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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除了“康乾盛世”断断续续维系了上百年，其余都未能逃脱“五十年周期律”，即一个朝代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阶段后，会进入一个五十年左右的繁荣稳定期，然后陷入衰退战乱。频繁的战乱，带给人民无尽的苦难。
最显著的标志是人口的锐减：西汉成帝时，全国人口已接近6000万，300年后，西晋初期，竟然“户口比汉十分之一”；五胡十六国，“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后赵皇帝石虎后宫彩女30000余人，石虎死后，竟被乱兵吃光了。如此又过了300年，到大唐天宝初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4800万，随后又遭唐末五代十国的酷烈，生灵涂炭，过于前代。唐昭宗天复二年，朱全忠（即降唐的黄巢部将朱温）围攻凤翔，“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资治通鉴》）这样的情景屡见不鲜，叫人不忍卒言。直到清朝，社会长期稳定，又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人头税等并入地产税），人口才稳定增长，才有了民国初年的“四万万同胞”。
战乱如此之多，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制度弊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历代以战乱后的人口锐减和土地相对富余为前提的“均田”措施，总是被新一轮土地兼并所取代，反复导致“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它不能用制度的形式将所谓“善政”成果巩固下来。二是人口众多。这使得人均可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鲜少、获取生存资料的难度大大增加，民生基础脆弱，一遇天灾人祸，“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三是民众普遍具有平均主义思想。这既是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是儒家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的结果。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就深入人心，提高了民众反对兼并的自觉性，降低了社会对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的耐受力。
至此，人们应该明白民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说法，是何等沉痛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应该知道，现行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民众思想基础决定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其历史合理性无可置疑。战乱带给民众的，除了苦难，不会有别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太平天国”，谁能最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一目了然。
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鲁迅《阿Q正传》
人们习惯将皇帝与农民看作死对头，其实他们是盟友，本质上，皇帝是坐上龙椅的农民，农民是还未坐上龙椅的潜在的皇帝。
封建社会的生态系统是这样的：皇帝是老虎，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地主是狼群；农民是鹿。老虎是要吃鹿的，它不吃草也不吃树叶，这一点连傻子都明白，可是它同时也抑制狼群的增长，防止它们将鹿吃光。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对此老虎是心知肚明的。农民虽然未必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所以阮小七唱道：“贪官污吏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面对狼群的威胁，皇帝成了农民的必需品和楷模。“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真是快人快语；“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又是何等羡慕。封建社会安定时期，简言之就是老虎有效控制狼群的时期。如果老虎控制不了狼群，鹿被吃惨了吃急了，就会有黄巢朱元璋洪秀全出来带头闹事，这样一来，狼群是要被消灭的，这不成问题，而老虎也难逃一劫。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
儒者喜欢这样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将制度分成“仁”与“不仁”。这种认知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我们。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就原始动机而言，人们总是按照本能而不是按照道德行事。其所以不按照本能行事，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人的社会性可以逐渐克服其动物性，但不会消除其动物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赞赏儒者的道德关怀，却不可以像他们那样无视历史自身的规律，试图用“长官意志”或善良的愿望去“塑造”它。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让我们看到，除了血腥和野蛮，还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这正是远比单纯的道德批判中用得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自然，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看上去那么“顺眼”，主要不是因为她们本身有多么“美丽”，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反衬。资本在向本国产业大军妥协的同时，成功地将贫困和污染转嫁给其他国家，成功地将人才和钱财吸离其他国家，它统治的社会所孕育和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福利制度，既是起码的，又是不确定的。她远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西施”，她只是众多“东施”中的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
