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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不骄不躁、谦虚谨慎，他的一言一行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体现了对党无限忠诚的精神。在周恩來的革命生涯中，他顾全大局，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中国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人民仰慕的楷模。但同时，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为了党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福祉，一向以温文尔雅、谦恭和善著称的周恩来也曾四次大怒，拍了桌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7月中旬，中共中央着手制定湘、鄂、粤、赣4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来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前敌指导工作。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即九江第三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后，没有明确答复，而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复电，认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并提出如果没有成功把握不举行南昌暴动的话，则要“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7月26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在武汉举行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因此派张国焘赴前敌委员会，目的是“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张国焘认为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因而对南昌暴动一事仍旧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27日抵达九江后，张国焘立即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要根据共产国际的复电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遭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但张国焘仍旧在29日两次给南昌有关方面发了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时再解决”。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当即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歪曲中央“坚决前敌之发动”意见，说中央的意见是“宜慎重”，并把共产国际当成帽子压人，认为共产国际态度也不明确，他主张说：“第一，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第二，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这一意见立即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的一致反对，认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能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并且为此争论了几个小时。
起义迫在眉睫，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激烈的争论中，为保证武装起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他“砰”的一声拍了桌子，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没有想到平时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竟然发这么大的火，只好表示服从多数。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当时的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在我们就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使千百万革命群众看到了希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利了。此时的中央苏区，四面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央苏区内，由于常年征战，资源枯竭，中央红军对敌作战行动越发受到限制。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率领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以及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突围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采用了“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导致红军的行军迅速和作战机动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由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后，由最初出发的8.6万余人骤降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使部队“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驻守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黎平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于18日举行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以从组织上解决当时最为紧迫、争议最大、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置“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这一客观事实而不顾，仍然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但周恩来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和博古一样顽固不化，也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继续在会上分析敌我形势，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黎平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至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李德看到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对李德如此霸道和固执己见十分生气，批评了李德。当时“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周恩来这次“显得有些激动”，他“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在1943年回忆说：“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周恩来这次拍桌子，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在1956年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 黎平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团”的进一步分化，“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使中央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了出来。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8月29日晚，86岁高龄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被大约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身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头戴没有帽徽的旧军帽的青年男女查抄。章士钊第二天凌晨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恳求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在信上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接到这份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并立即作了3条指示：l、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2、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3、将章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让其“酌处”，保护章士釗的机会，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当北京狂热的红卫兵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在1966年9月1日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是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周恩来特意叮嘱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
然而在“破四旧”中，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红卫兵冲击，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破坏，石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红卫兵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里面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已经去世35年的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她心灵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声大哭。
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听后极为震惊，马上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当即给上海方面打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在周恩来的严令下，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时间重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写了宋庆龄的名字，宋家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都未刻上。当邓颖超把重修新墓的照片亲自送给宋庆龄，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时，宋庆龄对周恩来夫妇的帮助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等人制造了“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要揪出中国大的“保皇派”。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江青等人视为夺取更高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们掀起一浪接一浪反对周恩来的逆流。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讲了“错话”“软话”，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讨论帮助。于是，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展开批判。江青等人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在会上肆意攻击说与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污蔑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地代替毛泽东等。当时的周恩来虽然癌症已在扩散、身体已很虚弱和疲惫，但他对污蔑之词实在忍无可忍，起而与之争辩，冲着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周恩来大义凛然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感动了在座的不少人。这次持续半个多月的“批周”会议后的12月9日，毛泽东发话平息了江青打倒周恩来的企图，说“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题图为震怒中的周恩来）
（责任编辑：胡北）
对张国焘怒拍桌子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策划和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后，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7月中旬，中共中央着手制定湘、鄂、粤、赣4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来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前敌指导工作。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即九江第三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最后商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共产国际在接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后，没有明确答复，而是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复电，认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并提出如果没有成功把握不举行南昌暴动的话，则要“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7月26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代表在武汉举行会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因此派张国焘赴前敌委员会，目的是“坚决前敌之发动”。但张国焘认为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因而对南昌暴动一事仍旧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27日抵达九江后，张国焘立即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等开会，要根据共产国际的复电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遭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但张国焘仍旧在29日两次给南昌有关方面发了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时再解决”。30日凌晨，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当即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歪曲中央“坚决前敌之发动”意见，说中央的意见是“宜慎重”，并把共产国际当成帽子压人，认为共产国际态度也不明确，他主张说：“第一，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第二，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这一意见立即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人的一致反对，认为“起义断不能迁延，更不可能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并且为此争论了几个小时。
起义迫在眉睫，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激烈的争论中，为保证武装起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他“砰”的一声拍了桌子，对张国焘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没有想到平时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竟然发这么大的火，只好表示服从多数。周恩来后来回忆道：“当时的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在我们就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使千百万革命群众看到了希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对李德怒拍桌子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中央红军失利了。此时的中央苏区，四面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央苏区内，由于常年征战，资源枯竭，中央红军对敌作战行动越发受到限制。193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率领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以及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突围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采用了“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导致红军的行军迅速和作战机动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由于“左”倾领导人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接连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后，由最初出发的8.6万余人骤降至3万余人，残酷的现实使部队“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驻守黎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黎平县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于18日举行黎平会议，继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讨论，以从组织上解决当时最为紧迫、争议最大、关系全局的进军方向问题。会上，博古置“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这一客观事实而不顾，仍然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但周恩来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和博古一样顽固不化，也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继续在会上分析敌我形势，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成。黎平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至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李德看到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对李德如此霸道和固执己见十分生气，批评了李德。当时“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在李德印象中“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周恩来这次“显得有些激动”，他“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周恩来在1943年回忆说：“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周恩来这次拍桌子，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在1956年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总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也是老实人不发火的缘故吧。” 黎平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它促使了“三人团”的进一步分化，“开启了中央红军摆脱严重危机、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通道”，使中央红军从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了出来。
为宋庆龄父母墓地被挖一事拍桌子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8月29日晚，86岁高龄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被大约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身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头戴没有帽徽的旧军帽的青年男女查抄。章士钊第二天凌晨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恳求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在信上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接到这份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并立即作了3条指示：l、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2、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3、将章秘密转送到三〇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让其“酌处”，保护章士釗的机会，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十几位高级民主人士，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这份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当北京狂热的红卫兵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在1966年9月1日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是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周恩来特意叮嘱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
然而在“破四旧”中，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红卫兵冲击，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破坏，石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红卫兵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里面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已经去世35年的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她心灵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声大哭。
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邓颖超听后极为震惊，马上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当即给上海方面打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在周恩来的严令下，被“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时间重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写了宋庆龄的名字，宋家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都未刻上。当邓颖超把重修新墓的照片亲自送给宋庆龄，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时，宋庆龄对周恩来夫妇的帮助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对江青拍桌子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等人制造了“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要揪出中国大的“保皇派”。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江青等人视为夺取更高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们掀起一浪接一浪反对周恩来的逆流。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讲了“错话”“软话”，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讨论帮助。于是，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展开批判。江青等人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在会上肆意攻击说与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污蔑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地代替毛泽东等。当时的周恩来虽然癌症已在扩散、身体已很虚弱和疲惫，但他对污蔑之词实在忍无可忍，起而与之争辩，冲着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周恩来大义凛然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感动了在座的不少人。这次持续半个多月的“批周”会议后的12月9日，毛泽东发话平息了江青打倒周恩来的企图，说“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题图为震怒中的周恩来）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