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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雅德禮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军情八处及“美国密室”的创始人，1938年被戴笠聘请到重庆，创建对日密码破译机关“中国密室”。雅德礼在民国对日谍战中非常活跃，是抗战时期中国秘密战线上的第一外援。这本《民国密码战——美国破译之父在华历险记》写成后，美国政府以保密为由禁止出版长达四十余年。
海外通讯社报道：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市遭暗杀逃脱，其秘书及另外三人受伤，枪手逃脱无踪。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枪手有没有用我的消声器。
春天的到来和日渐晴朗的天空，意味着日本人的轰炸机不久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每天给汉口发气象电报的间谍。日本人的轰炸机大多从汉口起飞。我们不断地截获此人发送的无线电密码，每天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我们将截获的密电与实际天气作比较，分析云幕高度、能见度、气温、露点、风速和类似的数据，基本推算出了他的编码方式。虽然我们已确定他在南岸，但还没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笨驴”在华南有一个简易的无线电设备厂，勉强组装了几台设备，包括信号定位仪。定位仪是个简单设备，上面有一个调节盘，一个可以将声音传到听筒的静音话筒，和一个类似指南针的指针，用来指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这种仪器用在定位长波信号时非常准确，但是在定位短波信号的发射时就不准了。这也是间谍们通常都使用短波的原因。
为了不惹人注目，我让军统的杂工用轿子抬我们到南山的第一岭和第二岭转悠。这么做，就可以将仪器轻松地藏在轿子里。到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了。那是长江南边的一个自然温泉地带，当时的特权阶层经常到此泡温泉和游泳。
负责早上6点那一轮搜索的人员包围了一间简陋木屋。小屋坐落在离小镇几百英里处的一个山坡上。我被叫去用航空定位仪确认他们仪表上的数值。我是开车去的，摆渡过江，到达时正好赶上中午的一轮发报。每一个操作员由一个持枪士兵守卫。等到中午时，如果我的仪器的读数和他们的一致，士兵们就会匍匐前进，向小屋里的人发起攻击。
我和吴翻译、日语翻译还有一个士兵躲到了佛塔边的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小屋。“笨驴”则躲得不见了踪影。12点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17千赫的电波信号。我的定位仪几乎直指小屋。吴翻译和我站起身，朝前溜达，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表示收网。尽管我已下令不要开枪，但我的卫兵还是朝小屋窗口里闪过的人影开了火。电报未发完就中断了。显然，间谍发现了我们。
我在向吴翻译解释面临的情况时，那个卫兵突然从隐蔽处蹿了出来，一边射击一边朝着小屋冲去。
“别杀那个日本人！”我朝吴翻译喊道，挥手示意他跟着我。
日本间谍转到小屋的另一个窗口朝外开枪，大家朝他还击。还好，双方的枪法都很臭，没有人被击中。那个日本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没怎么反抗就被擒获了。
我的车停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我对吴翻译说：“我去搜查屋子，你赶紧把日本人带到车里。”
我匆忙搜查了一下小屋，发现了一个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和几个干电池。土灶里残留着一些纸灰，估计是焚毁的密电码。我们在俘虏身上还找到了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把吓坏了的日本间谍带到军统医生那儿。在我的指导下，日语翻译曾福开始审问间谍。但日本间谍因惊吓过度，说不出话。吴翻译见他不说日语，就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交替问他。他显然能听懂，却拒不开口，一味摇头。
我把吴翻译和医生拉到一边。“准备一点阿美托钠，”我说，“他会开口的。”
医生咧嘴笑道：“我看，别想把针头插进这小日本鬼子身上。”
我叫来曾福和卫兵，让吴翻译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听后，商量了一阵子。
“他们怎么说？”我问吴翻译。
“他们说没问题了。”
