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近代百年的中国历史，实为一部转型史，即由传统转向近代，进而建设现代国家。雷海宗从文化角度出发，主张从兵制、家族、元首三方面改造传统，实现文化第三周与近代国家的建设。而孔飞力则从建制入手，分析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些“根本性问题”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演变。他们为近代中国的转型问题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对当代中国仍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 近代化 现代国家 雷海宗 孔飞力
作者简介：董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362
一、 建國与文化第三周
自鸦片战争到抗战时期，为期百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自强史，自强失败史，与失败再图自强史”。 在民族危机之下，雷海宗提出了建设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命题。文化第三周是继中国文化二周说而来的。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以公元383年为界，将自殷商至抗战时期的中国分为两个大周。每个大周都要经历封建、列国、帝国主义、大一统、末世五个阶段。抗战时期的中国处在第二周的末世阶段。他认为，既然中国文化有独特的第二周，那么第三周也是可能的。如同第一、二周之间的淝水之战一样，正在进行的抗战则是处在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的关键时刻。
在雷海宗看来，抗战在第三周建设及建国的地位极为重要。他说“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 他所说的“病根”，即秦汉以降延续近两千年的“完全消极的文化”，并着重从兵制、皇帝制度及家族制度三方面对其消极性进行考察。
对中国的兵的考察，雷海宗着重关注兵的精神，查看由春秋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 由此“明了民族盛衰”。春秋时期，贵族当兵，平民当兵为少数。战国时期，全民皆兵。秦时，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于是发流民为兵。到西汉时期，征发流民当兵成了定制，此外还有征发囚徒、外族当兵。雷海宗认为，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中国长期积弱的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民族的新生，必须要提倡武德，培养文武兼备的国民，实现文武并重的文化。
中国皇帝制度，雷海宗从战国列国称王讲起，之间经过合纵连横、东帝西帝、帝秦议等波折，最终由嬴政统一天下，皇帝制度也随之建立。秦亡后，汉承秦制，将皇帝制度一并继承。汉代皇帝日趋神秘，并神化至极点。雷海宗认为是古代政治社会完全崩溃的表现，新时期的民众是一片散沙，需要靠神化了的皇帝来维系，皇帝制度“可以说是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 在抗战时期，雷海宗深感政局的稳定需要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但稳定的元首的解决又是比较微妙难言的问题。
对中国大家族制度，雷海宗指出这一制度有一个春秋极盛、战国转衰、汉代复兴的起承变化。一方面汉代大家族制度的恢复使得中国人口没有过度减少，是稳定社会重要势力。另一方面，大家族与国家不能并立，大家族的存在，使得近二千年来的中国只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并非近代国家。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势必要废除，但西欧的小家庭制易养成极端个人主义风气，二者的拿捏需要极有分寸。对此，雷海宗也只能说要采取中庸之道，采取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
综上，在建国运动与民族新生运动中，雷海宗指出兵、家族、元首分别是民族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他充满信心地认为“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二、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
五十余年后，作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美国汉学家孔飞力主张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他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
政治参与、竞争问题首先围绕魏源展开。魏源所处的时代，自18世纪90年代发展而来的内外危机日益严重。魏源所提出的解决危机之道，在孔飞力看来，已涉及到了现代国家的构建问题。首先，在解决国家财政汲取困难时，魏源的建议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其次，魏源主张广开言路，允许、鼓励文人就不同政治意见参与讨论，并编写《皇朝经世文编》，鼓励文人学士培养务实探究精神。但魏源所主张的文人参政仅仅是指举人以上的“文人中流”，下层文人是不得参与的。他主张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正义，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政府的有效性”。
冯桂芬相较于魏源显得更加激进，他不仅将魏源所探讨的问题具体化，并且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在《校邠廬抗议》中，冯桂芬主张上层官员由下层官员选举产生，以“千百人之公论”为衡量尺度，提名选举官员的权力要分布广泛，将魏源所不屑的生员以及乡中长者都纳入进来。为消灭存在于乡村中的中介掮客，主张设立由乡民选举的乡官。孔飞力认为，冯桂芬与魏源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冯所处的时代背景相比魏源时期有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太平天国对清廷的打击严重削弱了朝廷权威。对清廷来说，最需要的是重建政府权威，使国家不至于分崩离析。冯激进的扩大各阶层参政权利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间掮客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反映在历朝历代，曾在19世纪40年代引发了耒阳暴乱。暴乱虽被镇压，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遗留给后继的历任政府。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农业集体化得到了解决，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扎下根来，至此，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基层的全面控制。
孔飞力认为，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议题的重点，政治参与的大门被革命的热情所冲开，其自身被政治动员所取代，政治竞争则让位于革命，其结果就是政治控制全面压制了前二者。对此，孔飞力不禁发问：“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 三、 二者异同
