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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特别的身份和处境，使其处于城乡的边缘状态。在空间上走进城市，但精神却游离于城市之外；其行为远离了农村习俗、传统习惯和道德的约束，而城市的道德规范他们还未曾认可，致使道德边缘化。只有集合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的道德文明素质。
[关键词]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
[中图分类号]D6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072-03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万亿元，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23.1％。(另有文章说，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弥补了城市建设中的劳动力不足，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许多中心城市和沿海率先开放的地区，能在长时间内保持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虽然农民工大多能认同城市道德规范，逐步形成城市行为习惯，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一直未认同城市文明、接受城市道德规范，因此，研究农民工道德问题，不仅关系农民工如何城市化，同时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及其表现
农民工，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他们是农业户口，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但在企业里上班，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拿企业的工资，是农民身份，但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但又不是市民；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熏陶，但又未融入城市文化；在空间上走进城市，但精神却游离于城市之外；其行为远离了农村习俗、传统习惯和道德的约束，而城市的道德规范他们还未曾认可。致使其道德处于城乡边缘状态。
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行为习惯差。在农村，无论是村头还是田间，大声嚷嚷、随地吐痰、乱扔乱撒都会被广阔天地所淹没，对他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进城后，原有的习性没有因为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其不文明行为很快受到了城市市民的讨厌与歧视。二是主人翁责任感不强。进城之后，工作没有保障、权益得不到保护、生活简单清苦，城市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成就感，更没有依附感。对城市没有“家”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陌生人”的感觉：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自己没有关系。这种感受极易促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对城市产生出一种复杂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过客心理。正是这种过客心理，导致他们对所在城市缺少“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不愿意主动地吸纳城市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愿意积极承担城市文明道德建设的责任。这样的心态严重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他们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从而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道德建设的进程。三是“爱岗敬业”不够、“诚实守信”缺乏。农民工在城市既不具有正式市民的身份，在单位也不具有正式职工的身份，即使农民工在岗位上干得最好，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任用、培训、升迁，更谈不上在工厂里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在很多方而享受不到正式工人的同等权力。所以，大部分农民工处于生存的考虑，虽然基本能“敬业”，但很难做到真心“爱岗”。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经商过程中缺乏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大到不严格履行经济合同、做假账、偷税漏税，小到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等等，特别是制假、售假案件的频频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二、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的成因
(一)受教育程度不高，易受不良习气影响
农民工是否融入城市，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它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文化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也容易融入城市，形成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市民认同。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低，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年龄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毕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慢，是非标准不清、道德判断能力不高，易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
(二)农民工角色转变，失德成本低廉
农民工在城市这个全新的环境中，对期待角色的真正内涵把握不准，新环境又没有提供期待角色的范本，加之他律性不强，造成自律性迷失。农民在村里，有家人、族人、亲戚、朋友等不同成分组成个体的熟人圈子。这种熟人圈子既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后盾，同时也必然地会对个人形成诸多约束体系，要求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乡村生活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如：来自亲属的压力、社会道德、乡俗村约等。在农村，有些约束是重要的，如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农民具有朴素的道德评判标准，对熟人社会形成的圈子给予自己的评价非常在意，因而这些约束非常有力。农民碍于自己的尊严、家人的面子，顾忌到宗族、邻人的评价，一般会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不做出遭受道德谴责的事。反之，如果行为不检点，将遭受来自许多方面的斥责，从人格上将被排斥出这个圈子，这种遭遇，势必会对当事人精神将造成极大痛苦。因而，为了维系自己的尊严，为了不被自己生活的社会所排斥，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会顾忌很多，也会较严格地要求自己。农民工在自己的乡土社会里失德的精神成本比较高昂，所以行为比较规范。
农民进入城市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熟人社会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这是一个匿名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知底，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只要自己隐藏起来，基本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带来影响。与以前的熟人社会相比，没有亲人的规劝或管束、没有熟人的监督、没有乡规民约的约束、没有地方权力的管理、没有舆论压力和精神包袱。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行为的自我约束将变得松弛，外界评价方面的顾忌和禁忌将大为减少，失德的精神成本由此 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观念上、习惯上，由于失去行为规范的“参照系”，而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失德行为。
