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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郭毅可教授是全球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的顶级专家。作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首批本硕连读生，20世纪80年代，郭毅可被公费选派到英国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文化悠久、研究顶尖的帝国理工学院成就了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辉煌建树：计算机科学系最年轻的教授、数据科学研究所创所所长，荣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追寻心中对于博雅教育的梦想与艺术人文的热爱，2020年新年伊始，郭毅可教授履新香港浸会大学（以下简称浸大）副校长（研究及拓展）。无惧疫情的挑战与阻碍，郭毅可教授创立六大跨学科研究实验室、面向全球招募顶尖科研人才、瞄准世界级科研成果、缔建独特的科研文化。郭毅可教授以敏锐的科研触觉、国际化的科研视野，带领着浸大走向新科学的发展方向。
一、聚焦前沿科学，创新人才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您履新浸大副校长之后，2020年6月率先在浸大成立了创造性智能实验室、计算医药学实验室、系统健康研究实验室、数据经济实验室、智能社会实验室、人工智能伦理与理论实验室六大跨学科研究实验室，应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解决前沿研究议题。这些实验室都是在人工智能的主题下涵盖了社会、经济、健康等不同的领域。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实验室的定位以及发展目标。
郭毅可：我们在设计这六个实验室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科研发展的大趋势。当下，全球科研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其次，我们在考虑大潮流的同时也兼顾浸大的小环境。浸大是一所博雅大学，很多人文学科非常有特色，如传理学院、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浸大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中医药学院也很有特色，我们就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浸大优势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计算医药、系统健康、数据经济、智能社会、创造性智能、人工智能伦理与理论等主题。最后，香港的地域特点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因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她既有东方社会的特征，也有西方社会的架构，很多研究都具有世界性特征。
设计这六个实验室的时候，我们把目标瞄准了全球领先的科学研究，力求创造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例如，基于浸大中医药学院和理学院的生物系、化学系、数学系、计算机系合作的计算医药学实验室，就是要创造一个在香港乃至中国最具创新的、从中医药出发的现代诊疗和新药研发基地。科学家做研究与体育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道理差不多，运动员一进入比赛场就要拿冠军，科学家也一样，每一项研究瞄准的都是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今年浸大通过“Talent 100博士生计划”录取了20多名因疫情未能赴海外大学就读的学生，浸大对于这批高素质学生的培养同以往的博士生培养有何不同？您是否会将一些海外大学对博士生培养的经验借鉴到浸大？
郭毅可：这些学生的研究素质都是非常高的。浸大通过“Talent 100博士生计划”招收的这批博士生，培养经费由大学承担，学生们进入大学后没有指定的导师。他们第一年就开展研究，通过做项目来了解不同的学科，甚至可以把几个学科混合起来做，这也正是我们交叉学科研究的要求。他们可以在六个实验室里做自己喜欢的项目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找出问题，进而找到相应的导师。当前，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如帝国理工学院等）都采用这一博士培养方法。我觉得很好，就开始做。这种做法也吸引了其他博士生的兴趣。
博士生的培养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教学为主，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研究助手来培养;另一种是以培养独立的科研能力为主，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研究合作者来培养。我们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是后者，这种模式为浸大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汇聚科研专才，缔建科研文化
《世界教育信息》：完善的人才梯队更是前沿科技发展、高端研发的重要力量。请问浸大在高级教学科研人员引进方面，有何宝贵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郭毅可：2018年，校长钱大康教授在制定《策略发展计划2018—2028》中提出了“Talent100”计划，浸大出资面向全球招募100名顶尖科研人才。截至目前，我校已经招聘了100多位科学家，最近又追加了30多名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预计要再聘请10～15名讲座教授，作为我们学术人才的最高储备，请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开发一些新的科研领域。
这个计划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对浸大的科研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人才部署。要想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招聘到最好的教授，人才招到了，就可以办得更好。
我们的招聘工作非常成功，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通过面试录取到一名来自世界百强大学的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这些引进的人才进入浸大以后，可以自己选择院系，加入到六大实验室中，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做他们在其他大学做不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浸大的魅力。
