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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述档案，是事件的当事人、参与者或者了解事件的人们，通过对事件原因、过程及结果等的追述而形成的记录，是档案界时下关注和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也是档案征集的重要范围。本文通过考察张学良晚年对九一八事变的口述，得出档案界对口述档案应该采取的态度。
关键词：口述档案 真实性 价值 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晚年
对九一八事变口述的真伪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沦入敌手。不抵抗命令是谁的旨意呢？公认的说法是蒋介石下令的，张学良不过是代人受过。但现在有人提出异议，理由是张学良晚年的口述。这些口述从档案学的角度看，就是口述档案。张学良在1990年曾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说:“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1991年，他又对徐松林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与蒋介石无关。”对唐德刚也说：“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不能把这个委过于中央。”
因为是张学良晚年亲自口述，而且反复声明，似乎可性度很高，果真如此吗？我们可通过二人的表现来判断。
先看张学良。纵观历史，张学良的爱国态度非常鲜明。他14岁参加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捐款2000元；1928年底，他宣告东三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1931年5月，处死非法潜入东北进行军事侦察的中村震太郎等；1933年，日寇侵略华北，他与27名将领发表保卫热河通电；1936年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即便被蒋囚禁后，他也多次表示抗日救国。这样一位矢志抗日的人物，怎会心甘情愿下达不抵抗命令？
再看蒋介石。虽然蒋极为复杂，但仍可看出他对外国的态度。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深知两国差距，注就了他一生对日本等国的恐惧心态。这最早可从他处理1928年“济南惨案”看出。日本无故屠杀我军民6123人，伤1700多人。对此，蒋介石竟然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千古奇闻。东北沦陷后，他继续妥协打内战，通过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西安事变”就是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突出例子。抗战中，他一直保持与日寇接触，同时制造“皖南事变”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抗战胜利后，这个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蒋介石，竟发表臭名昭著的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讲话，在战胜国中第一个建议保留日本天皇制，使裕仁天皇得以寿终正寝（裕仁死后连英国报纸都说“他早该下地狱了”）；他还把驻日军队拉回来打内战，将冈村宁次放回日本。1946年，他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公认是“二十一条”的继续。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与张学良在民族大义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蒋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远比抗日积极。他下令不抵抗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张学良。
再看“九一八”事变前后蒋的表现。日军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后，他妥协退让，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 9月12日召见张学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8日晚，日军进攻北大营，三月后东北沦陷。而蒋却在围剿红军，消灭所谓“赤匪”。
可见，蒋介石不但自己坚决奉行不抵抗政策，还一再将恐日惧洋心态灌输给张学良。否则按张之爱国思想、血气方刚的年龄和现实的分析，他都会打一仗的。可以推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按惯例让东北军不抵抗，但在频频告急时意识到严重性，赶紧向蒋介石汇报。蒋却指示绝对不抵抗，于是张下达了该命令。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背黑锅。
结论
由以上公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口述档案不都是真实的。导致口述档案不真实的原因非常复杂。就拿张学良晚年对九一八事变的口述档案分析，受干扰的因素就很多，主要有：
感情因素。张学良对蒋的感情很矛盾。政治上，正是蒋的信任，他才得以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为陆军一级上将，曾经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蒋的二号人物。也同样是蒋的背信弃义，使他被囚禁余生，报国抱负付诸流水。生活上，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像对待杨虎城那样杀掉他，还让赵一荻陪其度过一生。张给蒋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
政治判断力的因素。张学良多年处在囚禁之中，蒋又常以长者身份“教诲”他，他也曾秉蒋旨意写过《西安事变反省录》，这必然导致他政治判断力下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91年，张与吕正操重逢，当时吕认为李登辉是台独分子，张不以为然。事实证明吕正操是正确的。
最后一点，可能同记忆准确度有关。1932年，张就曾告诉章太炎关于蒋介石不抵抗密令，彼时记忆自然牢靠。但他晚年口述时已90多岁，不但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是自然规律，而且蒋一直让他奉行不抵抗政策，他记忆中很可能存储的只是蒋之教诲而非当时情况。实际上，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解释他下达不抵抗命令原因的“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照此解释，他是没明白形势，不知道日本要占领东北才不抵抗的，一旦明白了就抵抗了。按此推理，他随后将东北军一再内撤，直至东北完全被占，又做何解释呢？须知，东北一失，连“东北易帜”、统一中国都没有意义了，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因为中国非但未能统一，连本来在中国人手里的东北都沦陷了，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所以只有一种解释：张学良晚年为蒋介石开脱的口述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口述档案不都是符合史实的，它有模糊的、主观的一面，有时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就是口述者受自身因素影响导致口述档案在真实性方面的欠缺。因此，我们决不能凭一面之词，就认定口述档案都是正确的，司马迁的《史记》尚且回避汉朝的事情呢。
