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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的角色更像是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记录者。在毛主席对外公开的700多张照片里，有400多张出自侯波之手。因为在中南海担任了12年专职摄影师，侯波也被称为“红墙摄影师”。而由她拍摄的《开国大典》黑白照片，在不同出版物中被不断使用，如今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公共记忆之中。
1949年开国大典，是侯波摄影生涯中铭刻于心的记忆。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25岁的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激动人心的瞬间。而能够顺利按下快门，周总理也有“功劳”。
当时侯波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拍好的镜头，她不断地调整位置，甚至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的琉璃瓦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我发现总理还在拽着我的衣角。”
成为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之后，侯波习惯了毛主席所到之处必是前呼后拥。于是，侯波只好在众多警惕的卫士中，在欢呼的群众中，钻来钻去找角度。
20世紀50年代，毛泽东在河南农村看棉花丰收。棉农们、地方官员们形成了几道人墙，把毛主席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视线外。终于，她看见了堆积成山的棉花，就踩着囤积棉花的围子往上爬，上去后，忽地一下陷进了棉花堆里。正同棉农交谈的毛泽东忽然听到侯波的尖叫声，跟周围人说：“侯波掉进去了，去把她拉上来。”
因为有着非同常人的敏感，侯波对毛泽东微妙情绪变化的观察，几乎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比如，如果晚上没有休息好，毛主席看上去就气嘟嘟的。
将侯波带进摄影这扇大门的，其实是她的丈夫徐肖冰。
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
在这里，不满18岁的侯波和徐肖冰相识了。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同学是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朴实真挚，侯波回忆说：“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婚就算结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从那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徐肖冰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张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
侯波曾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谦逊如她，始终希望能够培养新一代的摄影师。侯波和丈夫离休后，只要是有益于少年儿童的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他们先后担任北京三里屯小学少年摄影学校顾问，浙江绍兴、临安市一些青少年摄影学校的顾问。
1995年，正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70岁的侯波抓住契机，提出创办中国女摄影人的组织——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为了完成夙愿，侯波克服了重重困难，到文联、民政部等主管部门申报，联络各个方面的有识之士，争取大家的支持。同年，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成立，首届名誉主席有王光美、聂力、黄启操，开创了中国摄影界协会的最高规格。
侯波在担任中国女摄协第一任主席期间，组织了蓬莱阁杯全国摄影大奖赛等多场大型摄影比赛。其中，“中国妇女、儿童摄影大赛”投资方曾出现变故，为了避免活动半路夭折，年逾古稀的侯波愣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湖南请求援助，最终活动有始有终地完成。
2017年11月底，侯波离开了。她留下的，是无数传世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具有文献级别的老一辈革命家影像。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文史博览·人物》2017年第11-12期〕
周总理“辅助”拍照
1949年开国大典，是侯波摄影生涯中铭刻于心的记忆。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25岁的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激动人心的瞬间。而能够顺利按下快门，周总理也有“功劳”。
当时侯波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拍好的镜头，她不断地调整位置，甚至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的琉璃瓦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后，我发现总理还在拽着我的衣角。”
成为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之后，侯波习惯了毛主席所到之处必是前呼后拥。于是，侯波只好在众多警惕的卫士中，在欢呼的群众中，钻来钻去找角度。
20世紀50年代，毛泽东在河南农村看棉花丰收。棉农们、地方官员们形成了几道人墙，把毛主席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视线外。终于，她看见了堆积成山的棉花，就踩着囤积棉花的围子往上爬，上去后，忽地一下陷进了棉花堆里。正同棉农交谈的毛泽东忽然听到侯波的尖叫声，跟周围人说：“侯波掉进去了，去把她拉上来。”
因为有着非同常人的敏感，侯波对毛泽东微妙情绪变化的观察，几乎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比如，如果晚上没有休息好，毛主席看上去就气嘟嘟的。
摄影伉俪
将侯波带进摄影这扇大门的，其实是她的丈夫徐肖冰。
14岁时，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几个月后，侯波来到延安，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先后上了7年学，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
在这里，不满18岁的侯波和徐肖冰相识了。有一天，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来，同学向侯波介绍说：“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当时，侯波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后来才明白，同学是有意介绍他俩相识。
战争年代的爱情朴实真挚，侯波回忆说：“我们选了一个晚上，买了些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婚就算结了。”
抗战结束后，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从那时起，侯波开始学起了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问题时，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取景、采光、洗印等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后转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徐肖冰则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
此后，在近30年的时间里，侯波夫妇俩拍摄了无数张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
开创中国摄影界大会的最高规格
侯波曾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谦逊如她，始终希望能够培养新一代的摄影师。侯波和丈夫离休后，只要是有益于少年儿童的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他们先后担任北京三里屯小学少年摄影学校顾问，浙江绍兴、临安市一些青少年摄影学校的顾问。
1995年，正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70岁的侯波抓住契机，提出创办中国女摄影人的组织——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为了完成夙愿，侯波克服了重重困难，到文联、民政部等主管部门申报，联络各个方面的有识之士，争取大家的支持。同年，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成立，首届名誉主席有王光美、聂力、黄启操，开创了中国摄影界协会的最高规格。
侯波在担任中国女摄协第一任主席期间，组织了蓬莱阁杯全国摄影大奖赛等多场大型摄影比赛。其中，“中国妇女、儿童摄影大赛”投资方曾出现变故，为了避免活动半路夭折，年逾古稀的侯波愣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湖南请求援助，最终活动有始有终地完成。
2017年11月底，侯波离开了。她留下的，是无数传世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具有文献级别的老一辈革命家影像。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文史博览·人物》2017年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