当我从隔壁房间回来时，犯人正在静睡，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强制他就范的。医生还在咧着嘴笑，曾福则用冷毛巾擦着汗。随后，我把问题告诉吴翻译，由他翻译给曾福，再由曾福向犯人提问。犯人的回答也通过同样繁复的渠道反馈回来。
一开始，在阿美托钠和刑罚的双重影响下，犯人还是忸怩推诿。他假装听不懂日语，只用本地的方言作答。我们顺着这点追问时，他就假装自己是中国间谍，后又改口说自己是叛逃的日本人。经过两小时的审问，我们将他的答案汇总分析后得知，他是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后潜入重庆的，并且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他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草鞋、脏草帽、掉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褂。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钱。
日本间谍入睡时，“笨驴”才现身。我把日本间谍交给“笨驴”处理，然后回住处去检查战绩。我发现，我们几乎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人可以轻易地再派人代替他。他落网一事，即使没有人通知汉口，当他到晚上6点还没发报时，汉口的敌人也能自己猜到。
我在办公室跟吴翻译、曾福，还有抓到间谍的卫兵正喝第二轮白兰地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吴，”我说，“晚上6点，我们要冒充他向汉口发报。”
“再喝一杯吧。”吴翻译安慰我说。
“不，我是认真的。假如我们像那个间谍一样，每天发天气报告，通报云层很低，那么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了。如果不发，汉口一定知道出事了，还会再空投一个间谍来继续发报。”
“他销毁了他的密码本。”
“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已经推算出足够的密码，可以发气象报告了。”
“不太可行吧，”吴翻译说，“昨天你还告诉学员们，有经验的操作员可以通过信号辨认出发报人，就像辨别字迹一样。” “确实如此，”我说，“所以，我们要让那个间谍本人来发。大家抓紧了，我们要在他醒来之前到他那儿。”
当我们到医生那里时，被告知“笨驴”在一小时前已经把日本间谍带走了。
我上了车，对吴翻译说：“告诉司机，加速。”
到监狱后，吴翻译和曾福与看门的士兵争执起来，又耽搁了好久。最终，我们被放行，进入监狱。
进了监狱后，那个军官找不着“笨驴”，便直接带我们去那个日本间谍的囚室。但囚室是空的。
“这位军官说，他们大概正在处决犯人。”吴翻译说。
“上帝啊！”我大叫，“让他阻止这件事。”
那个军官也不知如何是好，慢吞吞地领着我们在几个走廊绕来绕去，最后来到一个有石板地的宽敞院子。在院子的一头，我看见“笨驴”正和另外三个军官站在一起。那日本间谍则靠墙跪着，背对着我们。他身后的行刑手正拿步枪顶着他的脑袋，并没有用大刀。
我朝“笨驴”大喊，但是我的声音被一声枪响盖过了。日本间谍随即瘫在了地上。
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太阳偶尔从迷雾中现身，但每次都很短暂。日本俘虏已被处决，我们只得冒充他每天三次向汉口发送天气报告，报告内容都是天气很差。早上6点，重庆的能见度确实低，所以，汉口的敌方不会起疑。但是，要他们相信云层和能见度在其他时段都如此低，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对死掉的间谍的发报手法相当熟悉，所以亲自发报，尽量模仿。虽然我未必能完全蒙住他们，但他们也难以肯定到底出了什么事。死掉的间谍没有接收器，所以汉口的日本人没法向他提问。碰到没有月亮的日子，我时不时会在晚上6点的电报中报告“高云层”。汉口距离重庆有500多英里，日本飞机如果晚上6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就已是深夜了，他们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因此，在晚上6点的电报里报出适宜轰炸的天气条件，我认为不太冒险。毫无疑问，现在还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如果知道破译的钥匙，“独臂匪”的密码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所以解密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 1 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系统得来的。
在我搞明白这些的同时，林翻译抄写了许多份报文分发给其他人，这样我们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吴翻译和朱学员回来的时候，带来了所需的中文电码书，学员们人手一本。在吴翻译确认每个学员都有一本电码书展开破译工作时，朱学员则在一旁帮助遇到困难的学员。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将近一百份的报文破译工作进展得非常快。