(三)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在农村，虽然收入不高，生活清贫，但家家相似，没有多大差别，农民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很容易维护内心的平衡与宁静。由于生活的贫困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民工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被一些城市市民称为是“二等公民”，遭受歧视。每一个农民工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一是物质上不平等，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收入却极其微薄，相反，城里人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付出极少收入却远远超过自己，反差非常强烈；二是精神上的不平等，农民工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几乎都生活在种种歧视和欺侮之中，城里人瞧不起农民工，耻于与其为伍，许多行业、区域甚至包括一些管理机构也出台对农民工的许多歧视性政策，每个农民都会强烈地体会到城市对自己人格上的羞辱。由于这种不平等，农民工内心的宁静就被打破，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城市的仇视和反抗。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族群对立”和“社群隔离”，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社会活动不关心、不参与，增加了对城市的疏离感，难以形成正常市民的规则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经常受挫，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人际关照，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从而导致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当这种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产生极端反社会行为。
(四)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干扰了农民工道德思维方式
市场经济极大的激发了人的生产性动机，加之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未健全，受利益的驱使，坑蒙拐骗、以次充优、以假乱真、缺斤短两时有发生，官员腐败，老板阴险刁钻，强化了一些人对道德行为的怀疑心理和排斥态度，并将这种思维方式衍化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认为人的行为不管多么高尚，都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从而导致亲社会心理和行为逐渐弱化，对社会道德行为采取怀疑态度，从而导致社会责任感不高、职业道德缺失，甚至只关注自身而极少关心别人的疾苦。加之违反道德的行为未受到惩罚，遵守道德的行为尚未得到相应的回报，使农民工与社会心理距离逐渐拉大，他们对这些失德行为和社会不良风气的愤慨就可能不合适地宣泄到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上，其中有些人可能会把愤慨发展成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给社会带来直接危害。
(五)农民工教育缺位，管理不力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多。但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农民公德教育问题。流出地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只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尽快使其脱贫致富，急功近利，很少关注职业培训，至于思想道德的培训，更是天方夜谭。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仅仅停留在口号、标语、专栏里的大话、空话上。用工单位对农民工的管理基本停留在“不出事就行”的观念上。他们居住的社区，也只有物业管理制度，门卫制度等，未曾真正从本质上关注他们。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没有形成农民工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训成长机制。
三、提高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的对策
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重点是帮助其学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正确处理一系列矛盾和关系。
(一)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
一个人素养的形成，需要从外界获得知识接受教育，而受教育者能否提高道德认识、选择正确的道德行为，关键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使教育的内容内化为其自身的深刻认识，离开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就难以达到目的。城市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农民工，关键是其社会化程度太低，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社会是文明的、有序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都必须遵守社会规则、履行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马克思明确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马克思看来，人若没有自律，就没有道德可言。打铁需要自身硬，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自己鉴别是非的能力，能动的、主动地、自主地、积极地接受城市文明，自觉的学习城市基本生活常识、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不断提高修养、规范行为，克服陋俗。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体验自己的道德责任，强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将道德“他律”变为自己内在的“自律”，养成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评价的好习惯，使良好的道德行为成为自己做人做事的一种品质，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做到慎独，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二)创新教育手段，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道德教育，重点是帮助农民工学会在城市化过程中明辨是非、甄别善恶、区分美丑，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在教育手段上，首先，不能沿用高谈阔论、道德说教的方法。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相对比较低，对于那些高深的道德理论问题，他们无法在短期内搞清楚，而且在日常道德实践中也不需要搞得很清楚。对于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问题的说教上或学习红头文件，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无法接受。只有通过喜闻乐见，便于他们践行的道德实践活动，采取生动、活泼、有趣的传授方式，发挥道德活动和载体的弃恶扬善作用，使其在道德实践中养成道德习惯。其次，不能采取生搬硬套、道德灌输的方法。道德灌输方法必然产生教育主客体的不平等，加之教育者的救世主心态，只会激起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因此，应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体育、民俗、健身活动，形成以帮带教，寓教于乐的学习局面。让农民工在最普通的娱乐活动中受到道德教育，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始展开道德实践，从而促使公民道德的养成。再次、不要面面俱到，大而无当。根据农民工目前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和在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教育。“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要从农民工的需要出发，把道德建设目标同期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结合起来，为其办实事，主持公道，扶正祛邪，创建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改善其生活工作待遇，提高生活质量，这种良性循环和博弈效应是他们尝到甜头，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深刻感到不是摆花架子、搞形式，而是为民排忧解难，真正维护其利益，由此激发农民工对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以社区为载体，加强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仍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农民工进城，大多数分散在各个城市社区，就职于非国有经济企业，用人单位对于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学习几乎处于失控或不闻不问的状态。社区则成了他们道德观念赖以形成和成长的根基，而社区教育则成为了他们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加强社区载体的建设，发展社区教育作用，发挥社区整合功能，通过社区活动、市民学校等载体，健全农民工党团组织，为农民工提供读书阅报、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方便。在异中求同，使不同的构成要素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整体。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合法的社区成员，纳入一种规范的社区环境中，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权力，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其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社区还应利用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创造一个真实性的教育情境，为农民工理解、体验价值、美德、社会规范、法律等问题在生活中的表现和意义提供机会，在各种活动与交往中形成优良品德，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守道德，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习惯。
