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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杨朝飞、吴昌华、孙继荣、丛明等纵论环境治理
有人说，2013年对于中国人的呼吸系统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在1月2日召开的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披露， 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达五六级的重污染天数累计为58天，相当于去年北京每六七天就会出现一次重污染天气。
其实，被十面“霾”伏着的城市绝不仅仅是北京。去年10月，一场深秋大雾致使东三省的省会城市全部处于重度污染。12月初，一场持续时间超过一周的雾霾袭击了我国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12月底，被雾霾笼罩的西安市某媒体更是发出了一则题为“预计今日西安空气质量好转至重度污染”的新闻。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PM2.5到底从何而来？12月30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占北京PM2.5污染主要来源的69%。
“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比重不同，美国所使用的能源六成以上都是油气，而中国仅煤炭消费就占了68%。”在东亚大气污染治理与环保产业国际合作峰会上，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中国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日前表示，中国的能源消耗高，但能效极低。以一吨标煤产生的GDP计算，中国1吨标煤的能源消耗产生14000元人民币的GDP，全球平均水平是1吨标煤产生25000元，总体上中国消费了全球20%的能源，但创造的GDP只占全球10%。
“英国和日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治理雾霾，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收到效果。如今对我们来说技术是现成的，只要政策到位、措施到位，我认为3到5年就可以取得明显成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
“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之后，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和31个省市2017年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确认工作，也和这些省市签订了责任书，把治理考核与地方政府领导的官帽子结合起来。”中国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目标要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17年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虽然现在这三个地区的年均改善程度只有2%，但是我相信只要措施能够落实，目标实现不成问题。”汪健说。
对话
煤电其实并不便宜
郑新立：过去我们比较穷，首先考虑的都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就要把健康问题提到议程上来。
过去有人认为，保护环境就意味着牺牲发展。实际上，环境保护和发展是可以统一、协调的。实际上，空气也可以成为商品，创造清洁的空气也可以产生利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GDP。
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因为煤电的成本低于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所以不愿意使用后者。虽然看起来煤电的成本只有每度4毛多钱，而风电、太阳能电的成本接近每度电1元钱，但是如果我们把环境成本、人的健康成本、医疗成本也全部折算在内，我想大家就不会再坚持“因为煤电便宜，所以要重点搞煤电”这类陈旧观念了。
杨朝飞：我认为，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太粗放。有人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大，所以污染必然严重，这个观点我并不赞成。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但是如果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高，也是可以避免产生污染的。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总量按人均来说也很高，但是污染并不大。
我们经济发展太粗放、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太低是造成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如今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和德国的3.4倍，是日本的4.1倍，是加拿大和英国的6.3倍。同时，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占能源总量70%左右，而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最高不超过25%。
吴昌华：为什么尽管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区污染不断，各国政府仍显政策乏力、积极性不高？说到底还是重视程度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暖，却总认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威胁到现在的日常生活，因此并不需要迫切解决。各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都希望在他们在位时去解决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家都忙着去创造就业、寻找新出路，而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则显得并不足够重视。
要调动企业参与治污的积极性
杨朝飞：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形势下，拉动最大的就是环保产业。在今后几年，中国环保产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当然，投入和商机是相关的，没有企业愿意做不赚钱的事情，关键问题是要让环保的效益和经济的效益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对企业治污制定了相应规定，企业一旦排污，就要罚款甚至负上刑事责任。如果我们的法律是松弛的，企业肯定要把成本外部化，导致排污企业挣钱，治污企业赔钱。我觉得不管环保赚钱不赚钱，它都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了的，就必须去做。
我们要想彻底治理污染，就必须严格执法，强制那些排污企业、不治理污染的企业治理污染，同时，国家要对那些主动治污企业给予价格、贷款等资金优惠。这样让排污的企业无利可图，让治污的企业有利可图，久而久之，治理污染就会成为企业自觉的行为。
孙继荣：现在很少有企业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系统、协调地处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可以做到让经济、社会、环境效应相统一的。其实企业如果可以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能提高其综合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世界上最领先的企业，恰好都是在各自领域通过创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企业的管理。
另外，我们在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组织的社会责任。我所说的组织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企业组织、消费者组织甚至国际合作组织。我们在设计一项战略方案的时候，要争取把它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全社会合作多赢的模式。如果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这个方式来做，那么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就能够解决。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合作多赢的方式去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
丛明：我们国家在近几年加大了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促进节能环保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这其中既有鼓励性政策，也有惩罚性政策。比如企业新建一个节能环保项目，头三年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可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企业用于购置节能环保设备资金的10%可用于抵免所得税等等。
但是对于这种抵免税收的优惠，目前只是包括脱硫设备和除尘设备，还没有纳入脱硝设备。实际上脱硝设备装置对于抑制PM2.5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下一步会把脱硝设备纳入抵扣范围，只要企业安装脱硝设备就可以降低成本，少缴所得税。
另外我们还会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对节能环保资源的综合利用。一是完善消费税政策的调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纳入消费税的调节范围；二是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把资源扩展到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包括水流、山林、山岭、草原、荒山、滩涂、荒地等等；三是开征环境保护税。
此外，京津冀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今后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一片地区加大税收政策对治理大气污染的促进力度。