第二，不能以口述档案的不真实性否定其价值。有人可能说，既然有的口述档案不真实，档案工作者就不应该花那么大精力关注它。这是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可见，档案是以价值存世的，而不是以真实性与否作为判断依据。而真实性与价值性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从哲学角度看，真实性首先是一个客观范畴，价值性则首先是主观范畴。就口述档案而言，它的价值至少有：对真实的口述档案来说，它具有凭证作用，可以作为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依据，澄清认识，其价值自不待言。即便不真实的口述档案，也有重要意义。对事件本身而言，为我们了解事实提供了多个角度，可促使人们对特定事件进行更精确的考证和研究，从而使事件愈来愈接近真相；同时，由于口述者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口述档案了解其他一些事情。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张学良晚年时台湾省的社会情况、政治氛围等。此外，口述者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对特定事件的口述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对另外一些情况或者细节的叙述却是准确的，这就为研究相关事件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口述档案对某一特定事件回忆的偏差或不真实而否定口述档案的价值。
第三，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和价值性的分离，对档案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意识到口述档案的价值，从而高度重视收集、整理和抢救口述档案。尤其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由于年代的久远，真相已无从得知，我们更应加紧这一工作。就九一八事变而言，张学良作为当事人已经离世，从这一角度看，唐德刚就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时，作为口述档案的收集者和整理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口述档案更接近口述者的回忆。我们决不可以掺杂主观因素，在口述档案中夹杂自己的判断和揣度，否则就不是负责的态度。在收集口述档案时，我们甚至可以精确到收集者与口述者关系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很难对一个陌生人或者不信任的人透露事件真相的。
观念往往是行动的先导。档案工作者不但要了解口述档案的局限性，更应高度重视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工作，并尽量尊重口述者所述内容，把口述档案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尽可能保持其客观性，为利用者做出判断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乔.颠覆大量旧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访谈录[N].北京日报，2010年12月13日.
2.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3. 张宝印，徐壮志，孙彦新.原东北军士兵和沈阳市民的回忆：我所亲历的“9.18”[N].新华网，2005年7月20日.
4. 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J].百年潮，2002（9）－（10）.
5. 唐德刚与张学良口述历史[J].万象，2002（3）.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
关键词：口述档案 真实性 价值 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晚年
对九一八事变口述的真伪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沦入敌手。不抵抗命令是谁的旨意呢？公认的说法是蒋介石下令的，张学良不过是代人受过。但现在有人提出异议，理由是张学良晚年的口述。这些口述从档案学的角度看，就是口述档案。张学良在1990年曾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说:“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1991年，他又对徐松林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与蒋介石无关。”对唐德刚也说：“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不能把这个委过于中央。”
因为是张学良晚年亲自口述，而且反复声明，似乎可性度很高，果真如此吗？我们可通过二人的表现来判断。
先看张学良。纵观历史，张学良的爱国态度非常鲜明。他14岁参加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捐款2000元；1928年底，他宣告东三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1931年5月，处死非法潜入东北进行军事侦察的中村震太郎等；1933年，日寇侵略华北，他与27名将领发表保卫热河通电；1936年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即便被蒋囚禁后，他也多次表示抗日救国。这样一位矢志抗日的人物，怎会心甘情愿下达不抵抗命令？
再看蒋介石。虽然蒋极为复杂，但仍可看出他对外国的态度。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深知两国差距，注就了他一生对日本等国的恐惧心态。这最早可从他处理1928年“济南惨案”看出。日本无故屠杀我军民6123人，伤1700多人。对此，蒋介石竟然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千古奇闻。东北沦陷后，他继续妥协打内战，通过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西安事变”就是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突出例子。抗战中，他一直保持与日寇接触，同时制造“皖南事变”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抗战胜利后，这个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蒋介石，竟发表臭名昭著的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讲话，在战胜国中第一个建议保留日本天皇制，使裕仁天皇得以寿终正寝（裕仁死后连英国报纸都说“他早该下地狱了”）；他还把驻日军队拉回来打内战，将冈村宁次放回日本。1946年，他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被公认是“二十一条”的继续。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与张学良在民族大义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蒋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远比抗日积极。他下令不抵抗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张学良。
