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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不到世界,却偏要给盲人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她从地球的另一边来，为一群不相识的孩子而来，不企盼奇迹，全凭心血付出，她带来了光明。
在西藏拉萨，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开始认识自我，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这一切的是同样双目失明、来自万里之外的德国姑娘——苏珊·萨布莉亚·坦贝肯，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
向往拉萨的盲人姑娘
1970年，萨布莉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完全失明。在她失明前，妈妈曾经有意识地让她多看些照片。萨布莉亚说，直到现在，那些照片的影像偶尔还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但却是模糊的，好像被水浸湿了一样。
经过不懈努力，萨布莉亚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她在大学里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在研究中亚学时，依靠电脑听音分辨器专门学习了藏文。萨布莉亚坚信，盲人和正常人一样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而这也是她1998年只身来到拉萨旅游的原因。
萨布莉亚喜欢这座沉浸在历史和信仰中的圣城，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这里绵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气、闪耀着金光的寺庙和那些三步一叩向大昭寺缓缓前行的信徒。在萨布莉亚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她曾记述道:拉萨是一个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但也是在拉萨，萨布莉亚知道了一个令她感到震惊的事实:在当地人的信仰里，盲人是因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惩罚，恶灵住进身体夺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当地象征着一种厄运，有的刚生下来就被溺死，而活下来的在周围人的冷漠甚至残酷的对待中体会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萨布莉亚决定留下来，为这里的盲人做点什么。
在拉萨一家叫巴朗学的旅馆里，萨布莉亚结识了荷兰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在来西藏之前，保罗在非洲当义工。萨布莉亚告诉保罗，她希望在西藏办一所盲童学校。保罗回答说，如果能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加入。“那么我去看看这里盲童们的情况，”萨布莉亚说，“路上还要跟人们聊聊天。”
萨布莉亚没有乘坐越野车旅行，她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
当时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马，执意要做向导。“这里没有很多树木，不会对骑手构成威胁，而且马有眼睛。”萨布莉亚认为独自旅行不是什么问题，“必要时问问路就可以了。”在拉萨的色拉寺里，她也是这么做的，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指方向。
在孜贡，萨布莉亚了解到，当地人固执地认为盲童说不了话。有一个孩子五六岁了，父母把他绑在床上，由于没有运动，孩子的肌肉发育不良，看起来个子非常小。当地人见到萨布莉亚都感到很吃惊，他们说：“盲人不可能会骑马。”
要坚强，要快乐
1998年6月，在完成西藏之旅一个月后，萨布莉亚把建设西藏助盲项目的构想向德国政府进行了申报，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1999年，萨布莉亚的学校终于建立了，而保罗也兑现了他的诺言，陪在萨布莉亚的身边。
最初，学校只有6个孩子，他们大多是萨布莉亚骑马找来的。萨布莉亚找的第一个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用石子砸她。索朗本措说：“他们扔石子，我会受伤，但是只能哭，哭出来会痛快些。”一个名叫丹增的孩子境况要好一点。因为普通学校不收盲童，丹增只好在村子里替人放羊。他在山上数周围有多少只羊、多少头牦牛，从来不会出错——他给它们都系上了铃铛。丹增很有自信，甚至很骄傲，并不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而感到耻辱。
“鼓舞对孩子们很重要，”萨布莉亚说，“并且他们需要快乐。”
和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每堂课后的休息时间有一个小时。萨布莉亚喜欢趴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声响，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拥过去。有时，学校里那只藏獒也会参加进来，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也不做，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互相询问：“球呢？球呢？”
“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萨布莉亚兴奋地说，“我知道他们在这儿非常快乐。”
在盲童学校，孩子们不仅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技能训练，最常见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编织。如果具备一定的天赋，孩子们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
罗布是个心气很高的孩子，1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就向别的孩子宣布:我要当出租车司机。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明白了这一梦想不可能实现。“现在我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他说，“但是我可以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罗布那么乐观。“学习有什么用?”他们偶尔会抱怨，“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
壮来自越南，是服务于一家国际慈善机构的一名妇科和儿科医生，最近在培训中心里教孩子们学习按摩。“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也是拉萨市最快乐的地方，”壮说，“但它并不是伊甸园。”
