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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世界各地著名教师教育专家与学者汇聚一堂，共议教师教育质量与学习的实践、创新与政策。本刊围绕教师教育质量的一些热点问题访谈了到会的一些专家，供大家了解和学习当前全球教师教育的一些新观点、新理念与新举措。
《中国教师》：为什么亚洲国家如此积极地建立学习共同体？
佐藤学：共同体的合作关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首先，“东亚模式”教育的典型特征是教育的高社会驱动、高竞争环境，由于政府的垄断控制，教育更像是一种标准化的控制。这种从日本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东亚模式”已经在全球化中失去了效力，其他亚洲国家的教育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其次，学校学习共同体模式呈现出21世纪新的学校愿景：追求质量和平等，追求教育民主。也就是说随着东亚教育模式的解体，全球化进程中，学校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建立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从教师的职业轨迹来看，教师需要长期面对学生，面临多次困难，并不断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同事们的相伴与积极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能促进其专业发展并帮助自身及同事顺利度过教师生涯中的各种难关。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关于教师自我认知的提升吗？
佐藤学：每一位教师都会直面自己为什么要成为教师这一自我认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将伴随以后的教师生涯并影响其日后教职生活的轨迹。
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是提高自身教学的质量。教师摆脱一直以来的观察他人教学的学习，开始尝试自己固有的教学实践，研究教材，摸索教育方法，逐渐确立作为教育专家的道路，最终产生超越知识灌输的教育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与具有共同使命的同事或者研究团体相遇，对提升教师的自我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另一种答案是教师在担任社团活动的顾问、管理学生会和学校事务中不断摸索自我认知。这也是支持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教师得以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提升教育实践，最终逐渐澄清其自我认知。
《中国教师》：可否请您谈谈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这一问题？
佐藤学：过去20年来，我主张的“基于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开展，目前有300多所试验学校、近1 500所小学以及2 500多所学校开展了合作学习。近年来，在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将学习共同体的建立作为强有力的学校改革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学习共同体的创建过程中教师是否积极参与了这项改革，以及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转化为一个专业的学习者。在当今高度知识化、综合化、流动化的后产业社会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新的课程、教学和学习方式。而教师也扮演着创造学校和课堂中新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开拓者角色，这就需要教师们创造性地学习前任的创意，从而开展自己的创意性实践。
目前培养教师专业性的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还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改进还需要时间、人力的大量投入。欧美各国、日本都将职前教育提升到研究生阶段，建立了以终身学习来提升教职专业性的培训系统。教师这一职业将从“教学职业”转为“学习的专家”。教师不再仅仅是以学生和教科书为对象的专门职业，而是成为教师之间形成互助的同僚性、学校合作经营的专门职业。
综合国内外“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五个领域：（1）个性化地把握儿童的学习与发展，确立生动活泼的人际关系;（2）把学科内容（学术与文化）翻译成教材，加以系统组织，开展教学;（3）促进、应对、帮助儿童的学习活动;（4）反思性地检讨教学经验，学习他人的教学，提高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5）与同事联手参与学校的管理，努力提升学校总体的专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些领域，以教师的具体案例研究为基础，摸索出诊断和帮助教师专业成长的方法。
《中国教师》：有人提出，未来的教师是“公民教育”与教师职业的公共使命，您如何认为？
佐藤学：教师的公共使命是为所有的儿童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每一位儿童将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为此，公民素养的教育将为民主主义社会的实现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未来社会中，教师必将承担更大的公共使命和责任。“公民教育”意味着从“地球公民”“日本社会的公民”“社区公民”三个层面培养儿童的公民性。学校肩负着儿童的现在和未来，其公共市民只能由学校改革的主体——教师来承担。但是教育改革的现状并非是教师们自觉支持、帮助践行公共使命，反而是教师的公共使命被遮蔽，教师的职业意识和实践陷入了混沌之中。如果改革不能使教师们肩负起公共使命、满怀期望的话，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并不完全是通过培育教师的希望来推动的。希望转型期的教师能够理解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教师职业的使命，并形成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教育愿景。儿童与社会的未来需要今后的教师们具有创造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作者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生）