(四)加大大众媒介的正面引导，为农民工正名
借助大众媒介，加强舆论引导，改变对农民工的误解和歧视。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端正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识，加强对农民工的客观报道。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多种形式，大力推广各地各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素质教育的好做法、好经验，积极宣传农民工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政府和用人单位要对品行兼优的农民工要给予表彰奖励，让农民工感受到高尚道德与物质利益的一致性。通过宣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接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转变对其观念，加强与其沟通交流，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承接平台，消除农民工的自卑和不满。
(五)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道德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与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培养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要求形成一个道德教育的环境系统，要自始至终形成合力，不能相互抵消，相互掣肘，不能光靠教育者个人说教，而要形成一个道德环境，依靠道德教育系统对人们产生综合影响。农民工群体道德素养的养成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全社会各类人群范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党和国家，应从政策保障、规范指导、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实质性的关怀、爱护和帮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让农民工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并由衷的以诚实的劳动和规范的行为回报社会。同时，还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净化社会风气。各级政府应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加快城乡二元经济改革的步伐．用完善的制度淡化市民与农民的角色。社会群体，包括社会精英(公共管理者、科学家、企业家等)、公众人物(文体明星等)、教育工作者和传媒要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将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公众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使农民工群体学有榜样，行有土壤，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农民工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各界、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只有集合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一整套系统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 陈合营
[关键词]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
[中图分类号]D6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10-0072-03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建设城市和繁荣农村的双重任务，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万亿元，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23.1％。(另有文章说，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农民进城务工，一方面弥补了城市建设中的劳动力不足，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许多中心城市和沿海率先开放的地区，能在长时间内保持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虽然农民工大多能认同城市道德规范，逐步形成城市行为习惯，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一直未认同城市文明、接受城市道德规范，因此，研究农民工道德问题，不仅关系农民工如何城市化，同时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及其表现
农民工，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他们是农业户口，户籍身份是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但在企业里上班，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拿企业的工资，是农民身份，但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但又不是市民；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熏陶，但又未融入城市文化；在空间上走进城市，但精神却游离于城市之外；其行为远离了农村习俗、传统习惯和道德的约束，而城市的道德规范他们还未曾认可。致使其道德处于城乡边缘状态。
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行为习惯差。在农村，无论是村头还是田间，大声嚷嚷、随地吐痰、乱扔乱撒都会被广阔天地所淹没，对他人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进城后，原有的习性没有因为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其不文明行为很快受到了城市市民的讨厌与歧视。二是主人翁责任感不强。进城之后，工作没有保障、权益得不到保护、生活简单清苦，城市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成就感，更没有依附感。对城市没有“家”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陌生人”的感觉：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自己没有关系。这种感受极易促使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对城市产生出一种复杂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过客心理。正是这种过客心理，导致他们对所在城市缺少“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互动；不愿意主动地吸纳城市文明，而对之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愿意积极承担城市文明道德建设的责任。这样的心态严重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他们短期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从而增加了城市的不安定因素，严重阻碍了社会道德建设的进程。三是“爱岗敬业”不够、“诚实守信”缺乏。农民工在城市既不具有正式市民的身份，在单位也不具有正式职工的身份，即使农民工在岗位上干得最好，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任用、培训、升迁，更谈不上在工厂里有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在很多方而享受不到正式工人的同等权力。所以，大部分农民工处于生存的考虑，虽然基本能“敬业”，但很难做到真心“爱岗”。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经商过程中缺乏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大到不严格履行经济合同、做假账、偷税漏税，小到偷工减料、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短斤少两等等，特别是制假、售假案件的频频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二、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边缘化的成因
