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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来华访问，在周恩来总理为他举办的欢迎晚宴上，他与陈毅外长和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叙谈，留下了一段关于淮海戰役的精彩对话。杜聿明对蒙哥马利讲，在淮海战役期间，他“送给”陈毅元帅100万部队，并解释说部队其实是自己跑到陈毅元帅那里的。
虽然《周恩来年谱》《陈毅年谱》对此均未作详细记述，但一些军史研究者的著作披露了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其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杜聿明作为亲历者讲出了一个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奇迹，人民群众也对这一奇迹作了幽默的概括：“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
解放战争期间，转化被称作“解放战士”的国民党俘虏兵参加解放军，为人民解放军各大野战军补充兵员的主要渠道之一。
先看中原野战军。邓小平1948年在谈到中原野战军前方部队的构成时曾说过，“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至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汇报部队的构成情况，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其他各大野战军的兵员构成，由国民党军俘虏转化来的解放战士也同样占了很高比例。
1948年初，陈毅在总结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情况时，认为“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他还谈及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1948年，罗荣桓在谈到东北野战军的情况时，曾说过“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到当年9月“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为各野战军中最低。但是辽沈战役后，东北部队的兵员成分也发生巨变，以著名的“旋风部队”三纵为例，辽沈战役结束后，一般连队解放战士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
这一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辉煌之历史奇迹的创造，源于解放军对毛泽东优待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而要准确客观地了解解放战士群体的来龙去脉，只能从红军时期说起。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汇报了朱毛红军的俘虏政策：
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法。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毛泽东提到的“优待敌方俘虏兵”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
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
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
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
毛泽东还说，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不仅如此，对敌方的伤兵，毛泽东也提出了处理办法：
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根据毛泽东和陈毅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优待俘虏肇始于红军时期优待俘虏政策，产生于斗争实践中的宣传和兵运工作。提出和践行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动员俘虏参加我军；二是利用俘虏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主张，以达成瓦解敌军之效果。
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所取得的宣传效果奇佳，瓦解敌军的效果也很好，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井冈山的斗争”时就谈到过：
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这里讲的，就是红军改造俘虏、转变俘虏的奇效，就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关于“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的这一思想，始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贯彻。由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和军内民主生活制度，大批来自国民党军的俘虏加入我军，并在革命军队这个大熔炉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根本转变，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战火中经历生死考验，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很多人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王诤等10余名原国民党军的无线电报务、机务人员成了红军俘虏，并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红军，帮助红军筹建无线电通信队。毛泽东接见了王诤等人，并任命王诤担任新成立的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王诤等不负厚望，不仅沟通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还为红军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通信骨干。 1931年5月15日，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用日夜不停轮流监聽的办法，截获了敌28师公秉藩部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明码电报，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动态。获得这一重要情报的毛泽东迅速作出决断，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指挥隐蔽多日的红军果断出击，在短短15天时间里，连续打了5个大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此时，解放战士王诤参加红军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指挥红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毛泽东挥毫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一句“飞将军自重霄入”，颇值得玩味，很多研究者认为“飞将军”指的是黄公略，那么“重霄入”呢？我们可以推测作者此词中的部分深意，也许是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同时巧妙地表扬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吧。这才有最后一句中嘲笑盲人瞎马的国民党军官兵：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这次蒋介石吸取了教训，严令部下使用密码通信，而且密码本必须一天一换。但是，国民党军就那么几本密码，前两次反“围剿”作战，已被红军缴去不少，而且红军中已经有了俘虏过来的原国民党军译电员。
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红3军报务员曹丹辉截获了一份敌台通信，当天即破译了出来，是何应钦电台发出的蒋介石给各路国民党军的“限10天扑灭共匪”命令。这道命令很快经黄公略转送毛泽东、朱德。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费尽心血制订出来的“分进合击”方案，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毛泽东面前。
后来，有党史研究者考证出一个“三块银圆”的趣闻：
第三次反“围剿”以三战三捷大获全胜后，毛泽东高兴大喊：“胡公侠（毛泽东身边的作战参谋）！胡公侠！去把红三军的报务员曹丹辉同志请来，我要重重地奖赏他！”
曹丹辉来了，毛泽东拉住这位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激动地说：“我毛泽东得好好地感谢你，你截获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很有帮助啊！”
临别，毛泽东写了个条子交给胡公侠说：“你告诉副官处，奖3块钱给你买只鸡吃。”
“蒋介石送了你毛总政委近10个团，你毛总政委才‘重赏’3块钱，太小家子气了吧！”朱德在一旁打趣道。
“不少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这么多呢！”毛泽东说完便爽朗地大笑起来。
从此，“三块银圆”的故事便在无线电通信部队和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中流传了下来。
