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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作品中对一段历史内容的呈现会因为阐述者所选择的特殊叙事视角、叙事立场以及叙事风格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历史是不能用文学来表述的，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多半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目的多是把历史作为一个背景领域来表现，其中寄托的是作家特殊的个体记忆与个人经验，而这些恰恰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极力掩盖的。民间历史叙事是当下历史小说经常采用的方式，通过以《墟上春绿否》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民间历史叙事这一叙事方式的分析，可以探讨如何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对民间叙事的策略与创新。“算命先生”的民间历史叙事视角和“个体叙事”的民间历史呈现方式以及传奇式人物形象塑造，这些叙事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为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可以说，文学作品中历史的民间叙事是将社会与人世的变迁离合还原到人类存在的最为本体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还原过程中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从而迈向永恒境界。
[关键词]民间叙事；《墟上春绿否》；传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4-0058-04
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历史，历史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政治家的眼中，历史是搅弄风云的工具；在研究者的眼中，历史是寻幽探微的途径；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历史就是踏实的日常生活。文学中的历史呈现会因为作家在作品创作中所选择的特殊叙事视角、叙事立场以及叙事风格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在《墟上春绿否》中，作者呈现出的是由历史幻化而成的个体具像人生，采用民间叙述的视角讲述中国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一段特殊岁月，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历史民间叙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的对民间叙事的策略与创新。
一、“算命先生”：历史民间叙事的独特视角
文学与历史的动态关系是迷人而复杂的，历史写作本身也多以修饰和文采见长，“历史是写下来的故事，故其本质上是文学，其写作手法也是文学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夸饰、想象和虚构”[1]，文学中的历史叙述也是把历史作为叙事对象，如果追究文学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那就要注意文本中叙述历史的叙述者以及叙述方式。著名学者陈思和提出“民间”[2]的概念，为文学中历史叙事的表述找到了一个阐释角度，也为疏离“庙堂”和“广场”的作家创作找到了新的写作立场。如果给“民间叙事”一个确切的定义的话，即是作家运用民间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站在民间立场来反映时代、历史的发展，以民间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表达知识分子自身难以言说的对时代、历史的认知，以隐藏于民间的方式来表达其写作立场与价值取向。依照此定义，民间叙事其实质既是作家创作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又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所坚持的立场。
《墟上春绿否》是一部展现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进程的小说，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叙事视角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作者选取的叙事者是一位漂泊底层的“算命先生”，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视角代为叙史，以底层的“算命先生”的立场、视角叙述历史，以他对往事的回忆以及人生经历作为故事框架的支撑，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变迁与中国人的生存本相。这是文学中一种民间史的叙述表达方式，把叙事者设定为一位街头的算命先生，这使得作品中再现的历史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下的正史，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民间视角。从算命人的经历去解释历史，站在底层民间，使底层有机会言说历史，取得言说历史的权力，这就使得正史与民间史构成消解重构以及对话的结构关系。