然而，一种文化，在它谢幕之前，总是要演唱自己的“天鹅之歌”，不这样，就不能充分证明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无奈。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是庸人，更不是投机家，而是集所有的传统美德、良心、智慧和勇气于一身，满腔热情地当它的演员。他们像传说中的良冶一样，为了炼成心目中的宝剑而不惜投身炉火，倾力一搏，要割除社会肌体上所有的道德毒瘤，为民众谋取千秋万代的福祉。这些高尚的英雄，过于相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说法，在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之后，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挣脱他们的手，沿着自己的“回头曲线”前进。而文化本身，已没有身手可亮，所有的合理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完了。在时代的高速路口，这部曾经优越华贵的老爷车，再也跑不动了，只有那些价值连城的零件，仍然可以利用，它的名字叫“儒教”。
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史记·商君列传》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诗经》
中国文明史上有一座分水岭，这就是秦汉。
通常以为自从“五胡乱华”，中国才开始遭到戎狄的统治，其实从秦朝，这一进程就开始了。
在三皇五帝中，颛顼是个特异的人物：首先，他统辖的地域最广，“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甚至连“北方之极，自丁零北至积雪之野”他都“司之”。这是黄帝尧舜等人都做不到的，很叫人疑心他的血统。其次，他的两支后裔秦人和楚人，是戎狄蛮夷。秦人有浓重的西戎血统，楚人连语言都与华夏不同，被鲁国为代表的华夏旧邦视为“非我族类”。但他们都骁勇善战，结果秦人建立了秦朝，楚人建立了汉朝。
秦汉以前，“周监于二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奉行“王道”，以“礼”治天下；秦汉以后，实行的是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奉行“霸道”，以“政”治天下。周朝的“天王”在行政上有许多限制，不用说贵族，就连“国人”都可以流放他；它有比较完备的谏议体系，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古希腊城邦的“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盲诗人荷马。“天王”如此，各诸侯国也不同程度地仿行，郑国的子产不毁乡校；鲁宣公夏天到泗水捕鱼，太史里革就敢“断其罟而弃之”，宣公还得表扬他。种种遗籍显示，周代是一个将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保留在宗法封建制度中、带有相当的原始民主色彩的朝代。古华夏文明在经过千百年积累后，于周朝达到鼎盛。这正是孔子恋恋不舍的地方。
秦用商鞅，法制苛刻，而且它本来就是戎狄；楚本蛮夷，沐猴而冠，汉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自有法度”。它们对古华夏文明的理解与继承，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可是，这两个蹩脚的乐师，竟然做了伯牙“传人”！古华夏文明中的民主体制遗存，叫这两个尚未脱尽戎狄蛮夷本色的家伙给弄丢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了古华夏文明灿烂的绝唱。中国文明早熟后的迟滞，就怪秦戎楚蛮五胡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这些虽然用功却悟性不高的弟子不能“克绍箕裘”。但是且慢骂娘，正是这些弟子，靠硬实力为我们开拓出大家大业，不绝如缕的华夏文明，则成了维系家业的软实力。
最显著的标志是人口的锐减：西汉成帝时，全国人口已接近6000万，300年后，西晋初期，竟然“户口比汉十分之一”；五胡十六国，“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后赵皇帝石虎后宫彩女30000余人，石虎死后，竟被乱兵吃光了。如此又过了300年，到大唐天宝初年，全国人口才恢复到4800万，随后又遭唐末五代十国的酷烈，生灵涂炭，过于前代。唐昭宗天复二年，朱全忠（即降唐的黄巢部将朱温）围攻凤翔，“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百钱，犬肉值五百。”（《资治通鉴》）这样的情景屡见不鲜，叫人不忍卒言。直到清朝，社会长期稳定，又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人头税等并入地产税），人口才稳定增长，才有了民国初年的“四万万同胞”。
战乱如此之多，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制度弊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历代以战乱后的人口锐减和土地相对富余为前提的“均田”措施，总是被新一轮土地兼并所取代，反复导致“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它不能用制度的形式将所谓“善政”成果巩固下来。二是人口众多。这使得人均可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鲜少、获取生存资料的难度大大增加，民生基础脆弱，一遇天灾人祸，“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三是民众普遍具有平均主义思想。这既是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也是儒家思想广泛传播影响的结果。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就深入人心，提高了民众反对兼并的自觉性，降低了社会对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的耐受力。
至此，人们应该明白民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说法，是何等沉痛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应该知道，现行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民众思想基础决定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其历史合理性无可置疑。战乱带给民众的，除了苦难，不会有别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太平天国”，谁能最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一目了然。
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鲁迅《阿Q正传》
人们习惯将皇帝与农民看作死对头，其实他们是盟友，本质上，皇帝是坐上龙椅的农民，农民是还未坐上龙椅的潜在的皇帝。