壮说的没错，孩子们不能一辈子都留在学校里。值得欣慰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不少孩子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兄弟二人都是先天性遗传失明，以前家里的生活很大程度都是靠政府救济，如今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他们能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另外一个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馆当翻译，据说现在“很神气”。
“明亮的眼睛”感动中国
盲童学校的组织工作主要由萨布莉亚和保罗所在的“盲文无国界”组织负责，资金主要来自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财团、基金会和个人的赞助，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也是捐助者之一。
2003年，王石因为攀登珠穆朗玛峰路过拉萨，当地的朋友向他提起这所学校，并建议他去看看。王石形容自己开始时的心态说：“觉得无非是给点钱，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去的。”但这种优越感被盲童们的歌声给彻底瓦解了。他不禁问自己：“面对相同的境遇，我是否也能像他们那样笑对人生？”王石突然觉得，真正给予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面前这些可爱的孩子。
的确，萨布莉亚和保罗正为世人培养一批“给予者”。在美术课上，保罗会对拿着画笔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每天晚上，萨布莉亚都会像一个母亲那样对每个临睡前的孩子轻轻说一声“good night”。在数百公里之外，位于日喀则盲童学校的农场里，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织毛毯、毛衣，放牧，种地，挤牛奶，甚至有的孩子用保罗教给他们的技术制作奶酪……
每个人都是给予者，同时又都是被给予者，是爱和梦想创造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幸福或许就在这两者的转变之间，所以萨布莉亚才会说:“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
2010年2月11日，萨布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徐光晋这样评价她:“她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虽然自己看不到光亮，却给远在异国他乡的西藏盲童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如今，盲童学校大约有60名学生，按照学龄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萨布莉亚在刘易斯·布莱叶发明的盲文基础上创造出藏盲文，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而这些孩子也有幸成为西藏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现在，孩子们每天在课堂上敲击着打字机大声朗读着字母和单词，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前来访问的外国人交谈。
随着盲童学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帮助而日趋成熟，保罗和萨布莉亚开始憧憬新的梦想。“我梦想着和萨布莉亚去印度。”保罗说，“在那里，我们会修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自己装修，连家具都自己设计。”萨布莉亚连忙补充：“前提是一定得找到合适的人（继任的校长）才行……”
在西藏拉萨，一群失去光明的孩子第一次开始认识自我，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这一切的是同样双目失明、来自万里之外的德国姑娘——苏珊·萨布莉亚·坦贝肯，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
向往拉萨的盲人姑娘
1970年，萨布莉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完全失明。在她失明前，妈妈曾经有意识地让她多看些照片。萨布莉亚说，直到现在，那些照片的影像偶尔还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但却是模糊的，好像被水浸湿了一样。
经过不懈努力，萨布莉亚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她在大学里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在研究中亚学时，依靠电脑听音分辨器专门学习了藏文。萨布莉亚坚信，盲人和正常人一样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而这也是她1998年只身来到拉萨旅游的原因。
萨布莉亚喜欢这座沉浸在历史和信仰中的圣城，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这里绵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气、闪耀着金光的寺庙和那些三步一叩向大昭寺缓缓前行的信徒。在萨布莉亚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她曾记述道:拉萨是一个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但也是在拉萨，萨布莉亚知道了一个令她感到震惊的事实:在当地人的信仰里，盲人是因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惩罚，恶灵住进身体夺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当地象征着一种厄运，有的刚生下来就被溺死，而活下来的在周围人的冷漠甚至残酷的对待中体会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萨布莉亚决定留下来，为这里的盲人做点什么。
在拉萨一家叫巴朗学的旅馆里，萨布莉亚结识了荷兰人保罗·约翰内斯克朗宁，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在来西藏之前，保罗在非洲当义工。萨布莉亚告诉保罗，她希望在西藏办一所盲童学校。保罗回答说，如果能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加入。“那么我去看看这里盲童们的情况，”萨布莉亚说，“路上还要跟人们聊聊天。”
萨布莉亚没有乘坐越野车旅行，她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
当时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马，执意要做向导。“这里没有很多树木，不会对骑手构成威胁，而且马有眼睛。”萨布莉亚认为独自旅行不是什么问题，“必要时问问路就可以了。”在拉萨的色拉寺里，她也是这么做的，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给她指方向。
在孜贡，萨布莉亚了解到，当地人固执地认为盲童说不了话。有一个孩子五六岁了，父母把他绑在床上，由于没有运动，孩子的肌肉发育不良，看起来个子非常小。当地人见到萨布莉亚都感到很吃惊，他们说：“盲人不可能会骑马。”