雷海宗与孔飞力并无之间学术渊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均与蒋廷黻有联系。雷海宗与蒋廷黻聘共同开创了重分析与综合的“清华学派”。孔飞力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师从费正清与史怀慈，而费正清30年代在华求学期间，蒋廷黻正是其老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开中国近代史研究先河，指出了百年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得上西方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吗？” 从蒋廷黻、雷海宗，再到孔飞力，他们都聚焦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这一问題，雷海宗与孔飞力提出了各自的解答。
（一） 文化与国家
研究范围的不同是雷、孔二人的一大区别。雷海宗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将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以此考察中国文化，雷海宗指出了中国文化因独具二周的特殊性才得以绵延四千年。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文化虽有第二周，但已走到了末期阶段，未来存亡与否仍是未知数。更严峻的是，相比于日薄西山的中國文化，勃然兴起的西方文化正是当时的主宰，将整个世界带入“战国阶段”。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文化存亡到了关键时刻。为鼓励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雷海宗提出建设文化第三周的可行性，指出“此次抗战是我们第二周末的淝水战争……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 文化第三周建设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同时也是为建国作准备。可以说，雷海宗以文化为出发点，以国家为落脚点。孔飞力则在其著作中始终有国家视野的影子。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不同路径，各自有其特点，他视中国为一个国家实体，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关注到中国在“18世纪90年代”这一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转折，并依中国的实际，探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面对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指出问题：为什么政治参与与竞争一直未得实现，“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那么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 孔飞力以国家为视角，以政治建制问题为切入角，几经分析后也指向了中国文化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 内在与外化
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因自身内在因素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外力影响而形成的，这是雷、孔的第二个不同点。雷海宗认为，清末以前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族或外来文化入侵时，都能将其同化，而“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遭遇的是拥有高等文化与武力的西洋势力的冲击，传统中国在冲击之下势必毁灭。而要建设新的文化，继而实现建国目的，则不能离开外力影响而独立完成。原因有二：“由实力言，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 这决定了中国要想实现近代化，在事实上不能不受西方影响。第二，自秦汉以下的传统中国文化，在雷海宗看来是“完全消极的文化”，而活力乱奔的西方文化可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他同时强调对西洋文化不能一味盲从，而是要自动自主地选择学习。作为“中国中心观”代表的孔飞力，则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走向现代的方式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将“内部史观”与“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当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挑战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时，他认为“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但“外部”的影响仍有重要意义，但“外部”史观无力“回答现代国家何以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中文版序言2在具体到中国时，他指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 导论1但就本质上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决定的”。
四、结论
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是痛苦漫长的，面临的问题也形形色色。雷海宗身处民族危急的战乱年代，对秦汉以下的近二千年文化的消极性有深刻认识，指出中国文化势必要经历一番血与火的洗礼，痛加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民族的新生。而孔飞力作为一位外人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则有其特殊的角度。他关注问题，尤其是影响现代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参与、竞争的制度，政治控制始终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透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得以从中西、表里两方面全面看待传统中国的转型历程。中国的现代化仍未完成，他们二人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今日的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注释：
江沛、刘忠良.雷海宗 林同济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23，240.
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9，2，95，184，177，125.
[美]孔飞力著. 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5，122.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4.
Philip，A.，Kuhn.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史学.1991（3）.117.
参考文献：
[1]龚咏梅.“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2004.
[2]陈兼、陈之宏.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开放时代.2012（7）.