四处流浪的“算命先生”是底层人，算命是一份卑贱的职业，他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与见证、回忆与讲述，其实质是确定了作家的民间立场，把话语权交给民间，使其叙事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掌控，这就是“算命先生”这一视角叙事的特殊功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小说主要的叙述者是底层的“算命先生”，“讲”与“听”两者之间涉及的问题是两者所持的身份、姿态问题，而通过“算命先生”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呈现中国百年历史，这个视角决定了故事讲述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所持的是一种对等姿态。而且“算命先生”身份本属民间，既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替代者，也非居高临下的权威者，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既非强制也非灌输式的布道，而是相对的自由、对等。“算命先生”虽然在普通民众中是神秘的，而且还对其存在着敬畏感，但他也仅是历史的旁观者，最多算是个被动参与者，这种神秘或敬畏是来源于民间对于“带有救赎意义的另类他者文化的期待与信仰，这种文化期待与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3]。而且以历史、民族主体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算命先生”，不仅其特殊身份、背景的讲述让读者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而且可以起到历史见证人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了“操控者”的意义。
其次，小说的叙事属于倒叙，其基本模式是“现实——过去——现实”的回忆式叙事模式，这种“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小说中过去与现在的故事之所以能融合在一起，原因“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于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4]。所以，整部作品的关键点在于作为叙述主体的“算命先生”的情绪心境，他就像“先知者”存在于小说中，远离世俗、保持初心、善良淳朴，历经百年的人世沧桑，对民族历史、世间人事已经洞察深刻。
最后，作品中“算命先生”的历史叙事视角更大的作用在于“算命先生”对历史的讲述其实是他自身个体生命的叙事话语，在对过去20世纪近百年历史的追忆中，对于过往的一切都怀有一份冲淡平和，对过往历史与人事的回忆也更加充满宽容与温情。
二、“个体叙事”：民间历史的呈现方式
历史的呈现不能用文学来表述，小说中呈现的历史叙事多半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目的多为把历史作为一个背景领域来表现，其中寄托的是小说作者特殊的个体记忆与个人经验，而这些恰恰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被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掩盖的历史，“文学即使面对历史也只能呈现个人记忆——这是它的性质，也是它的意义与存在的理由”[5]。在小说《墟上春绿否》中，作者在作品中有叙述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有着明显的时间和历史事实的暗示，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作者所叙述的重点，小说中努力呈现的是有着独特个体人生经验的“个体历史”。作家贾平凹说过，“历史通过平庸的琐碎的日子才能真实地呈现，而呈现得越沉稳、越详尽，理念的东西就愈坚定突出”[6]。《墟上春绿否》中所呈现的就是平庸生活以及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也是日常、底层民众的历史，“算命先生”叙事视角的选择也注定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是个体民间的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要被民间个体叙事所取代，“算命先生”在文本中只是在讲述他自己一生的故事，所以，作者站在民间立场叙写历史，所呈现的不是国家掌握权力者、动荡冲突中获胜者的历史，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个体情感与矛盾，相应的正史的历史史实就成为历史记忆的边缘。 小说的叙述结构具有纵横捭阖的叙述时空架构，可以明显看到作家对古典文学历史文本叙事精神的继承。《墟上春绿否》以对称式的历史人物作为叙事照应，从各个层面表现历史中的人物，作品中有两个孤儿石头与夏生的对应，有黄老爷与齐老爷的对称，军阀与财阀，中间势力有放洋归来的齐清梧与军阀家庭出身、一身匪气的冯瑞德的对应，戏子中的老戏骨齐老爷与戏痞子顾云澜，女学生中的赵沛珊与周洁不同人生结局，等等。“历史的演变让历史的人物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历史的发展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形式可能改变，历史的本质不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构成的”[7]，所以由人构成的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写人，写出了人，就写出了历史，历史也就成了人的生命记录。这样的叙事结构有着司马迁《史记》的叙事结构的影子，突破以往以时间为序的历史记录方式，让“人”成为历史的主体。