封建社会的生态系统是这样的：皇帝是老虎，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地主是狼群；农民是鹿。老虎是要吃鹿的，它不吃草也不吃树叶，这一点连傻子都明白，可是它同时也抑制狼群的增长，防止它们将鹿吃光。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对此老虎是心知肚明的。农民虽然未必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却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微妙，所以阮小七唱道：“贪官污吏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面对狼群的威胁，皇帝成了农民的必需品和楷模。“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真是快人快语；“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又是何等羡慕。封建社会安定时期，简言之就是老虎有效控制狼群的时期。如果老虎控制不了狼群，鹿被吃惨了吃急了，就会有黄巢朱元璋洪秀全出来带头闹事，这样一来，狼群是要被消灭的，这不成问题，而老虎也难逃一劫。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
儒者喜欢这样看待社会历史问题：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将制度分成“仁”与“不仁”。这种认知至今还深刻影响着我们。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承认，“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就原始动机而言，人们总是按照本能而不是按照道德行事。其所以不按照本能行事，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能。人的社会性可以逐渐克服其动物性，但不会消除其动物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我们可以赞赏儒者的道德关怀，却不可以像他们那样无视历史自身的规律，试图用“长官意志”或善良的愿望去“塑造”它。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让我们看到，除了血腥和野蛮，还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这正是远比单纯的道德批判中用得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自然，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看上去那么“顺眼”，主要不是因为她们本身有多么“美丽”，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反衬。资本在向本国产业大军妥协的同时，成功地将贫困和污染转嫁给其他国家，成功地将人才和钱财吸离其他国家，它统治的社会所孕育和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福利制度，既是起码的，又是不确定的。她远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西施”，她只是众多“东施”中的一个相貌平平的“姑娘”。
然而，一种文化，在它谢幕之前，总是要演唱自己的“天鹅之歌”，不这样，就不能充分证明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无奈。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决不是庸人，更不是投机家，而是集所有的传统美德、良心、智慧和勇气于一身，满腔热情地当它的演员。他们像传说中的良冶一样，为了炼成心目中的宝剑而不惜投身炉火，倾力一搏，要割除社会肌体上所有的道德毒瘤，为民众谋取千秋万代的福祉。这些高尚的英雄，过于相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说法，在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之后，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挣脱他们的手，沿着自己的“回头曲线”前进。而文化本身，已没有身手可亮，所有的合理性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完了。在时代的高速路口，这部曾经优越华贵的老爷车，再也跑不动了，只有那些价值连城的零件，仍然可以利用，它的名字叫“儒教”。
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史记·商君列传》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诗经》
中国文明史上有一座分水岭，这就是秦汉。
通常以为自从“五胡乱华”，中国才开始遭到戎狄的统治，其实从秦朝，这一进程就开始了。
在三皇五帝中，颛顼是个特异的人物：首先，他统辖的地域最广，“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甚至连“北方之极，自丁零北至积雪之野”他都“司之”。这是黄帝尧舜等人都做不到的，很叫人疑心他的血统。其次，他的两支后裔秦人和楚人，是戎狄蛮夷。秦人有浓重的西戎血统，楚人连语言都与华夏不同，被鲁国为代表的华夏旧邦视为“非我族类”。但他们都骁勇善战，结果秦人建立了秦朝，楚人建立了汉朝。
秦汉以前，“周监于二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奉行“王道”，以“礼”治天下；秦汉以后，实行的是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奉行“霸道”，以“政”治天下。周朝的“天王”在行政上有许多限制，不用说贵族，就连“国人”都可以流放他；它有比较完备的谏议体系，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古希腊城邦的“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盲诗人荷马。“天王”如此，各诸侯国也不同程度地仿行，郑国的子产不毁乡校；鲁宣公夏天到泗水捕鱼，太史里革就敢“断其罟而弃之”，宣公还得表扬他。种种遗籍显示，周代是一个将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保留在宗法封建制度中、带有相当的原始民主色彩的朝代。古华夏文明在经过千百年积累后，于周朝达到鼎盛。这正是孔子恋恋不舍的地方。
秦用商鞅，法制苛刻，而且它本来就是戎狄；楚本蛮夷，沐猴而冠，汉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自有法度”。它们对古华夏文明的理解与继承，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可是，这两个蹩脚的乐师，竟然做了伯牙“传人”！古华夏文明中的民主体制遗存，叫这两个尚未脱尽戎狄蛮夷本色的家伙给弄丢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了古华夏文明灿烂的绝唱。中国文明早熟后的迟滞，就怪秦戎楚蛮五胡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这些虽然用功却悟性不高的弟子不能“克绍箕裘”。但是且慢骂娘，正是这些弟子，靠硬实力为我们开拓出大家大业，不绝如缕的华夏文明，则成了维系家业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