优待俘虏争取来王诤，王诤带出了曹丹辉等一批优秀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虽然《周恩来年谱》《陈毅年谱》对此均未作详细记述，但一些军史研究者的著作披露了此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其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杜聿明作为亲历者讲出了一个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奇迹，人民群众也对这一奇迹作了幽默的概括：“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
战争奇迹
解放战争期间，转化被称作“解放战士”的国民党俘虏兵参加解放军，为人民解放军各大野战军补充兵员的主要渠道之一。
先看中原野战军。邓小平1948年在谈到中原野战军前方部队的构成时曾说过，“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至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汇报部队的构成情况，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其他各大野战军的兵员构成，由国民党军俘虏转化来的解放战士也同样占了很高比例。
1948年初，陈毅在总结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情况时，认为“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他还谈及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1948年，罗荣桓在谈到东北野战军的情况时，曾说过“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到当年9月“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为各野战军中最低。但是辽沈战役后，东北部队的兵员成分也发生巨变，以著名的“旋风部队”三纵为例，辽沈战役结束后，一般连队解放战士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
这一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辉煌之历史奇迹的创造，源于解放军对毛泽东优待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而要准确客观地了解解放战士群体的来龙去脉，只能从红军时期说起。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汇报了朱毛红军的俘虏政策：
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法。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毛泽东提到的“优待敌方俘虏兵”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
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
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
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
毛泽东还说，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不仅如此，对敌方的伤兵，毛泽东也提出了处理办法：
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根据毛泽东和陈毅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优待俘虏肇始于红军时期优待俘虏政策，产生于斗争实践中的宣传和兵运工作。提出和践行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动员俘虏参加我军；二是利用俘虏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主张，以达成瓦解敌军之效果。
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所取得的宣传效果奇佳，瓦解敌军的效果也很好，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井冈山的斗争”时就谈到过：
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这里讲的，就是红军改造俘虏、转变俘虏的奇效，就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关于“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的这一思想，始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贯彻。由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和军内民主生活制度，大批来自国民党军的俘虏加入我军，并在革命军队这个大熔炉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根本转变，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战火中经历生死考验，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很多人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飞将军自重宵入”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王诤等10余名原国民党军的无线电报务、机务人员成了红军俘虏，并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红军，帮助红军筹建无线电通信队。毛泽东接见了王诤等人，并任命王诤担任新成立的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王诤等不负厚望，不仅沟通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还为红军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通信骨干。 1931年5月15日，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用日夜不停轮流监聽的办法，截获了敌28师公秉藩部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明码电报，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动态。获得这一重要情报的毛泽东迅速作出决断，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指挥隐蔽多日的红军果断出击，在短短15天时间里，连续打了5个大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此时，解放战士王诤参加红军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指挥红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毛泽东挥毫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一句“飞将军自重霄入”，颇值得玩味，很多研究者认为“飞将军”指的是黄公略，那么“重霄入”呢？我们可以推测作者此词中的部分深意，也许是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同时巧妙地表扬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吧。这才有最后一句中嘲笑盲人瞎马的国民党军官兵：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这次蒋介石吸取了教训，严令部下使用密码通信，而且密码本必须一天一换。但是，国民党军就那么几本密码，前两次反“围剿”作战，已被红军缴去不少，而且红军中已经有了俘虏过来的原国民党军译电员。
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红3军报务员曹丹辉截获了一份敌台通信，当天即破译了出来，是何应钦电台发出的蒋介石给各路国民党军的“限10天扑灭共匪”命令。这道命令很快经黄公略转送毛泽东、朱德。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费尽心血制订出来的“分进合击”方案，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毛泽东面前。
后来，有党史研究者考证出一个“三块银圆”的趣闻：
第三次反“围剿”以三战三捷大获全胜后，毛泽东高兴大喊：“胡公侠（毛泽东身边的作战参谋）！胡公侠！去把红三军的报务员曹丹辉同志请来，我要重重地奖赏他！”
曹丹辉来了，毛泽东拉住这位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激动地说：“我毛泽东得好好地感谢你，你截获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很有帮助啊！”
临别，毛泽东写了个条子交给胡公侠说：“你告诉副官处，奖3块钱给你买只鸡吃。”
“蒋介石送了你毛总政委近10个团，你毛总政委才‘重赏’3块钱，太小家子气了吧！”朱德在一旁打趣道。
“不少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这么多呢！”毛泽东说完便爽朗地大笑起来。
从此，“三块银圆”的故事便在无线电通信部队和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中流传了下来。
优待俘虏争取来王诤，王诤带出了曹丹辉等一批优秀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