真实鲜活应该是历史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但我们从历史教材中了解的历史总是枯燥与乏味的，这是因为它缺少了历史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历史是由无数个非凡的、辉煌的瞬间和平凡的人物构成的。张晓光的《墟上春绿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既宏大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底层民众的生命史，这是历史最鲜活的真实画面。大多历史文本总是试图告诉人们以历史为鉴的启示，《墟上春绿否》却返其道而行之，作者试图在阐释一个由日常生活积累而形成的人的个体历史，日常中芸芸众生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角度去阐释历史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路径。
所以，读《墟上春绿否》环环相扣的紧凑情节，好像在听一位老者温婉地叙述着所经历的历史岁月……身处战乱频仍的特殊年代，表面上生活貌似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但内藏的悲哀却如流水一般不断地从生活缝隙中流出。对于历史，人们通常会考量其真实性，而文学中的历史是两种真实的融合，即生活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作者在创作中既满足了读者对历史中日常生活真实的阅读需求，也没有放弃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揭露，这些文本创作的努力也表现了当下作家对人类历史反思应该具备的品质与良知。
《墟上春绿否》对历史的叙述视角是民间的，立足于民间，作家试图在看似平淡的历史描述中揭露战争罪恶的事实——战争和侵略改变了底层小人物表面普通而平淡的生活状态，使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都发生改变，当战争的发生地从战场转移到底层民众生活中的时候，如果罪恶已经侵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才是更恐怖的事，使战争的残暴与灭绝人性的本质暴露得更为彻底。如果沈家庄没有被战争侵袭，石头和夏生可能会在乡村平凡地度过一生，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两个孩子的一生，成为命运悲剧的牺牲品。这就是民间历史叙事中文学的力量，它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现与历史教科书中的纯粹的死亡名单与数字相比，对后人来说要更加震撼、更加惊心动魄，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消逝有时比血流成河更具震撼力。
三、“传奇叙事”：民间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张晓光在他的创作谈中曾经说过，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来源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类似的中国传统英雄传奇。中国小说的传奇性是传统美学在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特征，由“英雄传奇”演化而出的“侠义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理论界对于侠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归纳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但“血债”“报恩”和“复仇”这些基本元素特征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侠义小说中，一般是主人公遭遇“杀父”或“灭门”的血海深仇，这是小说叙事的起点，然后是幸存的主人公开始漫长而艰辛的复仇征途，而手刃仇敌就成为主人公在世生存的唯一意义。《墟上春绿否》的创作从主题到人物形象塑造上都与“传奇”相似，具备了传奇因素，但又有不同，不完全等同于通俗的传奇小说，其中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传奇性”在写作中的创新，比如最明显的是人物塑造对传奇性的突破。
在武侠小说中，报恩与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核心伦理观念，原始正义观是“侠”意识的来源，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泛，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8]，所以，侠意识应该是全人类的，而并非中国特有的，为亲人复仇体现出的是“血缘”的神圣不可侵犯。《墟上春绿否》中的具有侠义情怀的人物非沈石头莫属，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很忠诚，尽管经历了许多许多艰难残酷的事情，但他始终忠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少爷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跟着大少爷，在齐家遇难之际不惜赌上自己的命也要把大少爷救出去，这可以称之为‘侠’。夏生是他的好兄弟，他在十四岁那年对夏生许下保护他的承诺，就真的践行了一生，即使夏生后来疯了，不认得他了，他依然任劳任怨地拉扯夏生，这可以称之为‘义’。颜如玉是他的结发妻子，很难说石头与颜如玉之间有没有过爱情，但石头却恪尽了为人夫君的义务。冯芷瑶是石头心底的朱砂痣，可是石头并不因此而亏待颜如玉半分，在发达之后也不曾嫌弃过颜如玉土气，见识少，亦不曾动过纳妾的念头，石头对于婚姻的坚守，可以称之为‘情’”。显然石头是一个集忠、义、情于一身的侠客英雄形象，但作者的创新处在于并没有把沈石头塑造成一个武侠小说中的传奇理想化的英雄形象，而是还原成一个普通人，石头的名字大概也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石头是孤儿，无父无母，他永远不可能遭逢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无仇可报的沈石头也因此永远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客英雄，所以《墟上春绿否》无论如何都发展不成一部“武侠小说”，其实正是这个孤儿形象的选择让这一传奇英雄形象达到了解构的目的，让作品没有走上通俗武侠小说的道路，这不啻为一种对传统传奇性的一种独具匠心的运用。