想要吸引这些顶级的科学家，关键是要把平台做好。一个好的科学家，主要关心的就是有一个平台能够支持他的研究。香港是有吸引力的，我们有信心，也有这个能力去竞争，招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
《世界教育信息》：跨学科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不同领域，要使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形成合力，需要管理各方面人才，请您结合浸大2020年推出的一系列跨学科科研计划，包括“抗疫之中 后见之明”“香港新冠复康计划”，谈谈您在组织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方面有哪些实践经验？
郭毅可：我希望在浸大可以构建一个良性的科研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创造科研的氛围以及培养科研的文化。想要把科学家们组织起来并不困难，越是多学科交叉性强的地方，研究的功利性就会弱，创新性就会强。如果一直在尝试解决问题，就一定有所创新。我们既要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营造向上的科研氛围，也要为科研人员申请经费等提供支持，做到平衡。我们要培养科研文化，一种对现代科学研究秉持的新文化。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个职业，它更是一种爱好，或者是一个科学家的自然追求。多学科交叉是一群人面对挑战，用不同的知识结构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多学科交叉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要求提出的问题有意思，而且这些问题一定是从科学出发，想要探索一个科学的秘密，应对一个科学的挑战。浸大就是要鼓励和允许这样一种开放的、面向挑战的、科研的环境，鼓励形成这样一种科研的文化。 三、引领科研方向，服务社会民生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留意到您在浸大创新科研的发展中，提出了新科学的理念，能否具体谈谈什么是新科学？
郭毅可：众所周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带来很多根本性的重新思考。人类在灾难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才会发现怎样去抗灾、怎样去平衡一个系统的重要性。疫情下的新常态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相对应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新科学。新科学是指由技术导致的未来的人文环境下，如何来认识我们面对的新的自然世界和社会。比如，在一个人与智能机器共同生活的社会中，我们如何理解机器的行为，建立新的伦理与社会秩序，如何在一个互联网构成的零距离的社会中，建立有效、健康的组织结构。
博雅大学是可以引领这种新科学的，如浸会大学，自然而然有这样的科研环境，我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好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如果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好，自然就会引领出新科学的方向。
《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7月，浸大面向香港新冠康复患者推出“香港新冠复康计划”，可以说是跨学科研究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这个计划不仅开创香港的先河，也具有领先世界的意义，请您具体谈谈这一研究计划及其独创性。
郭毅可：我校在推动一些科研项目的时候通常会考虑到社会与民生的需求。例如，“香港新冠复康计划”，这个项目的发起是因为当时全球已经有接近4000万的新冠患者，他们愈后出现了很多后遗症，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需要得到关心。帮助他们克服或者摆脱新冠后遗症的阴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此，我校尝试从跨学科的方向设计推进这个项目，将浸大在中医治疗的优势和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的独特训练方法结合起来制定治疗方案，来帮助他们克服身体、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功能性障碍。与此同时，通过代谢组学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医、运动干预的长期效果。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让全世界更多人来关注新冠康复患者。由我们牵头，构建一个体系、一个模型，证明有效后可以在内地及全球进行推广。这也是我们浸大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高校不仅要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而且要响应民生关切。请问浸大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跨学科科研将如何实现落地转化、服务社会？
郭毅可：科学向产业化的转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大学要创造环境、创造条件，在学校里面形成转化服务，通过在转化过程中与资本合作，把它变成产业。不是每一个教授都是可以做转化的。转化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写出一首传世的交响乐是转化，拍出一部影响人们思想的电影是转化，写出几首在一代人中间流传的诗歌也是转化。有些科研成果间接地变成了一种精神。某一种理念被一代人接受，形成一种思想，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是财富，并没有创造物质财富，它是在人的身上创造了精神财富。文化成果的转化和文明的产生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四、加强内地合作，贡献科技未来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在哪里？在加强与内地的创新科研合作方面，浸大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郭毅可：香港在发展科技方面有诸多优势。第一，一国两制。这是香港与内地相比最独特的优势。香港也应该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第二，国际化。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对香港科研工作者来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最重要的。第三，香港创造。香港发展科技要重质量。质是香港的根本。香港真正要做的是让一流的科学家可以沉下心来，专注于引领原创性的研究。第四，教育领先。