（责任编辑：林静）
201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第二届全球教师教育峰会，世界各地著名教师教育专家与学者汇聚一堂，共议教师教育质量与学习的实践、创新与政策。本刊围绕教师教育质量的一些热点问题访谈了到会的一些专家，供大家了解和学习当前全球教师教育的一些新观点、新理念与新举措。
《中国教师》：为什么亚洲国家如此积极地建立学习共同体？
佐藤学：共同体的合作关系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首先，“东亚模式”教育的典型特征是教育的高社会驱动、高竞争环境，由于政府的垄断控制，教育更像是一种标准化的控制。这种从日本教育中发展出来的“东亚模式”已经在全球化中失去了效力，其他亚洲国家的教育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其次，学校学习共同体模式呈现出21世纪新的学校愿景：追求质量和平等，追求教育民主。也就是说随着东亚教育模式的解体，全球化进程中，学校学习共同体模式的建立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从教师的职业轨迹来看，教师需要长期面对学生，面临多次困难，并不断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同事们的相伴与积极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能促进其专业发展并帮助自身及同事顺利度过教师生涯中的各种难关。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关于教师自我认知的提升吗？
佐藤学：每一位教师都会直面自己为什么要成为教师这一自我认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将伴随以后的教师生涯并影响其日后教职生活的轨迹。
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是提高自身教学的质量。教师摆脱一直以来的观察他人教学的学习，开始尝试自己固有的教学实践，研究教材，摸索教育方法，逐渐确立作为教育专家的道路，最终产生超越知识灌输的教育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与具有共同使命的同事或者研究团体相遇，对提升教师的自我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另一种答案是教师在担任社团活动的顾问、管理学生会和学校事务中不断摸索自我认知。这也是支持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教师得以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提升教育实践，最终逐渐澄清其自我认知。
《中国教师》：可否请您谈谈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这一问题？
佐藤学：过去20年来，我主张的“基于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开展，目前有300多所试验学校、近1 500所小学以及2 500多所学校开展了合作学习。近年来，在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将学习共同体的建立作为强有力的学校改革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在学习共同体的创建过程中教师是否积极参与了这项改革，以及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转化为一个专业的学习者。在当今高度知识化、综合化、流动化的后产业社会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新的课程、教学和学习方式。而教师也扮演着创造学校和课堂中新教学和学习方式的开拓者角色，这就需要教师们创造性地学习前任的创意，从而开展自己的创意性实践。
目前培养教师专业性的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还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的改进还需要时间、人力的大量投入。欧美各国、日本都将职前教育提升到研究生阶段，建立了以终身学习来提升教职专业性的培训系统。教师这一职业将从“教学职业”转为“学习的专家”。教师不再仅仅是以学生和教科书为对象的专门职业，而是成为教师之间形成互助的同僚性、学校合作经营的专门职业。
综合国内外“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五个领域：（1）个性化地把握儿童的学习与发展，确立生动活泼的人际关系;（2）把学科内容（学术与文化）翻译成教材，加以系统组织，开展教学;（3）促进、应对、帮助儿童的学习活动;（4）反思性地检讨教学经验，学习他人的教学，提高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5）与同事联手参与学校的管理，努力提升学校总体的专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些领域，以教师的具体案例研究为基础，摸索出诊断和帮助教师专业成长的方法。
《中国教师》：有人提出，未来的教师是“公民教育”与教师职业的公共使命，您如何认为？
佐藤学：教师的公共使命是为所有的儿童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每一位儿童将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为此，公民素养的教育将为民主主义社会的实现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未来社会中，教师必将承担更大的公共使命和责任。“公民教育”意味着从“地球公民”“日本社会的公民”“社区公民”三个层面培养儿童的公民性。学校肩负着儿童的现在和未来，其公共市民只能由学校改革的主体——教师来承担。但是教育改革的现状并非是教师们自觉支持、帮助践行公共使命，反而是教师的公共使命被遮蔽，教师的职业意识和实践陷入了混沌之中。如果改革不能使教师们肩负起公共使命、满怀期望的话，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并不完全是通过培育教师的希望来推动的。希望转型期的教师能够理解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教师职业的使命，并形成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教育愿景。儿童与社会的未来需要今后的教师们具有创造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作者系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生）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