隨着时间的推移和破译工作的推进，报文的内容浮出水面。我听到十几种方言发出的惊叹声。尽管我很想尽快完成破译工作，但我还是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想一探究竟。结果是我们的发现远远地超过了预期。“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精卫汇报工作。
突然，吴翻译惊叫道：“这个肮脏的两面派！我在柏林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又出什么事了？”我问。
“我说的是德国防空顾问威纳先生。这里有份报文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飞行。中国的防空炮弹定下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一千英尺。”
“是吗，”我说，“这下不觉得意外了吧？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打下过任何东西。”
“‘刀斧手’会收拾威纳先生的。”吴翻译愤恨地说道。
“对此我很怀疑。”我指出，“他是一个德国官员，而希特勒的威慑力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吴翻译听了之后笑了。
“他当然不会被当众处死，”他说，“但是会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比方说突然病死。顾问，您想打个赌吗？威纳先生从现在开始只能活48小时了。”
我如果在这种事情上打赌，就太失策了，我更不会就“独臂匪”的存亡打赌，因为无数的报文暴露了他与叛徒汪精卫联络，报文指示要不计代价地争取“和平”，不惜动用恶意破坏、贿赂等手段，甚至提出了武力夺取政权的初步计划。报文中还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当我们将最后一份报文破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我把所有的参与者招呼到了一起。
“小伙子们，先等一下。”我说，并把吴翻译和林翻译叫到隔壁办公室。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他们，“10个学员和我们三个知道的情况都太多了，如果这些消息外泄，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被指控。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头上。”
吴翻译和林翻译明白了我的意思，脸色变得很严肃。
“我们应该怎么做？”林翻译问。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去见‘一号’，然后在他把所有的叛徒抓起来以前，让他对我们实行软禁。”我回答。
“我已经有点害怕了。”吴翻译说，林翻译跟着点头同意。
“那么把司机的车钥匙拿来，”我告诉吴翻译，“我来开车带你们一起去见‘刀斧手’。”
我们聚集在“刀斧手”的会客厅，吴翻译差人去禀报说顾问有很轰动的信息要面陈，感觉就像去捋虎须。
戴笠眼中带着睡意，对我们还算礼貌，但看得出，他对我们如此无礼地叫醒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听着吴翻译的陈述，脸色变得极其凶狠。吴翻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并把相关报文交给“刀斧手”过目。这时，“刀斧手”的脸上才浮出微笑，软化了原先的表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什么我们没听清，我猜是表扬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下他是彻底满意了。
“你跟将军讲了我们希望被关在他这里了吗？”我问吴翻译。
“将军说了，我们都是信得过的人，但是他还是觉得您的建议非常明智。”
“另外请你也告诉他，我很爱面子，不想丢脸。我答应过奖励每个人的。”
“将军说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嘉奖的，这也包括您。”
“告诉将军，”我说，“我只要有一杯酒、一份早餐和一张床就可以了。”
对于我的提议，将军大笑，拍掌立马吩咐佣人去准备。然后他和吴翻译又讲了几句话。
“将军说他要先走一步了。他必须马上去总部。”
“刀斧手”拿着报文，微微鞠了一躬后转身迅速离开。看着他阔步而去，我想重庆今天要有人进地狱了。
我在以前住过的客房里一直睡到下午，醒来时，发现吴翻译和林翻译正喝着“刀斧手”给的最好的威士忌，晃晃悠悠的像山羊一样。
“其他人呢？”我问。
“全走了，”吴翻译大着舌头说，“‘一号’一个小时前捎来了口信，说我们不需要待在这儿了。”