沈石头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底层少年特殊的印迹，年少时只为能吃上白面馒头的理想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作为城市的底层，先后扮演了乞丐、杀人犯、保镖、土匪的角色，最后成为“算命先生”……始终没有离开他所属的阶层，底层小人物的传奇更加接近历史生活的真实，孤儿的卑微身世让他更加争取与命运抗争的每一次机会，也更加渴望共患难的兄弟情谊。孤儿的世界是孤独的，在石头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人能够真正去理解他，他无父、无母、无家、无族……使他在一次次困境中支撑下去的也许就是那种江湖的兄弟情以及那种江湖大哥的保护欲。而作品中另一主角沈夏生以沈石头最好的兄弟角色存在，他支撑着沈石头所有的精神世界，所以夏生的存在是石头生命存在感的确证，他从“戏子”到沦为“性奴”，最后发疯的命运暗示了沈石头精神世界的坍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中国，纸醉金迷与炮火连天交相辉映，主人公已经为自己余生闯下一份事业，可是精神世界却坍塌得如此猝不及防，这也许是一种宿命，“于连”式的个人奋斗最终抵不过命运的掌控，在动荡复杂的社会中，底层人的生存挣扎总是异常残酷。“硬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炽热的情义和阴暗的手段以至于美与丑、善与恶、宿命与奇迹……它们构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奔腾不息。也许，它们同时产生了故事的吸引力，释放了作者的文学创造力和热情。” 四、结语
《墟上春绿否》的历史民间叙事的可贵处在于，虽然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事，但作家并没有站在意识形态与民间二元对立范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去嘲讽、鄙视或者试图遮蔽民间力量，而是站在民间立场通过个体经验来诉说历史，由此“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不再是历史；记忆也不再是这个现实，个人执着于此的这个记忆”[9]，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事件在民间会变得轻如鸿毛，在民间化的想象中突出的是人性与人情。这是《墟上春绿否》的民间立场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小说时间跨越70年，在表现宏观历史方面并不是追求准确完整，正如当代新历史小说所要呈现的历史那样，“新历史小说讲的不是历史，作家不过是在一个非现实的语境里有所寄托而已”[10]，这样的叙事是对生活价值意义的直接追问。历史无论对于人类个体还是整体在选择叱咤风云还是平平庸庸、动荡流离还是和平安详都有机会进行选择，可是在生命状态的归宿问题——即生与死，是无法选择亦是无法避免的，而构成人类历史长河的正是这亘古绵延的生生死死，而不是社会、时代、世事的更替变迁。所以，文学作品中历史的民间叙事是将社会与人世的变迁离合还原到人类存在的最为本体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还原过程中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从而迈向永恒境界。
[参考文献]
[1]龚鹏程.有文化的文学课[M].北京：中华书局，2015：55.
[2]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3]陆欣.贾平凹《老生》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J].学术交流，2016，（1）：193—197.
[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4.
[5]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97.
[6]贾平凹.在《秦腔》首发式上的讲话[EB/OL].笃实新闻网，2005-04-12.
[7]孙苏.历史的民间叙述[J].南方文坛，2002，（6）：46—49.
[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5.
[9]贾平凹.“山海经”中话“老生”[EB/OL].凤凰网，2014-10-30.
[10]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9.
〔责任编辑：屈海燕〕
[关键词]民间叙事；《墟上春绿否》；传奇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4-0058-04
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历史，历史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政治家的眼中，历史是搅弄风云的工具；在研究者的眼中，历史是寻幽探微的途径；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历史就是踏实的日常生活。文学中的历史呈现会因为作家在作品创作中所选择的特殊叙事视角、叙事立场以及叙事风格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在《墟上春绿否》中，作者呈现出的是由历史幻化而成的个体具像人生，采用民间叙述的视角讲述中国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一段特殊岁月，这部作品充分展示了历史民间叙事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的对民间叙事的策略与创新。
一、“算命先生”：历史民间叙事的独特视角