再看“九一八”事变前后蒋的表现。日军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后，他妥协退让，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 9月12日召见张学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8日晚，日军进攻北大营，三月后东北沦陷。而蒋却在围剿红军，消灭所谓“赤匪”。
可见，蒋介石不但自己坚决奉行不抵抗政策，还一再将恐日惧洋心态灌输给张学良。否则按张之爱国思想、血气方刚的年龄和现实的分析，他都会打一仗的。可以推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按惯例让东北军不抵抗，但在频频告急时意识到严重性，赶紧向蒋介石汇报。蒋却指示绝对不抵抗，于是张下达了该命令。所以蒋介石并没有背黑锅。
结论
由以上公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口述档案不都是真实的。导致口述档案不真实的原因非常复杂。就拿张学良晚年对九一八事变的口述档案分析，受干扰的因素就很多，主要有：
感情因素。张学良对蒋的感情很矛盾。政治上，正是蒋的信任，他才得以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为陆军一级上将，曾经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蒋的二号人物。也同样是蒋的背信弃义，使他被囚禁余生，报国抱负付诸流水。生活上，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像对待杨虎城那样杀掉他，还让赵一荻陪其度过一生。张给蒋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
政治判断力的因素。张学良多年处在囚禁之中，蒋又常以长者身份“教诲”他，他也曾秉蒋旨意写过《西安事变反省录》，这必然导致他政治判断力下降。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91年，张与吕正操重逢，当时吕认为李登辉是台独分子，张不以为然。事实证明吕正操是正确的。
最后一点，可能同记忆准确度有关。1932年，张就曾告诉章太炎关于蒋介石不抵抗密令，彼时记忆自然牢靠。但他晚年口述时已90多岁，不但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是自然规律，而且蒋一直让他奉行不抵抗政策，他记忆中很可能存储的只是蒋之教诲而非当时情况。实际上，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解释他下达不抵抗命令原因的“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照此解释，他是没明白形势，不知道日本要占领东北才不抵抗的，一旦明白了就抵抗了。按此推理，他随后将东北军一再内撤，直至东北完全被占，又做何解释呢？须知，东北一失，连“东北易帜”、统一中国都没有意义了，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因为中国非但未能统一，连本来在中国人手里的东北都沦陷了，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所以只有一种解释：张学良晚年为蒋介石开脱的口述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口述档案不都是符合史实的，它有模糊的、主观的一面，有时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的就是口述者受自身因素影响导致口述档案在真实性方面的欠缺。因此，我们决不能凭一面之词，就认定口述档案都是正确的，司马迁的《史记》尚且回避汉朝的事情呢。
第二，不能以口述档案的不真实性否定其价值。有人可能说，既然有的口述档案不真实，档案工作者就不应该花那么大精力关注它。这是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可见，档案是以价值存世的，而不是以真实性与否作为判断依据。而真实性与价值性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从哲学角度看，真实性首先是一个客观范畴，价值性则首先是主观范畴。就口述档案而言，它的价值至少有：对真实的口述档案来说，它具有凭证作用，可以作为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依据，澄清认识，其价值自不待言。即便不真实的口述档案，也有重要意义。对事件本身而言，为我们了解事实提供了多个角度，可促使人们对特定事件进行更精确的考证和研究，从而使事件愈来愈接近真相；同时，由于口述者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口述档案了解其他一些事情。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张学良晚年时台湾省的社会情况、政治氛围等。此外，口述者虽然由于某些原因，对特定事件的口述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对另外一些情况或者细节的叙述却是准确的，这就为研究相关事件提供了可能。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口述档案对某一特定事件回忆的偏差或不真实而否定口述档案的价值。
第三，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和价值性的分离，对档案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意识到口述档案的价值，从而高度重视收集、整理和抢救口述档案。尤其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由于年代的久远，真相已无从得知，我们更应加紧这一工作。就九一八事变而言，张学良作为当事人已经离世，从这一角度看，唐德刚就作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时，作为口述档案的收集者和整理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口述档案更接近口述者的回忆。我们决不可以掺杂主观因素，在口述档案中夹杂自己的判断和揣度，否则就不是负责的态度。在收集口述档案时，我们甚至可以精确到收集者与口述者关系的程度。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很难对一个陌生人或者不信任的人透露事件真相的。
观念往往是行动的先导。档案工作者不但要了解口述档案的局限性，更应高度重视口述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工作，并尽量尊重口述者所述内容，把口述档案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尽可能保持其客观性，为利用者做出判断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乔.颠覆大量旧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访谈录[N].北京日报，2010年12月13日.
2.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
3. 张宝印，徐壮志，孙彦新.原东北军士兵和沈阳市民的回忆：我所亲历的“9.18”[N].新华网，2005年7月20日.
4. 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J].百年潮，2002（9）－（10）.
5. 唐德刚与张学良口述历史[J].万象，2002（3）.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