“那么所有的叛徒应该都被抓起来了。”
“全抓起来了，”吴翻译说，带着醉意笑了笑，“那个威纳先生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了。”
“那‘独臂匪’呢？”我问。
吴翻译用食指做割喉状，同时吞下大口威士忌。“再也喝不到他的威士忌了，也见不到他的女孩子了。”吴翻译假装呜呜地哭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国密码战》〕
当场活捉发报的日本间谍
海外通讯社报道：汪精卫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市遭暗杀逃脱，其秘书及另外三人受伤，枪手逃脱无踪。
看了这条消息，我不禁想，不知枪手有没有用我的消声器。
春天的到来和日渐晴朗的天空，意味着日本人的轰炸机不久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每天给汉口发气象电报的间谍。日本人的轰炸机大多从汉口起飞。我们不断地截获此人发送的无线电密码，每天三次：早上6点、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我们将截获的密电与实际天气作比较，分析云幕高度、能见度、气温、露点、风速和类似的数据，基本推算出了他的编码方式。虽然我们已确定他在南岸，但还没找到他的确切位置。
“笨驴”在华南有一个简易的无线电设备厂，勉强组装了几台设备，包括信号定位仪。定位仪是个简单设备，上面有一个调节盘，一个可以将声音传到听筒的静音话筒，和一个类似指南针的指针，用来指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这种仪器用在定位长波信号时非常准确，但是在定位短波信号的发射时就不准了。这也是间谍们通常都使用短波的原因。
为了不惹人注目，我让军统的杂工用轿子抬我们到南山的第一岭和第二岭转悠。这么做，就可以将仪器轻松地藏在轿子里。到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了。那是长江南边的一个自然温泉地带，当时的特权阶层经常到此泡温泉和游泳。
负责早上6点那一轮搜索的人员包围了一间简陋木屋。小屋坐落在离小镇几百英里处的一个山坡上。我被叫去用航空定位仪确认他们仪表上的数值。我是开车去的，摆渡过江，到达时正好赶上中午的一轮发报。每一个操作员由一个持枪士兵守卫。等到中午时，如果我的仪器的读数和他们的一致，士兵们就会匍匐前进，向小屋里的人发起攻击。
我和吴翻译、日语翻译还有一个士兵躲到了佛塔边的一棵松树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小屋。“笨驴”则躲得不见了踪影。12点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17千赫的电波信号。我的定位仪几乎直指小屋。吴翻译和我站起身，朝前溜达，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表示收网。尽管我已下令不要开枪，但我的卫兵还是朝小屋窗口里闪过的人影开了火。电报未发完就中断了。显然，间谍发现了我们。
我在向吴翻译解释面临的情况时，那个卫兵突然从隐蔽处蹿了出来，一边射击一边朝着小屋冲去。
“别杀那个日本人！”我朝吴翻译喊道，挥手示意他跟着我。
日本间谍转到小屋的另一个窗口朝外开枪，大家朝他还击。还好，双方的枪法都很臭，没有人被击中。那个日本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没怎么反抗就被擒获了。
我的车停在四分之一英里外。我对吴翻译说：“我去搜查屋子，你赶紧把日本人带到车里。”
我匆忙搜查了一下小屋，发现了一个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和几个干电池。土灶里残留着一些纸灰，估计是焚毁的密电码。我们在俘虏身上还找到了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们把吓坏了的日本间谍带到军统医生那儿。在我的指导下，日语翻译曾福开始审问间谍。但日本间谍因惊吓过度，说不出话。吴翻译见他不说日语，就用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交替问他。他显然能听懂，却拒不开口，一味摇头。
我把吴翻译和医生拉到一边。“准备一点阿美托钠，”我说，“他会开口的。”
医生咧嘴笑道：“我看，别想把针头插进这小日本鬼子身上。”
我叫来曾福和卫兵，让吴翻译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听后，商量了一阵子。
“他们怎么说？”我问吴翻译。
“他们说没问题了。”
当我从隔壁房间回来时，犯人正在静睡，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强制他就范的。医生还在咧着嘴笑，曾福则用冷毛巾擦着汗。随后，我把问题告诉吴翻译，由他翻译给曾福，再由曾福向犯人提问。犯人的回答也通过同样繁复的渠道反馈回来。