关键词 近代化 现代国家 雷海宗 孔飞力
作者简介：董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362
一、 建國与文化第三周
自鸦片战争到抗战时期，为期百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自强史，自强失败史，与失败再图自强史”。 在民族危机之下，雷海宗提出了建设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命题。文化第三周是继中国文化二周说而来的。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以公元383年为界，将自殷商至抗战时期的中国分为两个大周。每个大周都要经历封建、列国、帝国主义、大一统、末世五个阶段。抗战时期的中国处在第二周的末世阶段。他认为，既然中国文化有独特的第二周，那么第三周也是可能的。如同第一、二周之间的淝水之战一样，正在进行的抗战则是处在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的关键时刻。
在雷海宗看来，抗战在第三周建设及建国的地位极为重要。他说“二千年来，中华民族所种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彻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礼，万难洗净过去的一切肮脏污浊，万难创造民族的新生”。 他所说的“病根”，即秦汉以降延续近两千年的“完全消极的文化”，并着重从兵制、皇帝制度及家族制度三方面对其消极性进行考察。
对中国的兵的考察，雷海宗着重关注兵的精神，查看由春秋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 由此“明了民族盛衰”。春秋时期，贵族当兵，平民当兵为少数。战国时期，全民皆兵。秦时，良家子弟不愿当兵，于是发流民为兵。到西汉时期，征发流民当兵成了定制，此外还有征发囚徒、外族当兵。雷海宗认为，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中国长期积弱的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民族的新生，必须要提倡武德，培养文武兼备的国民，实现文武并重的文化。
中国皇帝制度，雷海宗从战国列国称王讲起，之间经过合纵连横、东帝西帝、帝秦议等波折，最终由嬴政统一天下，皇帝制度也随之建立。秦亡后，汉承秦制，将皇帝制度一并继承。汉代皇帝日趋神秘，并神化至极点。雷海宗认为是古代政治社会完全崩溃的表现，新时期的民众是一片散沙，需要靠神化了的皇帝来维系，皇帝制度“可以说是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 在抗战时期，雷海宗深感政局的稳定需要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但稳定的元首的解决又是比较微妙难言的问题。
对中国大家族制度，雷海宗指出这一制度有一个春秋极盛、战国转衰、汉代复兴的起承变化。一方面汉代大家族制度的恢复使得中国人口没有过度减少，是稳定社会重要势力。另一方面，大家族与国家不能并立，大家族的存在，使得近二千年来的中国只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并非近代国家。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势必要废除，但西欧的小家庭制易养成极端个人主义风气，二者的拿捏需要极有分寸。对此，雷海宗也只能说要采取中庸之道，采取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
综上，在建国运动与民族新生运动中，雷海宗指出兵、家族、元首分别是民族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基本问题。他充满信心地认为“三个问题若都能圆满的解决，建国运动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
二、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
五十余年后，作为“中国中心观”的代表，美国汉学家孔飞力主张从中国出发研究中国。他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探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
政治参与、竞争问题首先围绕魏源展开。魏源所处的时代，自18世纪90年代发展而来的内外危机日益严重。魏源所提出的解决危机之道，在孔飞力看来，已涉及到了现代国家的构建问题。首先，在解决国家财政汲取困难时，魏源的建议涉及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问题。其次，魏源主张广开言路，允许、鼓励文人就不同政治意见参与讨论，并编写《皇朝经世文编》，鼓励文人学士培养务实探究精神。但魏源所主张的文人参政仅仅是指举人以上的“文人中流”，下层文人是不得参与的。他主张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正义，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政府的有效性”。
冯桂芬相较于魏源显得更加激进，他不仅将魏源所探讨的问题具体化，并且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在《校邠廬抗议》中，冯桂芬主张上层官员由下层官员选举产生，以“千百人之公论”为衡量尺度，提名选举官员的权力要分布广泛，将魏源所不屑的生员以及乡中长者都纳入进来。为消灭存在于乡村中的中介掮客，主张设立由乡民选举的乡官。孔飞力认为，冯桂芬与魏源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冯所处的时代背景相比魏源时期有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太平天国对清廷的打击严重削弱了朝廷权威。对清廷来说，最需要的是重建政府权威，使国家不至于分崩离析。冯激进的扩大各阶层参政权利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间掮客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反映在历朝历代，曾在19世纪40年代引发了耒阳暴乱。暴乱虽被镇压，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遗留给后继的历任政府。这一问题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农业集体化得到了解决，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扎下根来，至此，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基层的全面控制。
孔飞力认为，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感召下，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议题的重点，政治参与的大门被革命的热情所冲开，其自身被政治动员所取代，政治竞争则让位于革命，其结果就是政治控制全面压制了前二者。对此，孔飞力不禁发问：“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 三、 二者异同