文学与历史的动态关系是迷人而复杂的，历史写作本身也多以修饰和文采见长，“历史是写下来的故事，故其本质上是文学，其写作手法也是文学的，里面充满了各种夸饰、想象和虚构”[1]，文学中的历史叙述也是把历史作为叙事对象，如果追究文学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程度，那就要注意文本中叙述历史的叙述者以及叙述方式。著名学者陈思和提出“民间”[2]的概念，为文学中历史叙事的表述找到了一个阐释角度，也为疏离“庙堂”和“广场”的作家创作找到了新的写作立场。如果给“民间叙事”一个确切的定义的话，即是作家运用民间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站在民间立场来反映时代、历史的发展，以民间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表达知识分子自身难以言说的对时代、历史的认知，以隐藏于民间的方式来表达其写作立场与价值取向。依照此定义，民间叙事其实质既是作家创作所采取的创作方法，又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所坚持的立场。
《墟上春绿否》是一部展现中国近百年历史发展进程的小说，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叙事视角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作者选取的叙事者是一位漂泊底层的“算命先生”，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视角代为叙史，以底层的“算命先生”的立场、视角叙述历史，以他对往事的回忆以及人生经历作为故事框架的支撑，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变迁与中国人的生存本相。这是文学中一种民间史的叙述表达方式，把叙事者设定为一位街头的算命先生，这使得作品中再现的历史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视野下的正史，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民间视角。从算命人的经历去解释历史，站在底层民间，使底层有机会言说历史，取得言说历史的权力，这就使得正史与民间史构成消解重构以及对话的结构关系。四处流浪的“算命先生”是底层人，算命是一份卑贱的职业，他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亲历与见证、回忆与讲述，其实质是确定了作家的民间立场，把话语权交给民间，使其叙事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掌控，这就是“算命先生”这一视角叙事的特殊功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小说主要的叙述者是底层的“算命先生”，“讲”与“听”两者之间涉及的问题是两者所持的身份、姿态问题，而通过“算命先生”讲述自己的经历来呈现中国百年历史，这个视角决定了故事讲述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所持的是一种对等姿态。而且“算命先生”身份本属民间，既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替代者，也非居高临下的权威者，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既非强制也非灌输式的布道，而是相对的自由、对等。“算命先生”虽然在普通民众中是神秘的，而且还对其存在着敬畏感，但他也仅是历史的旁观者，最多算是个被动参与者，这种神秘或敬畏是来源于民间对于“带有救赎意义的另类他者文化的期待与信仰，这种文化期待与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3]。而且以历史、民族主体身份出现在作品中的“算命先生”，不仅其特殊身份、背景的讲述让读者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而且可以起到历史见证人的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了“操控者”的意义。
其次，小说的叙事属于倒叙，其基本模式是“现实——过去——现实”的回忆式叙事模式，这种“倒装叙述不再着眼于故事，而是着眼于情绪”，小说中过去与现在的故事之所以能融合在一起，原因“不在于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人物的情绪与作家所要创造的氛围——借助于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之间的张力获得某种特殊的美学效果”[4]。所以，整部作品的关键点在于作为叙述主体的“算命先生”的情绪心境，他就像“先知者”存在于小说中，远离世俗、保持初心、善良淳朴，历经百年的人世沧桑，对民族历史、世间人事已经洞察深刻。
最后，作品中“算命先生”的历史叙事视角更大的作用在于“算命先生”对历史的讲述其实是他自身个体生命的叙事话语，在对过去20世纪近百年历史的追忆中，对于过往的一切都怀有一份冲淡平和，对过往历史与人事的回忆也更加充满宽容与温情。
二、“个体叙事”：民间历史的呈现方式
历史的呈现不能用文学来表述，小说中呈现的历史叙事多半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目的多为把历史作为一个背景领域来表现，其中寄托的是小说作者特殊的个体记忆与个人经验，而这些恰恰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被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掩盖的历史，“文学即使面对历史也只能呈现个人记忆——这是它的性质，也是它的意义与存在的理由”[5]。在小说《墟上春绿否》中，作者在作品中有叙述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有着明显的时间和历史事实的暗示，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作者所叙述的重点，小说中努力呈现的是有着独特个体人生经验的“个体历史”。