民，而“下南洋”、“金山梦”（到美洲开矿筑路）则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长路漫漫，充满了血泪辛酸。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允许的，在朝廷看来，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不仅禁止，而且对回国者严加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1893年，清政府才正式解除“华侨海禁”。
其次是旅途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信难测，帆船时时有倾覆之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
再就是落地后的艰难。落地移民一是要克服难以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一是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力。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充满担忧，因而有意抑制华人权益，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多有发生，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一旦政局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不仅缓解了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可以说，东南亚的近现代历史是土著族群与华人共同书写的。目前，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与认同，但历史与现实纠葛的阴影并未消失殆尽，华人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需时日，这就需要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同时，中国实力之强弱也与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北京日报》2015.4.7刘平/文）
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在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泛称“南洋”，后沿用至20世纪中期。
近代之所以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
就国内而言，闽粤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鸦片战争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下南洋”的两次浪潮
晚清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1860年代，在经历太平天国、两广洪兵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东南地区满目疮痍，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各国纷纷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东南亚地区就有大约200万华工前往，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契约华工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招致华工反抗与各界舆论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苦力貿易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时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急需熟练劳工，仅1922年-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二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新中国建立后，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下南洋”自明代中叶开始，在1950年代戛然而止，持续近300年。俗话说“海水到处，就有华人”。海外华人华侨的总数，目前比较认可的数字是3500万，80%分布在东南亚，其中印尼华人数量最多，约有600万;马来西亚次之，有500万左右;华人占多数的唯一国家是新加坡，约占总人口的75%以上。
“下南洋”的血泪史
清代发生的著名移民浪潮，如“湖广填四川”、“渡台海”、“闯关东”、“走西口”、“客家南迁”，属于国内移民，而“下南洋”、“金山梦”（到美洲开矿筑路）则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长路漫漫，充满了血泪辛酸。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允许的，在朝廷看来，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不仅禁止，而且对回国者严加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1893年，清政府才正式解除“华侨海禁”。
其次是旅途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信难测，帆船时时有倾覆之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
再就是落地后的艰难。落地移民一是要克服难以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一是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力。殖民者急需华人参与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充满担忧，因而有意抑制华人权益，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多有发生，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一旦政局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不仅缓解了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可以说，东南亚的近现代历史是土著族群与华人共同书写的。目前，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所在国的认可与认同，但历史与现实纠葛的阴影并未消失殆尽，华人问题的彻底解决仍需时日，这就需要华人社会自身的努力，同时，中国实力之强弱也与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北京日报》2015.4.7刘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