雷海宗与孔飞力并无之间学术渊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均与蒋廷黻有联系。雷海宗与蒋廷黻聘共同开创了重分析与综合的“清华学派”。孔飞力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师从费正清与史怀慈，而费正清30年代在华求学期间，蒋廷黻正是其老师。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开中国近代史研究先河，指出了百年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得上西方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吗？” 从蒋廷黻、雷海宗，再到孔飞力，他们都聚焦一个问题：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这一问題，雷海宗与孔飞力提出了各自的解答。
（一） 文化与国家
研究范围的不同是雷、孔二人的一大区别。雷海宗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将文化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以此考察中国文化，雷海宗指出了中国文化因独具二周的特殊性才得以绵延四千年。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文化虽有第二周，但已走到了末期阶段，未来存亡与否仍是未知数。更严峻的是，相比于日薄西山的中國文化，勃然兴起的西方文化正是当时的主宰，将整个世界带入“战国阶段”。当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文化存亡到了关键时刻。为鼓励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雷海宗提出建设文化第三周的可行性，指出“此次抗战是我们第二周末的淝水战争……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 文化第三周建设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同时也是为建国作准备。可以说，雷海宗以文化为出发点，以国家为落脚点。孔飞力则在其著作中始终有国家视野的影子。他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不同路径，各自有其特点，他视中国为一个国家实体，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关注到中国在“18世纪90年代”这一中国历史由前现代到现代的重要转折，并依中国的实际，探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面对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指出问题：为什么政治参与与竞争一直未得实现，“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那么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 孔飞力以国家为视角，以政治建制问题为切入角，几经分析后也指向了中国文化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 内在与外化
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因自身内在因素发展起来的还是受外力影响而形成的，这是雷、孔的第二个不同点。雷海宗认为，清末以前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族或外来文化入侵时，都能将其同化，而“鸦片战争以下，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遭遇的是拥有高等文化与武力的西洋势力的冲击，传统中国在冲击之下势必毁灭。而要建设新的文化，继而实现建国目的，则不能离开外力影响而独立完成。原因有二：“由实力言，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 这决定了中国要想实现近代化，在事实上不能不受西方影响。第二，自秦汉以下的传统中国文化，在雷海宗看来是“完全消极的文化”，而活力乱奔的西方文化可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他同时强调对西洋文化不能一味盲从，而是要自动自主地选择学习。作为“中国中心观”代表的孔飞力，则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走向现代的方式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将“内部史观”与“外部史观”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当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挑战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时，他认为“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但“外部”的影响仍有重要意义，但“外部”史观无力“回答现代国家何以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中文版序言2在具体到中国时，他指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 导论1但就本质上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决定的”。
四、结论
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是痛苦漫长的，面临的问题也形形色色。雷海宗身处民族危急的战乱年代，对秦汉以下的近二千年文化的消极性有深刻认识，指出中国文化势必要经历一番血与火的洗礼，痛加改造，才有可能获得民族的新生。而孔飞力作为一位外人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则有其特殊的角度。他关注问题，尤其是影响现代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参与、竞争的制度，政治控制始终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透过他们的回答，我们得以从中西、表里两方面全面看待传统中国的转型历程。中国的现代化仍未完成，他们二人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今日的我们仍有启迪意义。
注释：
江沛、刘忠良.雷海宗 林同济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23，240.
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9，2，95，184，177，125.
[美]孔飞力著. 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5，122.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4.
Philip，A.，Kuhn.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史学.1991（3）.117.
参考文献：
[1]龚咏梅.“脱胎换骨”的近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2004.
[2]陈兼、陈之宏.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开放时代.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