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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成其为历史的时候，才更显值得留恋。当它作为正在发生的现实时，却未必那么温情。例如西南联大，现在说起来，几乎无人不报以赞美，无人不给以仰视，但也有学者发现，“翻阅1946年联大学生编印的《联大八年》，你会看到很多刻毒的批评与抱怨；几十年后，这些老学生若撰写回忆录，必定是满口赞扬之声。”
时间抹平了抱怨，时间添加了诗意。有时候，时间连事实的基本面目、大方向都会抹平。例如现在不少讲述历史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甚至历史著作，已把“解放战争”不再定义为一场事关人民解放的历史较量，而只作为一场与政治方略、军事策略有关的技术性样本，于是盘面上只剩下了零碎的逸事趣闻，而民心民力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被淡化了。
在有关西南联大的各种回忆中，我们看到的几乎只是弦歌不绝。战乱几已不是一个总体性的历史残酷现场，而只是增添弦歌之诗意的对比性材料，使得弦歌不绝更加让人神往，使人赞颂那使知识分子得以在战乱中仍弦歌不绝的决策是何其优雅。
我曾在昆明的云南师大校园里，看到西南联大的遗迹和遗存，看到了简朴的校舍，但更加难以忘怀的是战死的联大学生的刻名碑。几块碑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在告诉人抗战中的大学，决不仅仅是有不绝的弦歌，更有着奔赴国难舍生取义。如果没有热血牺牲的抵抗，弦歌就绝不会有。
在救亡之际，最重要的和最急切的不是弦歌。救亡完成以后，却只有“弦歌不绝”在传诵。
关于西南聯大的叙事中，时间使弦歌不绝的主题显现出来，还使当时人们在历史面前的实际态度被模糊或者忽视了。谈到时在云南蒙自的联大文学院生活时，闻一多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这是弦歌后面的情态。
弦歌不绝，可以是抵抗的一种形式，但绝不是必胜的抵抗意志本身。现已近乎封圣的陈寅恪先生七七事变后判断：“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在蒙自联大文学院时期，陈先生赋诗《南湖即景》表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我们当然不苛责故人，历史现场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显然态势，生出“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想法，只求一个“偏安苟存”的结果，可能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据说，那也是包括胡适在内当时很多“明白人”的想法，“北归断恐待来生”的苍凉无奈感还有值得同情。这些也是弦歌场景中的一部分。国难中的弦歌不绝也是一种抵抗，但如果只是强调这样一种抵抗形式，也可能产生某种虚妄的想象，那就是弦歌者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都可以、应当、有权去弦歌不绝。无论天下怎样，精英人士可以保持一以贯之的优雅，这是不是今日西南联大叙事中的潜在逻辑？
但真实的联大未必如此。除了学生上战场、死国难，除了闻一多对“败北主义”的愤怒，还有曾昭抡的疾呼：“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还有陈岱孙所说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还有陈省身多年后仍然说及的“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是一种境界；“国难当头，弦歌不绝”，也是一种境界。知识分子的抗战，两者皆有，如今为何好像只有弦歌这一头才好说？
时间抹平了抱怨，时间添加了诗意。有时候，时间连事实的基本面目、大方向都会抹平。例如现在不少讲述历史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甚至历史著作，已把“解放战争”不再定义为一场事关人民解放的历史较量，而只作为一场与政治方略、军事策略有关的技术性样本，于是盘面上只剩下了零碎的逸事趣闻，而民心民力才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被淡化了。
在有关西南联大的各种回忆中，我们看到的几乎只是弦歌不绝。战乱几已不是一个总体性的历史残酷现场，而只是增添弦歌之诗意的对比性材料，使得弦歌不绝更加让人神往，使人赞颂那使知识分子得以在战乱中仍弦歌不绝的决策是何其优雅。
我曾在昆明的云南师大校园里，看到西南联大的遗迹和遗存，看到了简朴的校舍，但更加难以忘怀的是战死的联大学生的刻名碑。几块碑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在告诉人抗战中的大学，决不仅仅是有不绝的弦歌，更有着奔赴国难舍生取义。如果没有热血牺牲的抵抗，弦歌就绝不会有。
在救亡之际，最重要的和最急切的不是弦歌。救亡完成以后，却只有“弦歌不绝”在传诵。
关于西南聯大的叙事中，时间使弦歌不绝的主题显现出来，还使当时人们在历史面前的实际态度被模糊或者忽视了。谈到时在云南蒙自的联大文学院生活时，闻一多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这是弦歌后面的情态。
弦歌不绝，可以是抵抗的一种形式，但绝不是必胜的抵抗意志本身。现已近乎封圣的陈寅恪先生七七事变后判断：“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在蒙自联大文学院时期，陈先生赋诗《南湖即景》表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我们当然不苛责故人，历史现场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显然态势，生出“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想法，只求一个“偏安苟存”的结果，可能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据说，那也是包括胡适在内当时很多“明白人”的想法，“北归断恐待来生”的苍凉无奈感还有值得同情。这些也是弦歌场景中的一部分。国难中的弦歌不绝也是一种抵抗，但如果只是强调这样一种抵抗形式，也可能产生某种虚妄的想象，那就是弦歌者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都可以、应当、有权去弦歌不绝。无论天下怎样，精英人士可以保持一以贯之的优雅，这是不是今日西南联大叙事中的潜在逻辑？
但真实的联大未必如此。除了学生上战场、死国难，除了闻一多对“败北主义”的愤怒，还有曾昭抡的疾呼：“古今中外一切战争，凡一交战国家，充满失败主义者，大败即不在远。难民比敌人跑得快，谣言比难民跑得更快，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还有陈岱孙所说的“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还有陈省身多年后仍然说及的“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是一种境界；“国难当头，弦歌不绝”，也是一种境界。知识分子的抗战，两者皆有，如今为何好像只有弦歌这一头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