有人说，2013年对于中国人的呼吸系统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在1月2日召开的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披露， 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达五六级的重污染天数累计为58天，相当于去年北京每六七天就会出现一次重污染天气。
其实，被十面“霾”伏着的城市绝不仅仅是北京。去年10月，一场深秋大雾致使东三省的省会城市全部处于重度污染。12月初，一场持续时间超过一周的雾霾袭击了我国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12月底，被雾霾笼罩的西安市某媒体更是发出了一则题为“预计今日西安空气质量好转至重度污染”的新闻。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PM2.5到底从何而来？12月30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占北京PM2.5污染主要来源的69%。
“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能源消费比重不同，美国所使用的能源六成以上都是油气，而中国仅煤炭消费就占了68%。”在东亚大气污染治理与环保产业国际合作峰会上，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中国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原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日前表示，中国的能源消耗高，但能效极低。以一吨标煤产生的GDP计算，中国1吨标煤的能源消耗产生14000元人民币的GDP，全球平均水平是1吨标煤产生25000元，总体上中国消费了全球20%的能源，但创造的GDP只占全球10%。
“英国和日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治理雾霾，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收到效果。如今对我们来说技术是现成的，只要政策到位、措施到位，我认为3到5年就可以取得明显成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
“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之后，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和31个省市2017年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确认工作，也和这些省市签订了责任书，把治理考核与地方政府领导的官帽子结合起来。”中国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汪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目标要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2017年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虽然现在这三个地区的年均改善程度只有2%，但是我相信只要措施能够落实，目标实现不成问题。”汪健说。
对话
煤电其实并不便宜
郑新立：过去我们比较穷，首先考虑的都是如何解决温饱问题。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就要把健康问题提到议程上来。
过去有人认为，保护环境就意味着牺牲发展。实际上，环境保护和发展是可以统一、协调的。实际上，空气也可以成为商品，创造清洁的空气也可以产生利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GDP。
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因为煤电的成本低于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所以不愿意使用后者。虽然看起来煤电的成本只有每度4毛多钱，而风电、太阳能电的成本接近每度电1元钱，但是如果我们把环境成本、人的健康成本、医疗成本也全部折算在内，我想大家就不会再坚持“因为煤电便宜，所以要重点搞煤电”这类陈旧观念了。
杨朝飞：我认为，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太粗放。有人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大，所以污染必然严重，这个观点我并不赞成。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大，但是如果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高，也是可以避免产生污染的。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总量按人均来说也很高，但是污染并不大。
我们经济发展太粗放、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太低是造成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如今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和德国的3.4倍，是日本的4.1倍，是加拿大和英国的6.3倍。同时，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占能源总量70%左右，而这个数字在发达国家最高不超过25%。
吴昌华：为什么尽管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区污染不断，各国政府仍显政策乏力、积极性不高？说到底还是重视程度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暖，却总认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威胁到现在的日常生活，因此并不需要迫切解决。各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都希望在他们在位时去解决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大家都忙着去创造就业、寻找新出路，而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则显得并不足够重视。
要调动企业参与治污的积极性
杨朝飞：在大气污染严重的形势下，拉动最大的就是环保产业。在今后几年，中国环保产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当然，投入和商机是相关的，没有企业愿意做不赚钱的事情，关键问题是要让环保的效益和经济的效益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对企业治污制定了相应规定，企业一旦排污，就要罚款甚至负上刑事责任。如果我们的法律是松弛的，企业肯定要把成本外部化，导致排污企业挣钱，治污企业赔钱。我觉得不管环保赚钱不赚钱，它都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了的，就必须去做。
我们要想彻底治理污染，就必须严格执法，强制那些排污企业、不治理污染的企业治理污染，同时，国家要对那些主动治污企业给予价格、贷款等资金优惠。这样让排污的企业无利可图，让治污的企业有利可图，久而久之，治理污染就会成为企业自觉的行为。
孙继荣：现在很少有企业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系统、协调地处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可以做到让经济、社会、环境效应相统一的。其实企业如果可以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能提高其综合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世界上最领先的企业，恰好都是在各自领域通过创新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和企业的管理。
另外，我们在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组织的社会责任。我所说的组织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企业组织、消费者组织甚至国际合作组织。我们在设计一项战略方案的时候，要争取把它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全社会合作多赢的模式。如果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这个方式来做，那么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就能够解决。
毕竟我们的目标是按照合作多赢的方式去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
丛明：我们国家在近几年加大了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促进节能环保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这其中既有鼓励性政策，也有惩罚性政策。比如企业新建一个节能环保项目，头三年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可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企业用于购置节能环保设备资金的10%可用于抵免所得税等等。
但是对于这种抵免税收的优惠，目前只是包括脱硫设备和除尘设备，还没有纳入脱硝设备。实际上脱硝设备装置对于抑制PM2.5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下一步会把脱硝设备纳入抵扣范围，只要企业安装脱硝设备就可以降低成本，少缴所得税。
另外我们还会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对节能环保资源的综合利用。一是完善消费税政策的调整，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纳入消费税的调节范围；二是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把资源扩展到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包括水流、山林、山岭、草原、荒山、滩涂、荒地等等；三是开征环境保护税。
此外，京津冀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今后我们还要考虑在这一片地区加大税收政策对治理大气污染的促进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