(一)受教育程度不高，易受不良习气影响
农民工是否融入城市，自身的文化知识和能力的整体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它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文化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也容易融入城市，形成市民观念，承担市民义务，得到市民认同。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低，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年龄绝大部分集中在20～35岁之间，文化程度大多为初中毕业。这必然导致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慢，是非标准不清、道德判断能力不高，易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
(二)农民工角色转变，失德成本低廉
农民工在城市这个全新的环境中，对期待角色的真正内涵把握不准，新环境又没有提供期待角色的范本，加之他律性不强，造成自律性迷失。农民在村里，有家人、族人、亲戚、朋友等不同成分组成个体的熟人圈子。这种熟人圈子既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后盾，同时也必然地会对个人形成诸多约束体系，要求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乡村生活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如：来自亲属的压力、社会道德、乡俗村约等。在农村，有些约束是重要的，如社会道德、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农民具有朴素的道德评判标准，对熟人社会形成的圈子给予自己的评价非常在意，因而这些约束非常有力。农民碍于自己的尊严、家人的面子，顾忌到宗族、邻人的评价，一般会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不做出遭受道德谴责的事。反之，如果行为不检点，将遭受来自许多方面的斥责，从人格上将被排斥出这个圈子，这种遭遇，势必会对当事人精神将造成极大痛苦。因而，为了维系自己的尊严，为了不被自己生活的社会所排斥，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会顾忌很多，也会较严格地要求自己。农民工在自己的乡土社会里失德的精神成本比较高昂，所以行为比较规范。
农民进入城市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熟人社会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这是一个匿名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知底，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只要自己隐藏起来，基本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带来影响。与以前的熟人社会相比，没有亲人的规劝或管束、没有熟人的监督、没有乡规民约的约束、没有地方权力的管理、没有舆论压力和精神包袱。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行为的自我约束将变得松弛，外界评价方面的顾忌和禁忌将大为减少，失德的精神成本由此 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观念上、习惯上，由于失去行为规范的“参照系”，而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失德行为。
(三)心理失衡，行为失范
在农村，虽然收入不高，生活清贫，但家家相似，没有多大差别，农民生活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很容易维护内心的平衡与宁静。由于生活的贫困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农民工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被一些城市市民称为是“二等公民”，遭受歧视。每一个农民工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城乡差别和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一是物质上不平等，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但收入却极其微薄，相反，城里人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付出极少收入却远远超过自己，反差非常强烈；二是精神上的不平等，农民工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几乎都生活在种种歧视和欺侮之中，城里人瞧不起农民工，耻于与其为伍，许多行业、区域甚至包括一些管理机构也出台对农民工的许多歧视性政策，每个农民都会强烈地体会到城市对自己人格上的羞辱。由于这种不平等，农民工内心的宁静就被打破，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不同程度地产生对城市的仇视和反抗。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族群对立”和“社群隔离”，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无法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对所生活的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无法产生主人翁意识，对城市的社会活动不关心、不参与，增加了对城市的疏离感，难以形成正常市民的规则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经常受挫，产生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人际关照，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从而导致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当这种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产生极端反社会行为。
(四)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干扰了农民工道德思维方式
市场经济极大的激发了人的生产性动机，加之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未健全，受利益的驱使，坑蒙拐骗、以次充优、以假乱真、缺斤短两时有发生，官员腐败，老板阴险刁钻，强化了一些人对道德行为的怀疑心理和排斥态度，并将这种思维方式衍化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认为人的行为不管多么高尚，都是出于利己的动机，从而导致亲社会心理和行为逐渐弱化，对社会道德行为采取怀疑态度，从而导致社会责任感不高、职业道德缺失，甚至只关注自身而极少关心别人的疾苦。加之违反道德的行为未受到惩罚，遵守道德的行为尚未得到相应的回报，使农民工与社会心理距离逐渐拉大，他们对这些失德行为和社会不良风气的愤慨就可能不合适地宣泄到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上，其中有些人可能会把愤慨发展成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给社会带来直接危害。
(五)农民工教育缺位，管理不力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流入城市的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多。但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农民公德教育问题。流出地政府在组织劳务输出时，只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尽快使其脱贫致富，急功近利，很少关注职业培训，至于思想道德的培训，更是天方夜谭。流入地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仅仅停留在口号、标语、专栏里的大话、空话上。用工单位对农民工的管理基本停留在“不出事就行”的观念上。他们居住的社区，也只有物业管理制度，门卫制度等，未曾真正从本质上关注他们。长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没有形成农民工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训成长机制。
三、提高农民工道德文明素质的对策
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重点是帮助其学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正确处理一系列矛盾和关系。
(一)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力