一开始，在阿美托钠和刑罚的双重影响下，犯人还是忸怩推诿。他假装听不懂日语，只用本地的方言作答。我们顺着这点追问时，他就假装自己是中国间谍，后又改口说自己是叛逃的日本人。经过两小时的审问，我们将他的答案汇总分析后得知，他是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后潜入重庆的，并且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他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草鞋、脏草帽、掉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褂。我们还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钱。
日本间谍入睡时，“笨驴”才现身。我把日本间谍交给“笨驴”处理，然后回住处去检查战绩。我发现，我们几乎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人可以轻易地再派人代替他。他落网一事，即使没有人通知汉口，当他到晚上6点还没发报时，汉口的敌人也能自己猜到。
我在办公室跟吴翻译、曾福，还有抓到间谍的卫兵正喝第二轮白兰地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吴，”我说，“晚上6点，我们要冒充他向汉口发报。”
“再喝一杯吧。”吴翻译安慰我说。
“不，我是认真的。假如我们像那个间谍一样，每天发天气报告，通报云层很低，那么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了。如果不发，汉口一定知道出事了，还会再空投一个间谍来继续发报。”
“他销毁了他的密码本。”
“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已经推算出足够的密码，可以发气象报告了。”
“不太可行吧，”吴翻译说，“昨天你还告诉学员们，有经验的操作员可以通过信号辨认出发报人，就像辨别字迹一样。” “确实如此，”我说，“所以，我们要让那个间谍本人来发。大家抓紧了，我们要在他醒来之前到他那儿。”
当我们到医生那里时，被告知“笨驴”在一小时前已经把日本间谍带走了。
我上了车，对吴翻译说：“告诉司机，加速。”
到监狱后，吴翻译和曾福与看门的士兵争执起来，又耽搁了好久。最终，我们被放行，进入监狱。
进了监狱后，那个军官找不着“笨驴”，便直接带我们去那个日本间谍的囚室。但囚室是空的。
“这位军官说，他们大概正在处决犯人。”吴翻译说。
“上帝啊！”我大叫，“让他阻止这件事。”
那个军官也不知如何是好，慢吞吞地领着我们在几个走廊绕来绕去，最后来到一个有石板地的宽敞院子。在院子的一头，我看见“笨驴”正和另外三个军官站在一起。那日本间谍则靠墙跪着，背对着我们。他身后的行刑手正拿步枪顶着他的脑袋，并没有用大刀。
我朝“笨驴”大喊，但是我的声音被一声枪响盖过了。日本间谍随即瘫在了地上。
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太阳偶尔从迷雾中现身，但每次都很短暂。日本俘虏已被处决，我们只得冒充他每天三次向汉口发送天气报告，报告内容都是天气很差。早上6点，重庆的能见度确实低，所以，汉口的敌方不会起疑。但是，要他们相信云层和能见度在其他时段都如此低，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对死掉的间谍的发报手法相当熟悉，所以亲自发报，尽量模仿。虽然我未必能完全蒙住他们，但他们也难以肯定到底出了什么事。死掉的间谍没有接收器，所以汉口的日本人没法向他提问。碰到没有月亮的日子，我时不时会在晚上6点的电报中报告“高云层”。汉口距离重庆有500多英里，日本飞机如果晚上6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就已是深夜了，他们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因此，在晚上6点的电报里报出适宜轰炸的天气条件，我认为不太冒险。毫无疑问，现在还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全面破解“独臂匪”的密电
如果知道破译的钥匙，“独臂匪”的密码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所以解密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 1 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系统得来的。
在我搞明白这些的同时，林翻译抄写了许多份报文分发给其他人，这样我们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吴翻译和朱学员回来的时候，带来了所需的中文电码书，学员们人手一本。在吴翻译确认每个学员都有一本电码书展开破译工作时，朱学员则在一旁帮助遇到困难的学员。通过大家一起努力，将近一百份的报文破译工作进展得非常快。