香港的八所大学非常注重科研发展，许多科研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五，创新创意。香港的创意产业、科技创新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第六，人才吸引。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要发挥所长，为世界顶尖的科研学者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与内地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也非常看重结果。我们与内地合作最重要的是基于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最近我校与上海大学开展了比较全面的校际合作。上海大学也是一所人文科学非常强的大学，两校在传媒、电影等方面开展的合作可谓强强聯手。清华大学是国内顶尖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很强的学科优势，而我校在音乐方面有优势，因此我校与清华大学计划合作，谋求在人工智能创意领域共同发展。合作就是做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成功。
《世界教育信息》：在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中，浸大凭借香港优势可以贡献什么？
郭毅可：深圳在大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我校也非常看重在深圳的合作与发展前景。我校正在探讨与华为等企业开展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合作。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对于伦理学、人文科学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校希望利用香港国际化的地域优势，能够在人工智能伦理性研究方面与华为开展深度合作，对于引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有所贡献。
浸大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领域是中医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也是我校科研工作的重点。我校不仅研究中医的治疗，还着重研究用现代化的方法在中医中提取现代化药物，希望在中医药产业化上对大湾区有所贡献。
最近，我校也在思考怎样在大湾区进一步推广浸大的博雅教育。15年前，浸大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经过这些年的发展，UIC已经成为珠海国际化教育的典范。今后，希望进一步加强与UIC的合作，共同建立科研实验基地，合办研究生教育，将UIC办成内地最好的博雅教育学府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最近看到您发表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文章，能否谈谈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
郭毅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多新的思想正在孕育。人工智能已被运用到很多地方，这些应用背后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的伦理性研究。我们和机器的交流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只能够告诉机器做一件事情，机器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我要的，我就接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和机器交流。人要理解机器的行为，机器也要学会理解人的意图，对机器行为的解释、理解和验证以及机器行为的伦理性将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重点，也是科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难点和痛点。智能的机器和人类的共生共存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社会的蓝图。
编辑 徐玲玲
一、聚焦前沿科学，创新人才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您履新浸大副校长之后，2020年6月率先在浸大成立了创造性智能实验室、计算医药学实验室、系统健康研究实验室、数据经济实验室、智能社会实验室、人工智能伦理与理论实验室六大跨学科研究实验室，应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解决前沿研究议题。这些实验室都是在人工智能的主题下涵盖了社会、经济、健康等不同的领域。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实验室的定位以及发展目标。
郭毅可：我们在设计这六个实验室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科研发展的大趋势。当下，全球科研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其次，我们在考虑大潮流的同时也兼顾浸大的小环境。浸大是一所博雅大学，很多人文学科非常有特色，如传理学院、文学院、社会科学院，浸大的生命科学研究和中医药学院也很有特色，我们就将人工智能的研究和浸大优势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计算医药、系统健康、数据经济、智能社会、创造性智能、人工智能伦理与理论等主题。最后，香港的地域特点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因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她既有东方社会的特征，也有西方社会的架构，很多研究都具有世界性特征。
设计这六个实验室的时候，我们把目标瞄准了全球领先的科学研究，力求创造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例如，基于浸大中医药学院和理学院的生物系、化学系、数学系、计算机系合作的计算医药学实验室，就是要创造一个在香港乃至中国最具创新的、从中医药出发的现代诊疗和新药研发基地。科学家做研究与体育运动员参加比赛的道理差不多，运动员一进入比赛场就要拿冠军，科学家也一样，每一项研究瞄准的都是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世界教育信息》：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今年浸大通过“Talent 100博士生计划”录取了20多名因疫情未能赴海外大学就读的学生，浸大对于这批高素质学生的培养同以往的博士生培养有何不同？您是否会将一些海外大学对博士生培养的经验借鉴到浸大？