要坚强，要快乐
1998年6月，在完成西藏之旅一个月后，萨布莉亚把建设西藏助盲项目的构想向德国政府进行了申报，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1999年，萨布莉亚的学校终于建立了，而保罗也兑现了他的诺言，陪在萨布莉亚的身边。
最初，学校只有6个孩子，他们大多是萨布莉亚骑马找来的。萨布莉亚找的第一个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用石子砸她。索朗本措说：“他们扔石子，我会受伤，但是只能哭，哭出来会痛快些。”一个名叫丹增的孩子境况要好一点。因为普通学校不收盲童，丹增只好在村子里替人放羊。他在山上数周围有多少只羊、多少头牦牛，从来不会出错——他给它们都系上了铃铛。丹增很有自信，甚至很骄傲，并不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而感到耻辱。
“鼓舞对孩子们很重要，”萨布莉亚说，“并且他们需要快乐。”
和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每堂课后的休息时间有一个小时。萨布莉亚喜欢趴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声响，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拥过去。有时，学校里那只藏獒也会参加进来，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也不做，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互相询问：“球呢？球呢？”
“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萨布莉亚兴奋地说，“我知道他们在这儿非常快乐。”
在盲童学校，孩子们不仅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技能训练，最常见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编织。如果具备一定的天赋，孩子们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
罗布是个心气很高的孩子，1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这所学校就向别的孩子宣布:我要当出租车司机。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明白了这一梦想不可能实现。“现在我知道自己永远也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他说，“但是我可以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罗布那么乐观。“学习有什么用?”他们偶尔会抱怨，“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
壮来自越南，是服务于一家国际慈善机构的一名妇科和儿科医生，最近在培训中心里教孩子们学习按摩。“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也是拉萨市最快乐的地方，”壮说，“但它并不是伊甸园。”
壮说的没错，孩子们不能一辈子都留在学校里。值得欣慰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不少孩子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兄弟二人都是先天性遗传失明，以前家里的生活很大程度都是靠政府救济，如今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他们能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另外一个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馆当翻译，据说现在“很神气”。
“明亮的眼睛”感动中国
盲童学校的组织工作主要由萨布莉亚和保罗所在的“盲文无国界”组织负责，资金主要来自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财团、基金会和个人的赞助，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也是捐助者之一。
2003年，王石因为攀登珠穆朗玛峰路过拉萨，当地的朋友向他提起这所学校，并建议他去看看。王石形容自己开始时的心态说：“觉得无非是给点钱，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去的。”但这种优越感被盲童们的歌声给彻底瓦解了。他不禁问自己：“面对相同的境遇，我是否也能像他们那样笑对人生？”王石突然觉得，真正给予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面前这些可爱的孩子。
的确，萨布莉亚和保罗正为世人培养一批“给予者”。在美术课上，保罗会对拿着画笔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每天晚上，萨布莉亚都会像一个母亲那样对每个临睡前的孩子轻轻说一声“good night”。在数百公里之外，位于日喀则盲童学校的农场里，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织毛毯、毛衣，放牧，种地，挤牛奶，甚至有的孩子用保罗教给他们的技术制作奶酪……
每个人都是给予者，同时又都是被给予者，是爱和梦想创造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幸福或许就在这两者的转变之间，所以萨布莉亚才会说:“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
2010年2月11日，萨布莉亚被评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感动中国推选委员徐光晋这样评价她:“她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虽然自己看不到光亮，却给远在异国他乡的西藏盲童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如今，盲童学校大约有60名学生，按照学龄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萨布莉亚在刘易斯·布莱叶发明的盲文基础上创造出藏盲文，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而这些孩子也有幸成为西藏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现在，孩子们每天在课堂上敲击着打字机大声朗读着字母和单词，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前来访问的外国人交谈。
随着盲童学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帮助而日趋成熟，保罗和萨布莉亚开始憧憬新的梦想。“我梦想着和萨布莉亚去印度。”保罗说，“在那里，我们会修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自己装修，连家具都自己设计。”萨布莉亚连忙补充：“前提是一定得找到合适的人（继任的校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