隨着时间的推移和破译工作的推进，报文的内容浮出水面。我听到十几种方言发出的惊叹声。尽管我很想尽快完成破译工作，但我还是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想一探究竟。结果是我们的发现远远地超过了预期。“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精卫汇报工作。
突然，吴翻译惊叫道：“这个肮脏的两面派！我在柏林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又出什么事了？”我问。
“我说的是德国防空顾问威纳先生。这里有份报文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飞行。中国的防空炮弹定下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一千英尺。”
“是吗，”我说，“这下不觉得意外了吧？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打下过任何东西。”
“‘刀斧手’会收拾威纳先生的。”吴翻译愤恨地说道。
“对此我很怀疑。”我指出，“他是一个德国官员，而希特勒的威慑力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吴翻译听了之后笑了。
“他当然不会被当众处死，”他说，“但是会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比方说突然病死。顾问，您想打个赌吗？威纳先生从现在开始只能活48小时了。”
我如果在这种事情上打赌，就太失策了，我更不会就“独臂匪”的存亡打赌，因为无数的报文暴露了他与叛徒汪精卫联络，报文指示要不计代价地争取“和平”，不惜动用恶意破坏、贿赂等手段，甚至提出了武力夺取政权的初步计划。报文中还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当我们将最后一份报文破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我把所有的参与者招呼到了一起。
“小伙子们，先等一下。”我说，并把吴翻译和林翻译叫到隔壁办公室。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他们，“10个学员和我们三个知道的情况都太多了，如果这些消息外泄，我们当中就有人会被指控。我可不希望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头上。”
吴翻译和林翻译明白了我的意思，脸色变得很严肃。
“我们应该怎么做？”林翻译问。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去见‘一号’，然后在他把所有的叛徒抓起来以前，让他对我们实行软禁。”我回答。
“我已经有点害怕了。”吴翻译说，林翻译跟着点头同意。
“那么把司机的车钥匙拿来，”我告诉吴翻译，“我来开车带你们一起去见‘刀斧手’。”
我们聚集在“刀斧手”的会客厅，吴翻译差人去禀报说顾问有很轰动的信息要面陈，感觉就像去捋虎须。
戴笠眼中带着睡意，对我们还算礼貌，但看得出，他对我们如此无礼地叫醒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听着吴翻译的陈述，脸色变得极其凶狠。吴翻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并把相关报文交给“刀斧手”过目。这时，“刀斧手”的脸上才浮出微笑，软化了原先的表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说了句什么我们没听清，我猜是表扬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下他是彻底满意了。
“你跟将军讲了我们希望被关在他这里了吗？”我问吴翻译。
“将军说了，我们都是信得过的人，但是他还是觉得您的建议非常明智。”
“另外请你也告诉他，我很爱面子，不想丢脸。我答应过奖励每个人的。”
“将军说了，每个人都会得到嘉奖的，这也包括您。”
“告诉将军，”我说，“我只要有一杯酒、一份早餐和一张床就可以了。”
对于我的提议，将军大笑，拍掌立马吩咐佣人去准备。然后他和吴翻译又讲了几句话。
“将军说他要先走一步了。他必须马上去总部。”
“刀斧手”拿着报文，微微鞠了一躬后转身迅速离开。看着他阔步而去，我想重庆今天要有人进地狱了。
我在以前住过的客房里一直睡到下午，醒来时，发现吴翻译和林翻译正喝着“刀斧手”给的最好的威士忌，晃晃悠悠的像山羊一样。
“其他人呢？”我问。
“全走了，”吴翻译大着舌头说，“‘一号’一个小时前捎来了口信，说我们不需要待在这儿了。”
“那么所有的叛徒应该都被抓起来了。”
“全抓起来了，”吴翻译说，带着醉意笑了笑，“那个威纳先生再也见不到下一个日出了。”
“那‘独臂匪’呢？”我问。
吴翻译用食指做割喉状，同时吞下大口威士忌。“再也喝不到他的威士忌了，也见不到他的女孩子了。”吴翻译假装呜呜地哭了。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国密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