郭毅可：这些学生的研究素质都是非常高的。浸大通过“Talent 100博士生计划”招收的这批博士生，培养经费由大学承担，学生们进入大学后没有指定的导师。他们第一年就开展研究，通过做项目来了解不同的学科，甚至可以把几个学科混合起来做，这也正是我们交叉学科研究的要求。他们可以在六个实验室里做自己喜欢的项目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找出问题，进而找到相应的导师。当前，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如帝国理工学院等）都采用这一博士培养方法。我觉得很好，就开始做。这种做法也吸引了其他博士生的兴趣。
博士生的培养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教学为主，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研究助手来培养;另一种是以培养独立的科研能力为主，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研究合作者来培养。我们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是后者，这种模式为浸大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汇聚科研专才，缔建科研文化
《世界教育信息》：完善的人才梯队更是前沿科技发展、高端研发的重要力量。请问浸大在高级教学科研人员引进方面，有何宝贵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郭毅可：2018年，校长钱大康教授在制定《策略发展计划2018—2028》中提出了“Talent100”计划，浸大出资面向全球招募100名顶尖科研人才。截至目前，我校已经招聘了100多位科学家，最近又追加了30多名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我们预计要再聘请10～15名讲座教授，作为我们学术人才的最高储备，请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开发一些新的科研领域。
这个计划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对浸大的科研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人才部署。要想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招聘到最好的教授，人才招到了，就可以办得更好。
我们的招聘工作非常成功，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通过面试录取到一名来自世界百强大学的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这些引进的人才进入浸大以后，可以自己选择院系，加入到六大实验室中，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做他们在其他大学做不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浸大的魅力。
想要吸引这些顶级的科学家，关键是要把平台做好。一个好的科学家，主要关心的就是有一个平台能够支持他的研究。香港是有吸引力的，我们有信心，也有这个能力去竞争，招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
《世界教育信息》：跨学科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不同领域，要使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形成合力，需要管理各方面人才，请您结合浸大2020年推出的一系列跨学科科研计划，包括“抗疫之中 后见之明”“香港新冠复康计划”，谈谈您在组织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方面有哪些实践经验？
郭毅可：我希望在浸大可以构建一个良性的科研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创造科研的氛围以及培养科研的文化。想要把科学家们组织起来并不困难，越是多学科交叉性强的地方，研究的功利性就会弱，创新性就会强。如果一直在尝试解决问题，就一定有所创新。我们既要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营造向上的科研氛围，也要为科研人员申请经费等提供支持，做到平衡。我们要培养科研文化，一种对现代科学研究秉持的新文化。科学研究不仅仅是个职业，它更是一种爱好，或者是一个科学家的自然追求。多学科交叉是一群人面对挑战，用不同的知识结构共同合作来应对挑战。多学科交叉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要求提出的问题有意思，而且这些问题一定是从科学出发，想要探索一个科学的秘密，应对一个科学的挑战。浸大就是要鼓励和允许这样一种开放的、面向挑战的、科研的环境，鼓励形成这样一种科研的文化。 三、引领科研方向，服务社会民生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留意到您在浸大创新科研的发展中，提出了新科学的理念，能否具体谈谈什么是新科学？
郭毅可：众所周知，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带来很多根本性的重新思考。人类在灾难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才会发现怎样去抗灾、怎样去平衡一个系统的重要性。疫情下的新常态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相对应的科学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新科学。新科学是指由技术导致的未来的人文环境下，如何来认识我们面对的新的自然世界和社会。比如，在一个人与智能机器共同生活的社会中，我们如何理解机器的行为，建立新的伦理与社会秩序，如何在一个互联网构成的零距离的社会中，建立有效、健康的组织结构。
博雅大学是可以引领这种新科学的，如浸会大学，自然而然有这样的科研环境，我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好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如果把这两方面结合得好，自然就会引领出新科学的方向。
《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7月，浸大面向香港新冠康复患者推出“香港新冠复康计划”，可以说是跨学科研究服务社会的典型案例，这个计划不仅开创香港的先河，也具有领先世界的意义，请您具体谈谈这一研究计划及其独创性。
郭毅可：我校在推动一些科研项目的时候通常会考虑到社会与民生的需求。例如，“香港新冠复康计划”，这个项目的发起是因为当时全球已经有接近4000万的新冠患者，他们愈后出现了很多后遗症，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需要得到关心。帮助他们克服或者摆脱新冠后遗症的阴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此，我校尝试从跨学科的方向设计推进这个项目，将浸大在中医治疗的优势和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的独特训练方法结合起来制定治疗方案，来帮助他们克服身体、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功能性障碍。与此同时，通过代谢组学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中医、运动干预的长期效果。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让全世界更多人来关注新冠康复患者。由我们牵头，构建一个体系、一个模型，证明有效后可以在内地及全球进行推广。这也是我们浸大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世界教育信息》：高校不仅要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而且要响应民生关切。请问浸大一些人工智能相关跨学科科研将如何实现落地转化、服务社会？