作家贾平凹说过，“历史通过平庸的琐碎的日子才能真实地呈现，而呈现得越沉稳、越详尽，理念的东西就愈坚定突出”[6]。《墟上春绿否》中所呈现的就是平庸生活以及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也是日常、底层民众的历史，“算命先生”叙事视角的选择也注定小说中所呈现的历史是个体民间的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要被民间个体叙事所取代，“算命先生”在文本中只是在讲述他自己一生的故事，所以，作者站在民间立场叙写历史，所呈现的不是国家掌握权力者、动荡冲突中获胜者的历史，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个体情感与矛盾，相应的正史的历史史实就成为历史记忆的边缘。 小说的叙述结构具有纵横捭阖的叙述时空架构，可以明显看到作家对古典文学历史文本叙事精神的继承。《墟上春绿否》以对称式的历史人物作为叙事照应，从各个层面表现历史中的人物，作品中有两个孤儿石头与夏生的对应，有黄老爷与齐老爷的对称，军阀与财阀，中间势力有放洋归来的齐清梧与军阀家庭出身、一身匪气的冯瑞德的对应，戏子中的老戏骨齐老爷与戏痞子顾云澜，女学生中的赵沛珊与周洁不同人生结局，等等。“历史的演变让历史的人物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历史的发展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形式可能改变，历史的本质不可能改变。这就是，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构成的”[7]，所以由人构成的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写人，写出了人，就写出了历史，历史也就成了人的生命记录。这样的叙事结构有着司马迁《史记》的叙事结构的影子，突破以往以时间为序的历史记录方式，让“人”成为历史的主体。
真实鲜活应该是历史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但我们从历史教材中了解的历史总是枯燥与乏味的，这是因为它缺少了历史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历史是由无数个非凡的、辉煌的瞬间和平凡的人物构成的。张晓光的《墟上春绿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既宏大又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底层民众的生命史，这是历史最鲜活的真实画面。大多历史文本总是试图告诉人们以历史为鉴的启示，《墟上春绿否》却返其道而行之，作者试图在阐释一个由日常生活积累而形成的人的个体历史，日常中芸芸众生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角度去阐释历史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路径。
所以，读《墟上春绿否》环环相扣的紧凑情节，好像在听一位老者温婉地叙述着所经历的历史岁月……身处战乱频仍的特殊年代，表面上生活貌似一如既往地进行着，但内藏的悲哀却如流水一般不断地从生活缝隙中流出。对于历史，人们通常会考量其真实性，而文学中的历史是两种真实的融合，即生活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作者在创作中既满足了读者对历史中日常生活真实的阅读需求，也没有放弃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揭露，这些文本创作的努力也表现了当下作家对人类历史反思应该具备的品质与良知。
《墟上春绿否》对历史的叙述视角是民间的，立足于民间，作家试图在看似平淡的历史描述中揭露战争罪恶的事实——战争和侵略改变了底层小人物表面普通而平淡的生活状态，使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都发生改变，当战争的发生地从战场转移到底层民众生活中的时候，如果罪恶已经侵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这才是更恐怖的事，使战争的残暴与灭绝人性的本质暴露得更为彻底。如果沈家庄没有被战争侵袭，石头和夏生可能会在乡村平凡地度过一生，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两个孩子的一生，成为命运悲剧的牺牲品。这就是民间历史叙事中文学的力量，它对战争残酷性的展现与历史教科书中的纯粹的死亡名单与数字相比，对后人来说要更加震撼、更加惊心动魄，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消逝有时比血流成河更具震撼力。
三、“传奇叙事”：民间历史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张晓光在他的创作谈中曾经说过，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来源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类似的中国传统英雄传奇。中国小说的传奇性是传统美学在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特征，由“英雄传奇”演化而出的“侠义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物。理论界对于侠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归纳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但“血债”“报恩”和“复仇”这些基本元素特征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侠义小说中，一般是主人公遭遇“杀父”或“灭门”的血海深仇，这是小说叙事的起点，然后是幸存的主人公开始漫长而艰辛的复仇征途，而手刃仇敌就成为主人公在世生存的唯一意义。《墟上春绿否》的创作从主题到人物形象塑造上都与“传奇”相似，具备了传奇因素，但又有不同，不完全等同于通俗的传奇小说，其中包含了作者对这一“传奇性”在写作中的创新，比如最明显的是人物塑造对传奇性的突破。