一个人素养的形成，需要从外界获得知识接受教育，而受教育者能否提高道德认识、选择正确的道德行为，关键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使教育的内容内化为其自身的深刻认识，离开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就难以达到目的。城市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农民工，关键是其社会化程度太低，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社会是文明的、有序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都必须遵守社会规则、履行社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马克思明确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马克思看来，人若没有自律，就没有道德可言。打铁需要自身硬，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自己鉴别是非的能力，能动的、主动地、自主地、积极地接受城市文明，自觉的学习城市基本生活常识、规章制度、道德规范，不断提高修养、规范行为，克服陋俗。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体验自己的道德责任，强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将道德“他律”变为自己内在的“自律”，养成自我检查、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评价的好习惯，使良好的道德行为成为自己做人做事的一种品质，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做到慎独，使自己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二)创新教育手段，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道德教育，重点是帮助农民工学会在城市化过程中明辨是非、甄别善恶、区分美丑，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在教育手段上，首先，不能沿用高谈阔论、道德说教的方法。由于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相对比较低，对于那些高深的道德理论问题，他们无法在短期内搞清楚，而且在日常道德实践中也不需要搞得很清楚。对于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问题的说教上或学习红头文件，他们既没有兴趣，也无法接受。只有通过喜闻乐见，便于他们践行的道德实践活动，采取生动、活泼、有趣的传授方式，发挥道德活动和载体的弃恶扬善作用，使其在道德实践中养成道德习惯。其次，不能采取生搬硬套、道德灌输的方法。道德灌输方法必然产生教育主客体的不平等，加之教育者的救世主心态，只会激起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因此，应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体育、民俗、健身活动，形成以帮带教，寓教于乐的学习局面。让农民工在最普通的娱乐活动中受到道德教育，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始展开道德实践，从而促使公民道德的养成。再次、不要面面俱到，大而无当。根据农民工目前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和在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教育。“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要从农民工的需要出发，把道德建设目标同期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结合起来，为其办实事，主持公道，扶正祛邪，创建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改善其生活工作待遇，提高生活质量，这种良性循环和博弈效应是他们尝到甜头，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实惠，深刻感到不是摆花架子、搞形式，而是为民排忧解难，真正维护其利益，由此激发农民工对道德建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三)以社区为载体，加强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实效性 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仍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农民工进城，大多数分散在各个城市社区，就职于非国有经济企业，用人单位对于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学习几乎处于失控或不闻不问的状态。社区则成了他们道德观念赖以形成和成长的根基，而社区教育则成为了他们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加强社区载体的建设，发展社区教育作用，发挥社区整合功能，通过社区活动、市民学校等载体，健全农民工党团组织，为农民工提供读书阅报、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方便。在异中求同，使不同的构成要素在某种一致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整体。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合法的社区成员，纳入一种规范的社区环境中，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权力，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促进其精神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社区还应利用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创造一个真实性的教育情境，为农民工理解、体验价值、美德、社会规范、法律等问题在生活中的表现和意义提供机会，在各种活动与交往中形成优良品德，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守道德，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习惯。
(四)加大大众媒介的正面引导，为农民工正名
借助大众媒介，加强舆论引导，改变对农民工的误解和歧视。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端正社会特别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识，加强对农民工的客观报道。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多种形式，大力推广各地各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素质教育的好做法、好经验，积极宣传农民工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政府和用人单位要对品行兼优的农民工要给予表彰奖励，让农民工感受到高尚道德与物质利益的一致性。通过宣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接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转变对其观念，加强与其沟通交流，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承接平台，消除农民工的自卑和不满。
(五)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道德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与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培养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要求形成一个道德教育的环境系统，要自始至终形成合力，不能相互抵消，相互掣肘，不能光靠教育者个人说教，而要形成一个道德环境，依靠道德教育系统对人们产生综合影响。农民工群体道德素养的养成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全社会各类人群范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党和国家，应从政策保障、规范指导、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实质性的关怀、爱护和帮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利益，让农民工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并由衷的以诚实的劳动和规范的行为回报社会。同时，还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净化社会风气。各级政府应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加快城乡二元经济改革的步伐．用完善的制度淡化市民与农民的角色。社会群体，包括社会精英(公共管理者、科学家、企业家等)、公众人物(文体明星等)、教育工作者和传媒要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将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公众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使农民工群体学有榜样，行有土壤，目标明确，有的放矢。
农民工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各界、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只有集合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一整套系统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 陈合营