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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处于清末时代的中国人还习惯于长袍大褂的服饰；如今，穿梭于高楼大厦、闹市街区的现代中国人已更青睐西装革履的帅气。这固然与社会发展、观念更新有关，但其中起到更大作用的还当属于把西式服装工艺引进中国的裁缝们。他们便是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起源于江浙一带，指既出名又赚钱、专做西装的裁缝。多数人认为，因为他们是同行业中的一帮红人，故得名“红帮”裁缝，实际上，“红帮”裁缝是一个讹传衍化而来的名字，他们原本的称谓是“奉帮”裁缝。
19世纪末，许多浙江奉化人为求活路，纷纷外出谋生。这些人经济拮据，其中不少人只得在异乡从事裁缝这种工具简单、成本低廉的手工劳动。凭借智慧和辛勤，他们逐渐站稳脚跟，有所发展。于是，他们又把亲戚、朋友、同乡带到外地共同从事裁缝行当，久而久之，奉化帮裁缝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所谓的“奉帮裁缝”。那时候，他们所制作的服装多以中式为主。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境内出现许多“洋行”，这些洋行职员和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先后兴穿西装。于是，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是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出现了一股穿西装热。“奉帮”裁缝及时把握并跟上这股潮流，从做中装转为做西装。
由于他们制作的西装重质量、讲信誉，生意日益红火。如奉化人王淑浦最早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开设的“荣昌祥呢绒西装号”就颇负盛名，后来他又带去同乡人在南京路上开设了十几家西服店。另外，当时诸如“汇利”、“永祥”、“同义泰”、“英伦”、“东兴”、“三民”、“兄弟”、“孔雀”、“福华”、“联益”等著名西服店，均系“奉帮”裁缝开设。
随着“红帮”裁缝的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在上海红极一时，更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及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了中国服装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当时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件西装；中国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家西服店；中国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红帮”在抗战胜利后达到了鼎盛，到1950年，上海西服店达到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的有420家，占总数的60％。当时，最昂贵的西装售价要3两黄金。
好景不长，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上海的西服店倒闭了一大半，那些生存下来的，也都是靠廉价制作中山装、列宁装勉强维持。制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在1元5角到2元5角之间，其利润和做西装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于“红帮”裁缝，一位中央纺织部的领导在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座谈时说：“以前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人生一共才几个九年？”于是，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顶级的“红帮”师傅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开设“红都”服装店，成为中央领导、来华外国首脑、驻外使节定制服装的名店，三代经理和许多技师都是“红帮”裁缝。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的服装，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几乎都出自“红帮”裁缝余元芳之手；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师傅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新的中山服。天安门城楼正中毛泽东像穿着的，就是这件中山装。
后来，大量的“红帮”裁缝被分配进了各地的服装企业，担任技术工作，开始研究如何量产成衣，手工精做的技术已难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文革”打击，老一辈的“红帮”师傅相继去世或者归隐。“红帮”裁缝，一个曾经响当当的招牌，在20世纪70年代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峰回路转。改革开放之后，一些“红帮”裁缝开的服装店又出现了，像杭州的‘老和兴’、‘恒龙’两家。因为度身西装是“红帮”的传统强项，因此他们备受现代人的青睐，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许多演艺界明星都是他们的老主顾。
“红帮”裁缝，起源于江浙一带，指既出名又赚钱、专做西装的裁缝。多数人认为，因为他们是同行业中的一帮红人，故得名“红帮”裁缝，实际上，“红帮”裁缝是一个讹传衍化而来的名字，他们原本的称谓是“奉帮”裁缝。
19世纪末，许多浙江奉化人为求活路，纷纷外出谋生。这些人经济拮据，其中不少人只得在异乡从事裁缝这种工具简单、成本低廉的手工劳动。凭借智慧和辛勤，他们逐渐站稳脚跟，有所发展。于是，他们又把亲戚、朋友、同乡带到外地共同从事裁缝行当，久而久之，奉化帮裁缝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所谓的“奉帮裁缝”。那时候，他们所制作的服装多以中式为主。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境内出现许多“洋行”，这些洋行职员和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先后兴穿西装。于是，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是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出现了一股穿西装热。“奉帮”裁缝及时把握并跟上这股潮流，从做中装转为做西装。
由于他们制作的西装重质量、讲信誉，生意日益红火。如奉化人王淑浦最早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开设的“荣昌祥呢绒西装号”就颇负盛名，后来他又带去同乡人在南京路上开设了十几家西服店。另外，当时诸如“汇利”、“永祥”、“同义泰”、“英伦”、“东兴”、“三民”、“兄弟”、“孔雀”、“福华”、“联益”等著名西服店，均系“奉帮”裁缝开设。
随着“红帮”裁缝的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在上海红极一时，更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及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了中国服装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在当时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件西装；中国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家西服店；中国第一本西服理论著作；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
“红帮”在抗战胜利后达到了鼎盛，到1950年，上海西服店达到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的有420家，占总数的60％。当时，最昂贵的西装售价要3两黄金。
好景不长，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上海的西服店倒闭了一大半，那些生存下来的，也都是靠廉价制作中山装、列宁装勉强维持。制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在1元5角到2元5角之间，其利润和做西装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于“红帮”裁缝，一位中央纺织部的领导在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座谈时说：“以前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人生一共才几个九年？”于是，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顶级的“红帮”师傅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开设“红都”服装店，成为中央领导、来华外国首脑、驻外使节定制服装的名店，三代经理和许多技师都是“红帮”裁缝。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的服装，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几乎都出自“红帮”裁缝余元芳之手；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师傅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新的中山服。天安门城楼正中毛泽东像穿着的，就是这件中山装。
后来，大量的“红帮”裁缝被分配进了各地的服装企业，担任技术工作，开始研究如何量产成衣，手工精做的技术已难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文革”打击，老一辈的“红帮”师傅相继去世或者归隐。“红帮”裁缝，一个曾经响当当的招牌，在20世纪70年代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峰回路转。改革开放之后，一些“红帮”裁缝开的服装店又出现了，像杭州的‘老和兴’、‘恒龙’两家。因为度身西装是“红帮”的传统强项，因此他们备受现代人的青睐，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许多演艺界明星都是他们的老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