在武侠小说中，报恩与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核心伦理观念，原始正义观是“侠”意识的来源，摩尔根认为“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泛，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8]，所以，侠意识应该是全人类的，而并非中国特有的，为亲人复仇体现出的是“血缘”的神圣不可侵犯。《墟上春绿否》中的具有侠义情怀的人物非沈石头莫属，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很忠诚，尽管经历了许多许多艰难残酷的事情，但他始终忠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少爷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跟着大少爷，在齐家遇难之际不惜赌上自己的命也要把大少爷救出去，这可以称之为‘侠’。夏生是他的好兄弟，他在十四岁那年对夏生许下保护他的承诺，就真的践行了一生，即使夏生后来疯了，不认得他了，他依然任劳任怨地拉扯夏生，这可以称之为‘义’。颜如玉是他的结发妻子，很难说石头与颜如玉之间有没有过爱情，但石头却恪尽了为人夫君的义务。冯芷瑶是石头心底的朱砂痣，可是石头并不因此而亏待颜如玉半分，在发达之后也不曾嫌弃过颜如玉土气，见识少，亦不曾动过纳妾的念头，石头对于婚姻的坚守，可以称之为‘情’”。显然石头是一个集忠、义、情于一身的侠客英雄形象，但作者的创新处在于并没有把沈石头塑造成一个武侠小说中的传奇理想化的英雄形象，而是还原成一个普通人，石头的名字大概也是作者的有意安排，石头是孤儿，无父无母，他永远不可能遭逢英雄人物的“杀父之仇”，而无仇可报的沈石头也因此永远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侠客英雄，所以《墟上春绿否》无论如何都发展不成一部“武侠小说”，其实正是这个孤儿形象的选择让这一传奇英雄形象达到了解构的目的，让作品没有走上通俗武侠小说的道路，这不啻为一种对传统传奇性的一种独具匠心的运用。
沈石头成长在特殊的年代里，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底层少年特殊的印迹，年少时只为能吃上白面馒头的理想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作为城市的底层，先后扮演了乞丐、杀人犯、保镖、土匪的角色，最后成为“算命先生”……始终没有离开他所属的阶层，底层小人物的传奇更加接近历史生活的真实，孤儿的卑微身世让他更加争取与命运抗争的每一次机会，也更加渴望共患难的兄弟情谊。孤儿的世界是孤独的，在石头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人能够真正去理解他，他无父、无母、无家、无族……使他在一次次困境中支撑下去的也许就是那种江湖的兄弟情以及那种江湖大哥的保护欲。而作品中另一主角沈夏生以沈石头最好的兄弟角色存在，他支撑着沈石头所有的精神世界，所以夏生的存在是石头生命存在感的确证，他从“戏子”到沦为“性奴”，最后发疯的命运暗示了沈石头精神世界的坍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中国，纸醉金迷与炮火连天交相辉映，主人公已经为自己余生闯下一份事业，可是精神世界却坍塌得如此猝不及防，这也许是一种宿命，“于连”式的个人奋斗最终抵不过命运的掌控，在动荡复杂的社会中，底层人的生存挣扎总是异常残酷。“硬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炽热的情义和阴暗的手段以至于美与丑、善与恶、宿命与奇迹……它们构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奔腾不息。也许，它们同时产生了故事的吸引力，释放了作者的文学创造力和热情。” 四、结语
《墟上春绿否》的历史民间叙事的可贵处在于，虽然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事，但作家并没有站在意识形态与民间二元对立范畴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去嘲讽、鄙视或者试图遮蔽民间力量，而是站在民间立场通过个体经验来诉说历史，由此“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不再是历史；记忆也不再是这个现实，个人执着于此的这个记忆”[9]，历史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事件在民间会变得轻如鸿毛，在民间化的想象中突出的是人性与人情。这是《墟上春绿否》的民间立场历史叙事的魅力所在。小说时间跨越70年，在表现宏观历史方面并不是追求准确完整，正如当代新历史小说所要呈现的历史那样，“新历史小说讲的不是历史，作家不过是在一个非现实的语境里有所寄托而已”[10]，这样的叙事是对生活价值意义的直接追问。历史无论对于人类个体还是整体在选择叱咤风云还是平平庸庸、动荡流离还是和平安详都有机会进行选择，可是在生命状态的归宿问题——即生与死，是无法选择亦是无法避免的，而构成人类历史长河的正是这亘古绵延的生生死死，而不是社会、时代、世事的更替变迁。所以，文学作品中历史的民间叙事是将社会与人世的变迁离合还原到人类存在的最为本体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还原过程中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从而迈向永恒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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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贾平凹.“山海经”中话“老生”[EB/OL].凤凰网，2014-10-30.
[10]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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