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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己见，名闻遐迩。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作学问。”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最后，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拒改一词，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1967年陈寅恪便有这样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
编辑/王洪丽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己见，名闻遐迩。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作学问。”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最后，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拒改一词，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1967年陈寅恪便有这样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
编辑/王洪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