郭毅可：科学向产业化的转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大学要创造环境、创造条件，在学校里面形成转化服务，通过在转化过程中与资本合作，把它变成产业。不是每一个教授都是可以做转化的。转化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人文科学来说，写出一首传世的交响乐是转化，拍出一部影响人们思想的电影是转化，写出几首在一代人中间流传的诗歌也是转化。有些科研成果间接地变成了一种精神。某一种理念被一代人接受，形成一种思想，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是财富，并没有创造物质财富，它是在人的身上创造了精神财富。文化成果的转化和文明的产生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四、加强内地合作，贡献科技未来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在哪里？在加强与内地的创新科研合作方面，浸大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郭毅可：香港在发展科技方面有诸多优势。第一，一国两制。这是香港与内地相比最独特的优势。香港也应该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第二，国际化。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对香港科研工作者来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最重要的。第三，香港创造。香港发展科技要重质量。质是香港的根本。香港真正要做的是让一流的科学家可以沉下心来，专注于引领原创性的研究。第四，教育领先。香港的八所大学非常注重科研发展，许多科研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五，创新创意。香港的创意产业、科技创新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第六，人才吸引。香港在吸引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要发挥所长，为世界顶尖的科研学者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与内地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清晰的目标，也非常看重结果。我们与内地合作最重要的是基于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最近我校与上海大学开展了比较全面的校际合作。上海大学也是一所人文科学非常强的大学，两校在传媒、电影等方面开展的合作可谓强强聯手。清华大学是国内顶尖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很强的学科优势，而我校在音乐方面有优势，因此我校与清华大学计划合作，谋求在人工智能创意领域共同发展。合作就是做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情，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成功。
《世界教育信息》：在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中，浸大凭借香港优势可以贡献什么？
郭毅可：深圳在大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我校也非常看重在深圳的合作与发展前景。我校正在探讨与华为等企业开展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合作。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对于伦理学、人文科学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校希望利用香港国际化的地域优势，能够在人工智能伦理性研究方面与华为开展深度合作，对于引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有所贡献。
浸大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领域是中医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也是我校科研工作的重点。我校不仅研究中医的治疗，还着重研究用现代化的方法在中医中提取现代化药物，希望在中医药产业化上对大湾区有所贡献。
最近，我校也在思考怎样在大湾区进一步推广浸大的博雅教育。15年前，浸大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经过这些年的发展，UIC已经成为珠海国际化教育的典范。今后，希望进一步加强与UIC的合作，共同建立科研实验基地，合办研究生教育，将UIC办成内地最好的博雅教育学府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最近看到您发表了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文章，能否谈谈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
郭毅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多新的思想正在孕育。人工智能已被运用到很多地方，这些应用背后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的伦理性研究。我们和机器的交流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只能够告诉机器做一件事情，机器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我要的，我就接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和机器交流。人要理解机器的行为，机器也要学会理解人的意图，对机器行为的解释、理解和验证以及机器行为的伦理性将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重点，也是科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难点和痛点。智能的机器和人类的共生共存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社会的蓝图。
编辑 徐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